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bavica一首重生的《旅行之歌》

沒有硝煙瀰漫的戰火、沒有血流成河的戳殺、沒有拋頭顱灑狗血的G.I.、沒有矯揉造作的車站吻別－潔絲米拉茲巴尼奇（Jasmila Zbanic）的《旅行之歌》清晰真摯的記錄了煙火散去、塵埃落地後的寂靜廢墟，與承載死亡記憶、同時延續生命的女人們。以拍攝內戰紀錄片起家、對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社會硝煙瀰漫現況相當熟悉的潔絲米拉，積極的向歐洲各國尋求外資，2006完成的她的第一部劇情片《旅行之歌》，旋即獲得德國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金熊獎、人道主義精神獎以及和平電影獎。

《旅行之歌》的原文片名為Grbavica，指的是「woman with a hump」，意義可延伸至有包袱、懷了孕或是背負苦難的女人；除了詞彙本身的內涵，Grbavica實為一地名，位於塞拉耶佛郊區。1992波赫戰爭爆發，Grbavica被塞爾維亞軍隊佔領成了戰俘集中營，數以千計的人民在此受到屠殺，而種族淨化的殘酷激烈手段使的當地上萬名婦女集體遭受強暴。以這樣一個有著歷史創傷記憶的地方來為電影命名，潔絲米拉將故事的主角－在浩劫中不幸懷孕的艾絲瑪，如何在愛恨掙扎中成為了堅定勇敢的單親母親－與民族創傷的歷史緊緊扣合在一起，除了不得不堅強的接受親親的死亡，經歷過戰爭的艾絲瑪必須帶著自己巨大的身心傷痛活下下，一個未婚的年輕女孩被迫懷了敵人的孩子，最終卻能用愛包容了這個錯誤，堅忍的與孩子活下去。親人死亡以及認屍過程成為波士尼亞人們共同的話題，戰火在他們身上烙印下集體傷痛，而他們背負著不堪的記憶生存下去，艾絲瑪體內所懷的或許並不是孩子，而是這樣難以負荷的傷痛；而懷孕所帶來諸多的辛苦、不適，彷彿是傷口痊癒必經歷程最貼切的寫照。Grbavica不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歷史涵義，同時呈現了戰後遺民所背負的苦難回憶，中文片名《旅行之歌》似乎相當程度的削弱了片子的意涵，與潔絲米拉意圖想要表現的主題稍有所偏離。

如果說戰爭帶給艾絲瑪是血流不止的巨大創傷，潔絲米拉的《旅行之歌》則是痂脫落後於身體上所留下來如玫瑰色印記般的新生皮膚。潔絲米拉並沒有要回頭喚起人民的傷痛記憶；反之，她所呈現的是倖存者在時間流逝、歷史緩緩遠去之後，勇敢坦然走下去的毅然面貌。就如同片首一開始的鏡頭，在聖歌「Ilahijas」的背景音樂中從左到右緩緩順流般的移動，女人們肢體交錯躺靠在一起的姿態彷彿像是亂葬崗上的屍體，可是卻又暗示了互相依靠牽連的緊密關係，戰爭的倖存者多為失去父親、丈夫的女人，而存活的男人則是當年的小孩，女人用生命見證了歷史。潔絲米拉使用了大量的特寫鏡頭，近拍了艾絲瑪與其他女人的臉部表情特寫，這樣貼近主角的細膩描繪手法，除了要表現人物內心真實的情緒、原始傷痛之外，也顯示了潔絲米拉自己並非局外人，而是有著共同經歷、集體傷痛的一份子。這樣的生存氛圍，同時展現出了女性之間的真摯情誼，不論是工廠裡的歡笑、或是救濟所中的哭泣都生動有力的直接呈現在潔絲米拉簡單純粹的畫面上。

《旅行之歌》裡沒有戰場只有廢墟，刻意忽略雄性暴力血腥的畫面，潔絲米拉用女性觀點較為陰柔溫和的視角，後設包裝戰爭、具體再現創傷，對於母職有著相當深刻的著墨，她企圖用愛、用女人的天性來無條件包容種族仇恨、歷史隔閡。潔絲米拉積極的刻畫艾絲瑪與莎拉這對母女的鮮明性格，將之緊緊與情節的高潮迭起扣合一起，成功的拉出於親情之外的矛盾掙扎，在以女性戰後生活為主幹的脈絡下觸及歷史層面的複雜種族議題。即將成年的莎拉有著剽悍叛逆的個性，未成年不懂事的任性中混雜著她特有的堅持與主張，艾絲瑪對這樣一個女兒的愛，雖然背後隱藏著極大的矛盾，卻是純淨無雜質的，每每無庸置疑的表現生活中瑣碎的小細節上；然而，潔絲米拉層層佈局這樣的衝突情節，將原本單純是母女親情間的口角逐次推向歷史種族的巨大糾結仇恨，在莎拉掏出手槍對準自己深愛母親的瞬間頓時引爆。潔絲米拉在角色性格刻畫上，賦予了莎拉源自於複雜背景的內在衝突性，在新生命與母體分離、或者是知道真相脫離無知的受保護狀態後，讓她開始必須要獨立面對己身的矛盾身分。潔絲米拉點出了新一代的波士尼亞青少年即將要面對的核心問題，雖然他們與戰爭實際發生的年代已經有了距離，也未曾親自經歷過死亡的交會點，如同片裡的莎拉，依舊是要認清她所背負的歷史包袱，生長在一個戰爭末端的時代，雖然眼見到的是滿目瘡痍的斷壁殘垣，卻也可以不受廢墟還未成為廢墟的完整前身牽制，創造無限可能的想像、於之重建。

《旅行之歌》沒有結局，觀眾卻可以體驗深刻感動、看見無限希望－從艾絲瑪將自己自創傷中解放後含淚與女兒道別的笑容裡；也從莎拉解開身世之名即將展開成年之禮的旅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