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

在網頁的收尋欄位輸入了「肯洛區」（Ken Loach），按下“Enter”，出現的頁面大多顯示Ken Loach的電影著墨於藍領階級的勞動與生活。Ken Loach的作品經常樸實卻真切的刻畫階級、青少年以及種族議題等；與其夾帶過多政治正確的道德教化，Ken Loach利用影像呈現社會底層的真實，以2000年的作品《麵包與玫瑰》為例，他亦步亦趨的記述了大樓清潔人員身處被剝削的勞動環境，不僅勞動價值被資方極端的壓榨，甚至為「人」的尊嚴，也如同掃具一般，被大樓裡的白領階級不屑一顧。

致力於爭取清潔工權益的山姆（Adrian Brody飾演）突兀的出現在枯燥乏味的工作環境，他極力想說服大樓裡的清潔工為自己被剝奪的權益抗爭，手舞足蹈的說了一大串關於組織工會可以團結工人、形成一股龐大的力量與資方抗衡等。他畫出的大餅雖然看起來甜美可口而令人垂涎，但對於害怕因抗爭被列入黑名單而喪失工作的清潔工，這樣的大餅被視為過度理想而充滿風險，即使那些權益是法律明定工人應得到的──包括籌組工會。

直到其中一位老年清潔工被態度傲慢的組長惡性解雇，瑪雅（Pilar Padilla飾演）決定集結其他同事，和山姆合作，開始一連串組織工會與爭取勞動權益的過程，而抗爭也最後成功迫使資方出面和解，並提供健保和休假。取得這些權益對中產的白領階級而言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天使清潔公司的工人眼裡，這絕對是實實在在的勝利，他們的勞動力和勞動價值終於受到尊重。

電影的原文片名為「Bread and Roses」，「Bread」作為「工作」的象徵，是養家活口的工具，因為工作關乎於生存問題，工作權更是國家需保障公民的人權，一旦工作機會因企業或工廠的惡性關廠、惡性解雇喪失，或工作權益和友善勞動的環境被剝奪，國家有責任介入，並履行法律來保障人民的就業機會。而「Roses」，在電影裡被廣泛詮釋為「生活中一切美麗的事物」（“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in life”），當然，也包含勞動者的「尊嚴」。在《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第一條即明白的寫下：「人人生而自由，尊嚴與權利一律平等。」（“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宣言不能只是喊在嘴裡的口號，而應訂定為理想社會的發展方向，需要在「人」身上被積極落實。因此國際特赦組織近來發起的「尊嚴運動」（“Demand Dignity”），其訴求和目標即為「終止一切造成貧窮的人權侵害」。

回到《麵包與玫瑰》，最後那場在大樓抗爭所喊出的口號──「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We want BREAD, but we want ROSES, too.”），揭露了藍領工人勞動價值和尊嚴長期的被資方漠視。電影其中一幕的對話令人印象深刻，魯賓和瑪雅在擦拭電梯前的凹槽，幾個身穿西裝、套裝的人大剌剌從兩人中間跨了過去，好似他們只是堆放的障礙物，魯賓對瑪雅說：「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的「制服理論」，人穿了制服就會隱形。」（“Did I ever tell you my ‘uniform theory’? People will become invisible after they wear the uniform.”）。

所謂「制服理論」解釋了職場上勞動階級的不被看見，高度的被工具化（instrumentalized），他們的最高準則是服從，反抗則會讓飯碗不保。也難怪《麵包與玫瑰》裡，有些清潔工寧可領著被資方壓榨而領取微薄的薪資，卻從事超額的勞動工時，沒有休假、遑論健保，也不願冒著失職的風險去爭取那些他們應有的權益，那樣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隨時可能面臨解僱），正是使他們最初抱持保守的態度的主要原因，「能安穩過日子就好」──這大概是藍領階級最卑微的願望，不只是電影，更是現實生活中大多數勞工的處境。

私自認為，Ken Loach藉著《麵包與玫瑰》表達對理想的堅持與信仰的重要。唯有公民仍抱持改善社會的理想，才能改變主流社會價值中被認為「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的現況。社會階級的不公絕對沒有自然而然的存在樣貌，勞工階級也絕對不如（瑪雅的姐姐）羅莎所言的永遠位處弱勢位置──「我們永遠鬥不過他們，何時我們才能明白？」（We will never win over them. When are we going to understand it?）。

藍領勞工非生來卑賤，貧富差距、勞動力廉價化和勞動尊嚴的被奪取，與社會整個大結構和主流價值息息相關，那是深植於歷史脈絡發展而來的結果，並非本質上的必然。就此而言，勞工的劣境是可以被改變的，但是這樣的改變，面對的是拆解「社會結構過度強大」的假象，常常也是台灣社運工作者致力打破的迷思。而他們之所以能在艱困而不理想的時代努力奮鬥，往往是對於理想社會被實踐的嚮往。雖然，理想常和當下的現實有著過度遙遠的距離，因此常被視為天馬行空、不切實際；但所謂的「實際」，有時不也是種保守的態度，以最卑微的姿態過著日子，社會的不公義遍佈各個角落，過度實際的人，往往內縮自己生存的空間和自我價值，弱化了自身可以做出改變的力量。

理想，可以像山姆一開始畫出那塊甜美卻無法觸及的大餅，擺放在前方，作為驅策前進的動力和方向。而且最終的結果絕不是最重要的，悲、喜劇只是某一刻的狀態，珍貴的倒是做出改變的行動本身，是整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