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要怎麼想像出自己――新加坡電影《幻土》導演楊修華訪談

本屆盧卡諾影展僅有兩部華語電影入選主競賽，一部是應亮的《自由行》，一部則是楊修華的《幻土》。前者被選為影展開幕片，後者拿到了本屆影展最高榮譽金豹獎，成為史上第七部榮獲金豹獎的華語電影，更是首部獲獎的新加坡電影。盧卡諾影展早在2012年就曾選入應亮的《我還有話要說》，影迷對這位導演的背景顯然更為熟悉，但來自新加坡的楊修華，多數人卻是一無所知。

五年之前，大多台灣觀眾對新加坡電影的印象，除了梁智強還是梁智強，他的《小孩不笨》（2002）和《錢不夠用2》（2008）都在台灣受到歡迎。直到2013年的《爸媽不在家》，陳哲藝以新導演之姿打敗王家衛、賈樟柯、蔡明亮和杜琪峯等大導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才開啟了台灣觀眾對新加坡電影的全新認知。

近年，巫俊峰執導的《徒刑》（2016）和陳敬音導演的《親愛的大笨象》（2017），都在台灣影展或藝術院線獲得映演機會，尤其前者是以馬來人的視角來看待死刑議題，新加坡電影的潛力令人驚嘆連連。

而這次入選盧卡諾影展的《幻土》，也一樣足以拓寬觀眾對新加坡的認知。本片拍攝的背景並非魚尾獅或高樓大廈，而是位於西部工地區域，導演楊修華表示這是過去新加坡電影拍攝從未涉足的領域，那裡盡是來自孟加拉、中國大陸等地的移工。在故事中，一名警探（俞宏榮 飾）獲派前往調查一起工人失蹤案，他的調查對象是一位名叫王必成（劉曉義 飾）的大陸移工。為了深入理解王必成的遭遇，他決定親自走一遍王必成所經之處，包括一間由神祕華人女子Mindy（郭月 飾）打理的網咖。

談到為什麼會把故事背景訂在這樣的地區，楊修華娓娓道來：「我一直很想去西邊的一個工業地區，新加坡電影從沒有好好的去揭露這個地方，不過這個地區對我而言是新加坡很關鍵的一個地區。新加坡很美、很清潔、很富有，可是完完全全就是因為有這個工業區的存在，我們才能有這個很美的城市，這個我們不能忽略，也不能遺忘。」

出自於對這個西部工業區的好奇，楊修華親自來到了這裡進行田野調查，也因此結識了來自孟加拉、中國大陸、緬甸、柬埔寨和泰國等地的外籍勞工。他發現到工地裡的生活圈幾乎自成一個天地，與外隔絕，思鄉的工人們在閒暇時間自己辦起音樂節作樂，而這個場景最終在電影中也有呈現。

調查耗費三年，楊修華進一步說：「我們常常把他們當作『工人』，是一個職業，一個功能。我覺得這麼說並不成立，他們是人，我要好好的去了解他們，我想拍一部跟他們有關係的電影，我要看到他們的悲哀，他們的喜樂，他們的夢想，他們的惡夢。那麼慢慢地，這個故事就被帶進入了我的稿子裡。」

片中最重要的概念，無非就是「幻土」兩字，也對照著片中所談到的填海造陸。在一場Mindy與王必成在沙灘邊漫步的場景，Mindy對著他說，這裡的土地來自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和柬埔寨，全是新加坡政府買來的土地。兩人身在新加坡，卻踩在多個國家組成的土地上，頓時帶來了一種難以言喻的魔幻感。

「我們其實是一個一直被填出來的國家，這個國家不侷限在自然的邊界，而是繼續的填，所以她其實是一個人工的國家，一個沒有被自然控制的國家，可以一直持續變化的國家。新加坡很多土地不是我們的土地，是買來的，這裡是馬來西亞的土地，那裡是柬埔寨的土地。」楊修華說：「新加坡雖然小小一個國家，可是因為她富有，有很多金融業，很多東南亞國家也在新加坡有商業交易，所以變成了一個小小的交叉點，就連我們的土地也變成了一個交叉點，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很有趣的。」

關於新加坡的填海工程，《紐約時報》在2017年曾經特地撰文介紹，指出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至今，已經擴大了近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且擴張工程依然進行中。為此，新加坡重度仰賴其他國家的砂石，使得鄰國因為過度抽砂而導致環境破壞，而本國的海洋生態也因為填海大受衝擊。

即便新加坡是全球最為富足的國家之一，但其擴張的慾望卻不曾停歇。這般具有野心的填海計劃也令人聯想到杜拜的世界群島，富有的中東人耗費鉅資造了三百座島嶼，並使其鋪排成世界地圖的模樣。不過人類如此違反生態定律以滿足己慾的貪婪作為，終究得面臨大自然的考驗。

「貪婪是有的，可是我也在想，新加坡很小，可能就有這個需求啊。」楊修華說：「但我想談的是一個心理狀態，我們新加坡人住在一個一直變化的土地裡面，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在新加坡，365天都在施工，我現在記得的新加坡，已經不是我腦海裡認識的新加坡了。之前我們的片名叫做『幻想國土』，幻就是一種幻想，那土地呢，可以說是人幻想出來的。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寫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討論了我在講的東西──關於一個國家要怎麼想像自己出來。」

談到《幻土》的創作脈絡，導演楊修華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思考點乃至理論基礎。被問到養分從何而來，他表示自己是先學習電影，才進大學修習哲學，原因是希望能充分發展自己的思考力。而在電影方面的養分，則是柏格曼（Ingmar Bergman）、楊德昌、侯孝賢、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成瀨巳喜男等導演。然而，電影呈現的氛圍卻與上述導演迥然不同，竟帶有著黑色電影（film noir）的味道，黑夜背景、低光源照明與警探乃至帶有致命吸引力的女性角色，令人難以一時間將上述談論的議題跟實際的呈現風格相連結。

「我在想要怎麼帶入觀眾到這樣一個很沉重的主題裡面呢？所以就採用了這些類型的元素，我自己就是一個很喜歡類型電影的人。開頭是一個警探在找工人，我們原本不知道為什麼他要管這個人。但隨著我們進入到這個故事，你開始知道他的生活背景，他的愛與恨，還有這些工人的生活故事，到了電影後面的時候，你就會投入了。這完全是一種同理，我要的不是同情，我要把警探變成觀眾，最後王必成也成了警探，警探也變成了王必成。」楊修華解釋了他的創作策略。

在劇中，工人們的護照遭到扣留，即便任何情況都不被允許離開工作崗位，像是遭受奴役一般，不受到基本人權保障。劇情的呈現再再挑戰了外界對新加坡的認知，族群歧視的社會現狀完全是本片的重心。楊修華進一步闡述：「這是新加坡逐漸浮現的問題，真的是有很多很醜惡的現狀出現了。人們說馬來人賺比較少錢，所以馬來人比較下賤；孟加拉人都是工人，是工人等級的人。如果把種族跟階級混合在一起，這個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要去反思這件事情，不能再矇著眼睛了。」

為了架構這部電影，楊修華也認為自己需要多一點來自外來的觀點，讓他創作的世界更令人信服。他的攝影師浦田秀穗來自日本，製片人和美術指導分別來自西班牙與英國，加上演員也來自大陸和孟加拉等地，拍攝現場儼然像是一個小型聯合國。楊修華表示，這些團隊成員多半在新加坡已經生活了五年以上，他們那種外來的視角，對他的創作都特別有助益。

飾演警探的男主角俞宏榮（Peter Yu）則是主演陣容唯一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談起這個選角，楊修華特別有心得。他說，俞宏榮其實原先是新加坡的電視名人，但因為種種挫折離開電視圈，身為他從小的忠實粉絲，很快就想到能請他主演。楊修華說：「我們一開始談就談得很融洽，不過有時候電視台演員演戲的方式比較誇張，但是剛好他已經很久沒有在電視上演，已經忘了這些很誇張的動作，所以我可以重新去和他探討演技這件事情，讓他不會把電視台的演戲方式帶進來。最後他的演出，就連他脫衣服跑步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的背影都感動，都覺得有帶出那個人的滄桑。」

至於飾演Mindy的郭月，導演坦言當初設計時參考了《龍紋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2011）中魯妮．瑪拉（Rooney Mara）的形象，是一個性別上比較模糊的角色。因為碰巧看了《路邊野餐》（2015），他深深被郭月的氣質給吸引，在焦雄屏老師引薦之下，得以邀請她出演，他說：「我覺得她是一個很聰明的演員，可能她自己也懂導演，是一個很有思考力、也有覺察能力的人，不至於是一個劇本寫什麼就演什麼的演員，這個是我很佩服的。因為她是一個這麼厲害的演員，我就給她很多空間去進步，讓她去帶一些人生的經驗進來。」

也如同導演再三強調，他並不希望演員執著於他所設計的框架，所以他特別鼓勵演員在過程中去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我做導演的時候很新鮮。」楊修華解釋：「我看到的是一種魔法，如果是完完全全的只照著我寫的，那就沒有這種魔法的發生。電影對我來說是有機的（organic），像是動物一樣，不是死的。」

最後談到資金的面向，楊修華也坦言過程並不容易，除了來自新加坡政府的輔導金，他還有法國與荷蘭的資金，籌募的過程屢屢遭遇挫折，但最終還是得到了貴人相助。對他而言，現階段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影人的創作能量能更為茁壯，新加坡觀眾也能有更多機會接觸藝術電影。

「近幾年新加坡電影有一定的成就，完完全全是靠國際電影節的推廣，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好事，一定是好事，我不太想去談一個個案，我們談一個趨勢，大家可以去互相影響鼓勵，是一個好事情。」楊修華也指出：「新加坡人有更接觸到國際影展的工作坊，東南亞的工作坊也開始發生了，新加坡電影越來越多年輕電影人敢去嘗試了。之前官方上管得比較嚴，現在鬆懈了一點點，對我們做文化的人來說是一定是好事。新加坡的電影人越來越參與國際的社群，也幫助了新加坡的電影。」

對楊修華而言，目前新加坡最迫切的問題之一，無非是自我認同，一個土地不斷地在變化，族群、慣用語言也在轉變的國家，究竟怎麼認同自己。本片其實是楊修華的第二部執導長片，他說首部作品是一部英語電影，但在以講英語為主的新加坡，推廣上卻有莫大困難。

「想看英語電影的人，就會去看好萊塢，新加坡面臨了一個文化恐懼，她是一個文化孤兒，很難說我是中國，也很難說我的傳統是什麼，我的根又是在哪裡，這也是因為新加坡受過殖民的影響，這是新加坡年輕電影人要去設法找尋的東西。不過也很難說是尋根，因為沒有根，我們的根已經被切斷了。」楊修華略帶悲觀地說：「不過沒有在做文化的人並不在意，因為新加坡完全走入一個資本主義的方向，很少關注到文化的發展。我們的文化到底是什麼？我們的根到底是什麼？我們能夠做的藝術又是什麼？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可能可以帶出一些很新鮮的看法，可是到現在為止，我還在找這件事情。還在找頭緒，不懂那個路要怎麼走。」

被問到最新加坡電影發展是否還是帶著樂觀呢？楊修華停滯數秒，仍苦笑擠出一句：「是樂觀的，但還是有他的問題。新加坡電影很新、很年輕，還是很幼兒的階段，之後的發展希望能越來越好，越來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