在時間鐵道上流連的鬼魂─《沉睡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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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30

新生代女導演鄭芬芬的第一部劇情片《沉睡的青春》,她稱之為一部「愛情推理電影」,片中也有一件「不能說的秘密」,需要入戲合作的觀眾在敘事過程之中一同揭曉解密─就像閱讀童話時,讀者必須暫時懸擱「小動物為何開口能言」的質疑。然而,和近來童話般的愛情電影相比,《沉睡的青春》雖然有一對甜美小情侶作為故事主軸,表面上帶有愛情故事的外貌,但由此一軸心而開展出來的紡線,卻複雜幽微、治絲益棼。



《沉睡的青春》故事描述一位久困於平溪線上「老徐鐘錶行」的女孩徐青青〈郭碧婷飾〉,在母親出走、父親酗酒消沉之後,只好由她接手鐘錶修理的工作、肩負起延續這家老字號的責任。似乎,她就要永恆地隨著一屋子流逝的滴答鐘錶聲,慢慢隱沒於消沉的黑暗之中。此時,突然出現一位意外訪客,每天都來店請求修理一只滲水停擺的手錶。年輕男孩名叫蔡子涵〈張孝全飾〉,木訥地以每日午後三點的造訪行動,表露他自國小時代迄今對於她的秘密暗戀。青青的寂寞心房砰然敞開,與他展開了一段純純的愛戀:他帶著她走出了老鐘錶行、步上通往外面世界的鐵軌…。然而,這個男孩的身份卻逐漸變得可疑、撲朔迷離,她甚至開始分辨不清:到底這個男孩究竟是蔡子涵還是他的好友陳柏宇?一個埋藏已久的秘密隨著敘事的安排慢慢揭曉:原來,蔡子涵與陳柏宇是一對哥兒們、死黨好友,但是當蔡子涵於一場意外中溺水而死,陳柏宇出自深刻的內疚自責而精神分裂,每日午後三時整就切換人格變成了蔡子涵,來到鐵道邊沿的老徐鐘錶行,與暗戀已久的青青約會,似乎要替死去的蔡子涵完成他來不及的秘密夢想…。



青春早夭的悲劇,刻骨銘心的男孩情誼,永恆的、一次性的意外與傷害,有如西西佛斯滾石一般、內疚彌補的行動,以及「只剩下自己一人」的孤獨感和恐懼感,都成了《沉睡的青春》背後深沉的主題。鄭芬芬導演自陳,這是一部「療傷系電影」,試圖把鏡頭從戲劇性強烈、暴力性的「死亡悲劇」移開,轉而聚焦在創傷事件發生之後、倖存的親人與朋友之上,意在撫慰和療癒那些無法一次死去、陷於反覆無止盡折磨痛苦的生者。雖然,這部電影表面上主要以一段青澀、清純的初萌戀愛作為彼此療癒的方式〈徐青青的孤獨感、被棄感,以及一段愛情的錯失,同樣也需要治療〉,但事實上整部電影的「敘事」才是真正的療傷機制。作為一部處女作,《沉睡的青春》在敘事技巧上已趨成熟沉穩,從片首徐青青角色和心境的提點描繪,經過女孩遇見男孩的邂逅時刻,推展一段清純戀愛,接著以男孩雙重身份的疑惑來歧出、複雜化原本看似單純的愛情故事,最後深入了、回到了創傷時刻發生的那一個原初場景。



這一系列劇情的推演鋪陳,不急不徐、配置得宜,顯見鄭芬芬對於劇本書寫的嫻熟功力。徐青青的角色並未在一開始就加以定型,而是隨著戀愛故事而漸次開展〈比如她先是展示了她修理細密鐘錶的一手好工夫,以及稍後展現了積極的行動力、主動探求男孩身份〉。張孝全一人分飾二角,也在雙重人格的轉切中演繹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男孩形象:一個是內向、木訥、懾嚅的蔡子涵,另一是外向、陽剛爽朗、吊兒郎噹的陳柏宇。而電影空間也從老徐鐘錶行和戀愛鐵道,延伸至陳柏宇所居住的療養院、以及蔡子涵家人的眷村。如此劇情的由簡入繁,人物形象的漸層立體、舞台的延伸切換,在鄭芬芬的劇情安排之中井然有序,而「推理愛情」所需要的懸疑設置、謎語提出、以及解謎進程,也達到了迷惑觀眾、進而帶領觀眾進入迷團、最後水落石出的效果。



對於電影空間的選擇和配置,可以看出《沉睡的青春》雖然可以列為目前國片復甦氣象中「愛情電影」策略之列,但也有另外一種未明言的企圖。老徐鐘錶行所在的平溪線,串連出鐵軌、隧道、以及小山城的鄉間場景,這不禁讓人想起侯孝賢從《戀戀風塵》直到《珈琲時光》的鐵道小鎮母題:都市化和工業化的浪潮之下,唯有一條延伸入即將沒落的山城的鐵道,才能讓我們重返至過往時光。而這種瀰漫在台灣新電影中的樸實情感,也在徐青青和蔡子涵的愛情故事中重現,那種阿雲和阿遠、陽子和肇之間素樸純粹的男女情感,弔詭地那麼台灣本土味、又那麼日本風。前現代的鐵道小山城,成為現代城市人的鄉愁,也讓台灣人憶起日本殖民時代那種純樸農村的人際情感。



如果說片中平溪支線的鐵道,連結了八○年代台灣新電影那種徐緩清淡、寧謐沉吟的氣氛,那麼另外兩個場景,亦即療養院和眷村,卻暗中指涉了當下、也指向了一個未知的、不確定的未來。片中的醫院,其實取自樂生療養院,是一個前陣子聚集了各種論述和實踐的場域,也讓社會重新檢視從日治到政黨輪替這段歷史中,權力對於弱者的一貫態度。同樣的,即將拆遷的眷村場景,也暗示了本土意識興起、新政掌權之後,所必要剷除與夷平的歷史空間、所必定抹除的記憶座標。當然,作為一部被眾人寄予復甦電影市場任務的新生代國片、處於急欲擺脫臺灣新電影傳統的潮流之中〈尤其當台灣新電影被指控為壓垮電影市場的稻草,尤其當藝術電影被斥為妖魔、被指責為罪人、被譏為幼稚者的自溺等主流意見之際〉,直指政治、介入批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智的,但《沉睡的青春》卻成功地讓這些行將凋零毀壞、籠罩在遺忘陰影之下的空間以及瀰漫於內的時光,滲入了片中的哀傷懷舊氣氛,相互烘托暗喻。



除了藉由空間選擇來營造獨特氛圍之外,這些空間所瀰漫、所氤氳而出的時光氛圍,也和鄭芬芬所刻意配置的「時間」母題緊密扣連。「老徐鐘錶行」即是明指時間議題的核心,店內四牆掛滿老式鐘錶,秒針刻畫的滴答作響,隱喻了荳蔻年華的徐青青彷彿被「時間之牆」所囚禁、所規限,她的時間彷彿靜止停滯了,被封鎖、固著在時間軸中發生的創傷裡〈幼時父母離異〉;青春尚未開始,就已經開始老去。同樣的,陳柏宇則被囚禁在蔡子涵死去的那一刻裡,每至午後三時立即人格切換,拿著一只反覆溺斃的手錶,來到鐘錶行請青青加以修理。而這就像921災民曾經患了強迫症般、一再返回災難廢墟的場景、凝視浸淫於那些斷層的肌理以及創傷的痕跡。然而,在這些被創傷記憶所緊密封閉的囚禁意象中,鄭芬芬也穿插了帶有時間印記的希望意象:鐵道。鐵道作為十九世紀以及現代化的象徵〈二十世紀的象徵則是汽車〉,其實和時間息息相關:鐵道系統發明之後,開始出現對於「時刻表」的需要;本初子午線的制定會議,也是開展了「全球時間標準化」的歷史時刻,開啟了「時間即是金錢」、分秒必爭、精確度量時間刻度的工業時代。日治時代南北縱貫鐵路的完成,除了逐漸形塑了「台灣一體」的集體意識之外,也象徵了現代化工程的高峰。雖然,《沉睡的青春》中的鐵道,也延續了現代化的意象,帶有一種走向外面世界、「向前行」的意義。那麼,青青和子涵二人沿著鐵軌散步的約會,其實也就隱含了走出封閉創傷空間的正向意義。然而,特別的是,台灣偏僻小山城的支線鐵道風景,卻又帶有濃郁的懷舊氣息,彷彿象徵現代化的鐵道同時也可以開啟時光之旅、載著我們重返「前現代」的素樸世界。如此似乎矛盾、多層次的時間意象,不但讓時間之意義變得豐富而複雜了,也在片中形塑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令人驚豔的場景;比如,鐘錶修理其實是一門已然古老的手工行業〈即使「時間」和「手錶」也和機械文明、現代世界緊密相關〉,印象中總是由男性老師傅在小燈泡下埋首修錶,但片中卻由少女青青來擔任鐘錶師傅,而她謹慎地戴上眼鏡、眼睫低垂、專注地拆開錶殼、旋緊微巧的螺絲、校正細密的齒輪,都使得徐青青的角色散發一種難以言說的魅力靈光─「療傷系美少女」的形象並不單單來自於郭碧婷本人的清新、靈氣婉轉的外貌,更來自於導演對於徐青青神來一筆的角色塑造和設定。



除了經由「時間」與「空間」的反覆層疊、漸次展開之外,張孝全一人分飾二角的安排,提出了「雙重」〈double〉的議題:究竟那個男孩是蔡子涵或是陳柏宇?這樣的提問,在片中無法獲得明確的回答,反而引來更多饒富深意的問題。首先點出的是愛情的本質,究竟愛情是如何在二人之間發生的?以及,究竟是在誰和誰之間發生?在激情過後〈也包括在激情之前和當下〉,你〈仍〉是你嗎?我〈還〉是我嗎? 相戀的兩人是否可能只是依照著自己的想像、回憶、或是情境,在「扮演」著似乎應該扮演的角色?於是,愛上徐青青的那個人,真的是蔡子涵嗎?或者其實是陳柏宇〈假戲真作,他被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所影響而真的愛上她〉?還是扮成蔡子涵的陳柏宇?反過來,青青愛上的是誰?如果我們以懷疑論立場去質問愛情的現場,那麼「在場」〈present〉或「不在場」〈absent〉的問題也就油然而生─而這不就像「鬼魂」的邏輯嗎?似乎不在眼前卻又無處不縈繞,確實存在又子虛烏有,難以捉摸和定位,卻有可能只是自己出於恐懼而來的投射或想像〈我們不也因為恐懼孤獨、而想像或渴望愛情嗎〉?而片中兩個男孩之間,是否其實有一種更為深刻而無法張顯的情感?那麼,這似乎就不是一個愛情故事,反而複雜成一段奇異的三角戀情?另外,劇中張孝全所飾演的兩個角色,究竟是陳柏宇的內在「分裂」出蔡子涵呢?或者真的是被蔡子涵的鬼魂從另一個世界「附體」而成呢?以醫師角度而言這只是一種創傷之後的病徵,但以神秘主義角度來看,戀人彷彿遭受鬼魂附體,而愛情的邏輯和鬼魂的本體其實沒有相差太遠。那些人去樓空、遊客止步的沒落小山城,廢墟一般的空間和樓房,可能早已藏匿了許多因為受傷、遭棄、哀慟的古老幽靈,使得全片在色調和光影上髹染上一層古舊、奇異、陰鬱甚至陰森的顏色。也許,當片中這對初戀的小情侶一起沿著鐵軌行走、穿越那個隧道之際,他們所懼怕、進而以高聲大喊來驅走的鬼魂,恰好反而在此刻被他們齊聲召喚而來、糾纏附體…。



在「純愛電影」或「療傷系電影」如此簡單、易讀的宣傳標籤底下,《沉睡的青春》其實有更為複雜幽微的意圖,試圖描繪心理、勾勒情感、暗示時代背景的樣貌;而這些描摹之所以成功,在於時間和空間元素的調度、氣氛的營造、視覺影像的掌握、以及敘事架構的推衍。令人最為訝異的是其影像質感,可以想見在攝影打光上下了許多工夫。可惜的是,也許導演本人也意識到了本片的曖昧難明多層次之處,因而在剪輯階段附上了字卡,試圖進一步說明人物內在幽暗以及釐清多層故事交接的縫隙,卻反而造成了文字述說與影像呈現之間的衝突。然而,總體來看,《沉睡的青春》作為鄭芬芬導演第一部大螢幕作品,其實瑕不掩瑜,既沒有拋棄台灣新電影傳統中能夠加以活化的元素〈比如那種既本土又日本的樸素純潔氣息、比如鐵道小山城的美好場景〉,也在一片拯救國片挽回觀眾的呼聲中〈較為輕盈的題材、貼近年輕觀眾的故事、類型化的趨向〉沒有缺席。《沉睡的青春》也許無法立即喚醒許久不曾觀賞國片的觀眾,卻也點出了一個值得期待和發揮的創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