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所有的自由——《黑眼圈》導演蔡明亮訪談
前往訪談地點的一路上下著大雨,計程車司機的導航頻頻訊號不良。在濕氣與霧氣包圍著的新店遠郊山區,車子行在其中,都是雲裡霧裡。
車子停在疑似目的地的建屋,竟是被夾在一排民宅廢墟之間。進入屋內即被招待咖啡,等待受訪者的同時環顧四周,比起望見落地窗外的綠意庭院,更吸引我的倒是擺放著許多獎座的櫃子。有獅子塑像的、有的是熊;當然還有幾隻奔躍之姿的馬匹。
不久,蔡導從樓上下來,請我們先坐下。戰戰兢兢地表明策劃影展的想法後,蔡導起身繞過去後方泡咖啡。
「繼續說啊,我在聽。」
聽到我們提及領導人馬哈迪曾勸說馬來西亞國民要少看恐怖片,蔡導不禁笑了。
「我也愛看恐怖片啊,但這些類型片始終不見得能馬上反映社會。既然這些類型電影那麼普遍,卻反倒沒機會看到真的電影、真的創作;這個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為什麼會拍《黑眼圈》?為什麼蔡明亮要在這種地方拍這種電影?作品為什麼不在馬來西亞放映?為什麼沒回去馬來西亞生活?諸如此類可以想得到的雞肋問題,自然在我們的問題清單裡頭;但身經百戰的受訪者自然一眼看穿我們。
「你們都不用問我問題了,我現在就可以把全部事情告訴你。」對於諸如此類的回應彷彿演練了數千回,蔡導語氣極為平靜。「如果我今天只是一個商業導演,拍大家愛看的商業電影,我可以在台灣或香港拍,你們也不會想要放映我的電影。為什麼你們想要放映《黑眼圈》?因為你們知道這部作品是特殊的,它是自由創作的結果。你們應該要問的是,為什麼蔡明亮沒有在馬來西亞創作?」
一部挨刀的電影
當時想說既然在馬來西亞拍了《黑眼圈》,蔡導決定試試看把它推上當地院線。一送審,想當然爾就是禁了。再送審第二次,並請他們說出被禁的理由,最後卻給出了八個荒謬至極的理由,包括「醜化馬來西亞」。
「所以我才決定將這件事情公開來讓大家來討論。後來重審的決定是要挨五刀,本來當然是不願意,但後來我還是決定讓它上。我當時想的是,這裡始終是這部片生產出來的地方,始終是我的國家。我是不是能為這個地方做點什麼貢獻?好啊,那就來上,就算剪成一分鐘我也要上。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你現在看的電影是被剪過的電影。」
後來就真的上了,不過也只有少數的幾個場次,而且規定只能在特定幾家偏僻的戲院。
「會因為如此覺得對這國家絕望了嗎?並沒有,她只是需要過程,而我回來就是要跟她對話。當我還什麼都不是的時候,我回來就只能是你社會裡頭的一份子、只能乖乖聽你的話;但當我足夠強大的時候,我回來了也沒要你聽我的,但我可以選擇做我自己。當你做自己的時候,才會發現你可以去的地方就不只有一個了。」
當時看著吉隆坡這座城市,最吸引蔡導的就是外勞。這些人是在馬來西亞急速發展時被引進來的窮人,從他們臉上也彷彿看見自身那種被困住的狀態,所以才決定拍他們。但後來很多學者表示失望,覺得為什麼電影沒談外勞的境況。
「但並不是拍外勞就是要去拍他們的問題,我拍他們就是因為他們也是人啊。我要講的就是人本身,他們的情慾等。我要拍馬來西亞,這些身處此地的人,自然就進來了。」
「既然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我覺得我們應該來談談我們的環境。」
電影是有限度的娛樂
當時沒有所謂影展或電影節。2000年以前,蔡導有幾部電影在吉隆坡的一個影迷俱樂部做地下放映。用的是拷貝,在當時已算是很不得了的。第一是沒有經過審查;第二是輸入途徑。當時俱樂部成員去找台灣辦事處談,最後以文化活動之名將拷貝送進來。當時是在一間已經關閉的老戲院,連放了好幾天,期間大家還非常害怕會被檢舉、查水錶,但最後還是完成了。那是蔡導的作品第一次進入故土放映。
「記得當時我就跟俱樂部的朋友們說,馬來西亞最需要的就是一個電影節。這電影節不是為了一圖風光,而是辦給大馬的人民;給年輕人看到國外有那麼多電影,不只是那些院線電影而已。就大馬影視產業來說,我從小都是看商業片長大的,坦白說也沒什麼好選擇的。電影常常在餵養著有限度的娛樂,而這個限度就是國家,以及片商決定要給你看多少。所以我們的觀影口味是偏食的,但以前沒有網絡,大家也都沒辦法。但當哪一天看到一些不一樣的電影時,你就會嘗試繼續再看一些,慢慢地,你就會漸漸遠離那些千篇一律的娛樂片,這時你才會開始透過這些不一樣的電影而看到真實存在的世界。」
「有些人庸庸碌碌過一生,想看電影就只會看娛樂片,這是無法改變生命的。如同寶萊塢電影,每年生產千餘部拍給窮人看的電影,都是一樣的歌舞片,大家進戲院享受歡愉短暫的幾個小時,看完出來依舊不會翻身,因為歌舞片的內容幾乎都沒有窮人。所以如果馬來西亞電影還一直在拍娛樂片,大概也無法改變這個社會。但改變始終不容易,它需要一直做一直做,而且通常作出改變的人也都會被排除在人群之外。」
自由創作的動能
對於我們剛剛提到的焦慮,蔡導認為全世界最焦慮的行業就是拍電影。其實每個人都很焦慮,因為每個人都無法做自己,都要做別人眼中的那個人。然而,蔡導電影中的小康,就是他自己;這樣他才會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什麼電影角色。
「我常覺得有很多年輕導演不夠成熟,所謂成熟是,你在創作上要可以看得到、做得到,你就需要很大的自由。所謂的不成熟、不自由,就是因為不敢去碰一些值得去探索的議題,也礙於諸多環境限制而不敢繼續往前衝一些。大馬社會就是欠缺這種自由。但很多時候這個不自由也未必是環境壓迫你的,而是你自己壓迫自己、進而也去壓迫別人。」
「我們應該要問的是,馬來西亞電影能不能有『作者』出現?」
馬來西亞要到2000年以後,有明確作者姿態的電影創作者才開始出現。蔡導在茲念茲的,始終是「自由」能交付給電影人的創作生命及其力量。
對於舉辦一個影展究竟能帶來些什麼?或許如同蔡導所言,唯一需要貫徹始終的主題就是「自由創作」。電影的力量,並不是說辦了一個影展就能改變事情。
「我覺得你們要辦一個馬來西亞影展其實很簡單,就只要告訴大家,現在馬來西亞的導演會拍什麼樣的電影,這樣就夠了。」
「抱歉,我說話都很直接。哈。」
語畢,我馬上把話接上去:「就是喜歡你的直接,也需要你的直接。」
如果無法如此直言不諱、堅持創作該有的堅持,或許蔡明亮也不是蔡明亮自己了?
坐上計程車,順著來時的路下山。突然意識到這一條看似曲折的回程山路,瞬間出現了強大的隱喻;再怎麼被排除在外的地方,只要願意並堅信方向無誤地往前走,總有得著。■
* 本訪談係為2019交通大學【焦慮的年代:馬來西亞影展在台灣】放映計劃而進行並整理成章。
《黑眼圈》放映暨映後座談:蔡明亮
2019.04.26(五),6pm-9:30pm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電影館,人社二館3樓
主持人:林建國
「焦慮的年代:馬來西亞影展在台灣」
2019.04.26 - 201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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