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於時間／空間之外：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觀察誌

2021年3月初，我抵達台灣，準備展開為期半年的研究計畫，同時也期待能藉機參加從去年延期到今年的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多年來我對TIDF深入廣泛的策展內容深感敬佩，卻從未有機會參與。自疫情席捲全球以來，回想上一部我在巴黎電影院觀看的電影，已是趕在歐洲戲院關門前看的中國獨立電影 《大象席地而坐》。那是2020年2月下旬，COVID-19已然在巴黎快速蔓延，但我仍執意抓緊能在大銀幕上觀賞胡波作品的機會，也慶幸自己這麼做了，後來我有整整一年多的時間都無法回到電影院，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TIDF開展第一天，我終於進到西門町的戲院看了《迷航》。在多數國家都尚未解封的時刻，參加實體紀錄片影展彷彿是一種特別待遇，也是一種提醒：即便疫情佔據了人們很大一部分的生活，要緊之事仍得持續。TIDF結束不到一週，雙北疫情瞬間加劇，並升至三級警戒，此次的影展經驗反倒成為反思的絕佳時刻。

第12屆TIDF對我來說還有另一番意義。從事中國、香港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研究多年，我對其中談及香港反送中的單元「敬！香港／CHINA獨立紀錄片」特別感興趣。近年出現不少聚焦於香港抗爭行動的紀錄片，包括陳彥楷的《鐵怒沿線》系列，記錄了菜園村的反高鐵抗爭，以及多部談論2014年雨傘運動的紀錄片，如陳梓桓的《亂世備忘》（2015）、 廖潔雯的《義載》（2015）、不具名發表的《傘．聚》（2016）。當香港政府極力將任何形式的政治抗爭打壓為犯罪行為，電影公開上映的機會越顯渺茫，不僅有電影被電檢處評定為「三級」影片（只准18歲以上人士觀看），任何試圖放映電影的影展或放映端皆會遭到親中媒體施壓。今年6月，香港政府宣佈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指引，當中特別列明如果有影片「聲稱是紀錄片，或報導、重演與香港情況有密切關係的真實事件」，「導致觀眾模仿影片所描繪的犯罪或暴力行為」，該影片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這項新頒發的指引無非明示任何處理2019年反送中抗爭題材的紀錄片皆無緣在香港本地公開放映，至於導演、製片是否會面臨其他處置仍有待觀察。

本屆TIDF收錄多部聚焦於2019年抗爭行動的紀錄片，放映這些片毫不意外地也遭到親中媒體撻伐。在眾多優秀作品中，最受矚目的當屬皆由「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匿名製作的《佔領立法會》和 《理大圍城》，先後記錄了當年抗爭運動的兩大重點事件──7月1日短暫佔領立法會的行動及11月底的理工大學圍城事件。《理大圍城》更在去年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得獎，創作團隊在預錄的得獎感言中，拍下被香港電檢處剪碎送回的光碟殘骸。

《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不約而同地用鏡頭記錄了現場的高度張力及抗爭者當下的焦慮。歷經港府決定暫緩修訂《逃犯條例》，但堅決不提「撤回」二字，民間發起兩次和平示威大遊行，分別吸引了100萬、200萬人次上街抗爭，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的行動終究在7月1日爆發。TIDF於今年5月7日舉辦「記憶與記錄：運動中的香港紀錄片」視訊連線座談，匿名創作者於座談上進一步解釋了影像的拍攝情況。其實當中有不少成員參與了雨傘運動，但當時尚未形成一個組織。他們在2019年6月再度投身抗爭，7月1日深受現場再度高漲的抗爭氛圍所撼動，決定進行全程拍攝。當時尚未建立明確的分工，但已將各自素材上傳到共享平台。7月21日的元朗黑幫襲擊事件後，他們決定正式建立一個專屬檔案庫，並以更系統化的方式進行製作。與此同時，團隊在兩部片的拍攝過程中仍保有極佳的臨場判斷力，彰顯了影像的真實性。雖然不確定創作團隊當初是否以記者身分進行拍攝，然而7月1日媒體記者仍獲准進入社運現場拍攝，至理大佔領時，記者已被拒於校園之外，任何拍攝行為都可能觸法。為保護當事人，創作團隊費心將兩部片中每一位抗爭者的臉都打上馬賽克。

這兩部片也如實呈現了警察與抗爭者之間的暴力衝突。《佔領立法會》中，即可見到有示威者懇求警察停止對抗爭者發動攻擊。當警察開始驅散人群，拍攝者在某次推擠撞擊下，攝影機掉落地上，畫面終止。在《理大圍城》中，身著鎮暴裝備的警察在遠處駐守，時而用雷射光束照向抗爭者，時而播放流行歌曲，借其歌詞嘲諷對方。身體暴行看似減少，然而最令人揪心之處莫過於片中對於抗爭者內部爭論過程的描繪。《佔領立法會》便帶到「勇武派」抗爭者與幾位民主派議員的爭辯過程，後者要求勇武派仔細思考被控暴動罪的後果。抗爭者用鐵籠車設法衝破立法會玻璃門時，試圖阻擋的泛民主派人士梁耀忠更是被強行推走。類似的討論在抗爭者正式進入立法會後再度上演。有人傳言警察半夜將衝進立法會後，現場隨即爆發關乎去留的激烈爭辯。最終，為了堅持「齊上齊落」的信念，抗爭者決定強行架走誓死佔領到最後一刻的手足，因為「不遺漏任何人」至關重要。佔領立法會事件也促使反送中運動中象徵分歧路線及輿論分野的「勇武派」與「和理非」的關係更加凝聚。有點諷刺地，在「齊上齊落」的呼聲中，拍攝者回到空蕩的立法會，拿回遺留在現場的包包。

相似的內部矛盾在《理大圍城》益顯高漲。抗爭者孤立無援地受困在大學校園中，面對警力全面包圍的威脅、矛盾混雜的資訊侵擾，加上各種陰謀論在社群媒體上大量流傳，大大助長了圍城內焦慮、猜忌與暴躁的情緒。有議員和校長冒著風險到場調解，試圖說服未成年示威者與他們一同離場，結果反而引發激烈的言語爭執。一方面來說，這場抗爭再度演繹了先前佔領立法會時抗爭者所面臨的去留困境，然而「齊上齊落」的信念在理大窒礙難行，每個人都得自行摸索、衡量去留後果。有人試圖從校園天橋垂繩脫逃，有人嘗試走下水道，也有人同意跟隨居中協調者離開校園。其中一位學生在階梯上猶疑良久，最後還是將自己的裝備交給後方選擇留下來的人。雖然類似強度的內部爭論早在探討雨傘革命旺角佔中行動的《傘．聚》中多所描繪，但《理大圍城》所涉及的心理層面衝擊更為強烈，某種程度來說，整部片儼然可視為一種創傷經驗。儘管如此，在TIDF的觀影現場，仍可見到不少香港人的身影，甚至在影片結束時高喊抗爭口號。從現場觀眾的反應亦可感受到，許多人都被電影中的長鏡頭震懾感動，並且深信影像本身所承載的真實，正與政府想盡辦法篡改抗爭事實的手段形成極大對比。如丘琦欣在近期撰寫的影評中提到的，關乎去留的困境本來就是社會運動的核心命題，抗爭來到2021年，其意義又更往下擴延，香港人開始思考移民或是留守「圍城」。

同一單元中，TIDF也收錄了不少以不同面向處理香港當下處境的影片。廖潔雯的《Trial and Error》延續前作《義載》對於運輸問題的觀察，記錄2019年8月初香港如何發起「敦克爾克行動」，將佔領香港國際機場的抗爭者「拯救」出來。當警力切斷機場的大眾運輸網絡，民間透過社群媒體，動員號召市民開車輸送受困的抗爭者。張紫茵的《見光》則由個人經驗出發，將鏡頭轉向流散異地的香港人，紀錄一群來自香港的在學研究生在倫敦圖書館的殖民時期檔案庫挖掘香港過往歷史的過程。

值得讚許的是，TIDF並沒有將格局侷限在香港上。李哲昕的《迷航》重返曾在2005年大舉抗爭而被外界讚許為中國基層民主典範的烏坎村。李哲昕當時任職於〈陽光時務週刊〉，負責製作電視紀錄片《烏坎》，看完所有毛片並進行追蹤訪問後，反而建構出更加龐大複雜的時間軸。烏崁村本身就如棋盤，逐一佈陣出社運抗爭者、官員、外媒、村民及宗親勢力之間複雜的角力關係。她也長期跟拍、訪問了負責製作參與式紀錄片《烏坎！烏坎！》的倡議者張建興、莊烈宏，甚至前往美國記錄莊烈宏在紐約的新生活。《迷航》中，有部分烏坎村民戴上V怪客面具，有人聽著香港搖滾樂團Beyond象徵民主自由的歌曲，從而看見香港社會運動及媒體文化的影響。

回到台灣，我選了兩部同樣聚焦於被遺忘的歷史和社會抗爭的紀錄片。高俊宏的《拉流斗霸》致力於追尋北台灣泰雅族慘遭滅社的遺跡，雖然這宗日軍殲滅原住民的大豹社事件發生在一個世紀前，導演仍找到一些見證者，透過間接記憶試圖回溯大豹社的樣貌與當時的文化實踐。《工寮》則探討了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的界線，記錄一群印尼籍移工在南台灣城市某處，搭建起虛構的「避難所」場景，並在那裡重新搬演他們的角色。這兩部片在在闡明了紀錄片如何持續成為社會運動反身自省、詰問思辨的媒介，相似命題也在《人間》雜誌書展及論壇中不斷提及，而《人間》雜誌（1985-89）更在本屆TIDF獲頒「傑出貢獻獎」。翻閱著創辦於1980年代的雜誌，我回想起21世紀初的中國民間抗爭，當時無論是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紀錄片工作者都開始關注起社會的邊緣樣貌，並產出獨立於官方機構之外的知識論述。

文章最後，我希望再度將焦點移回疫情本身，以及本屆TIDF在時間／空間維度中所佔據的特殊性。歷年來我持續關注吳文光及草場地工作站（2000年初成立於北京近郊）的創作，因此即便其於TIDF進行的劇場行動《閱讀病毒》無法實體演出，這仍是與草場地工作站的近期作品重新接軌的絕佳機會。去年年初，正當全中國準備慶祝農曆新年，吳文光與參與成員也和其他人一樣四散各地，卻因疫情爆發困在當地。多年來，草場地工作站發起「民間記憶計劃」，讓所有參與者於冬季時返回各自的原生村莊，採訪收集影像，夏天時再回到北京討論分享。為了因應新的情勢，他們開始在網上作業，持續在線上舉辦放映及分組討論。《閱讀病毒》由多人分割畫面拉開序幕，畫面中可見到每人嘗試戴起一個、乃至多個醫療口罩，有人用口罩包起整張臉、整顆頭，甚至將口罩吃進去，暗指團隊一開始面臨的紛亂情勢。故事線繼而擴散至參與者在各地的疫情經驗，敘述他們如何利用封城的機會探索各地村莊未曾被探尋的面貌。疫情經驗在此變成一次共享歷程，如漣漪般蔓延至各地，擴及最遠的村莊，甚至是未見任何確診者蹤跡之處。無論身處何方，視訊分割畫面在此化為敘事脈絡的隱喻，在參與者與參與者之間，甚至是參與者與觀者之間，成為同時連結與劃分彼此的媒介。

當然，很諷刺的是，時隔 《閱讀病毒》演出不到一週的時間，台北疫情加劇（即便是小幅度增長）。當全球疫情持續蔓延，緊縮的審查制度亦映照出逐漸專制的世界，第12屆TIDF仍試圖在時間與空間的維度中鑿出一個獨特位置，在越是混沌的時刻重申紀錄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