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金像獎十二年，前景與挑戰──訪《再見可愛陌生人》導演蔡崇隆、《尋找捷運潛水夫》導演郭明珠
紀錄片的影像力量，是讓大眾接近勞動者生命百態或議題的一塊入門磚。自民國 96 年開始，台北市政府勞動局舉辦「勞動金像獎」，針對勞動議題紀錄片進行徵件、評獎，並在今年邁入第 12 屆，是勞動紀錄片重要的曝光平台。
公部門領頭推廣的勞動影像紀錄，會不會淪於政策傳聲筒或遮羞布？觀察近年獲獎名單，譬如 2017 年勞動金像獎的首獎與二獎得主，《再見可愛陌生人》與《尋找捷運潛水夫》，2016 年首獎得主《機器人夢遊症》，議題之敏感，似乎無此擔憂。然而做為一個踏入本命年、早已跨過草創期的獎項，能否回應紀錄片工作者的更多期待？對此，我們請到《再見可愛陌生人》導演蔡崇隆及《尋找捷運潛水夫》導演郭明珠，向我們分享他們的拍攝觀點與對勞動金像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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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潛水，我有潛水夫症」，怵目驚心的標語懸掛於台北地方法院外，8 月 17 日，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職災賠償案首度開庭。官司正在進行，尚未有圓滿答案，將正處火線的勞動議題拍成紀錄片《尋找捷運潛水夫》的，是長期從事工運的紀錄片工作者郭明珠。
「捷運是重大公共工程，用的是人民納稅錢，最後卻對飽受職業災害之苦的工人不聞不問。」談起案件的起點，郭明珠語氣中已不見明顯情緒起伏，反是對勞工飽受傷害的荒謬處境，帶有淡然的無奈。1997 年，捷運新店線部分工程，因為土質問題，需要引進壓氣工法進行作業，操作不當之下，導致部分施工工人罹患潛水夫症。新店線通車至今 20 年，推出各式慶祝影片，而當年建起捷運的重大功臣，20 年來卻天天飽受病痛所苦，郭明珠說，拍攝這支紀錄片，希望能為捷運歷史留下官方紀錄看不到的對照。
訪談當日，郭明珠資料夾底下還夾著與訴訟相關的文件，談起法官、捷運局官員對勞工朋友的不友善，亦帶忿忿不平。直接參與事件核心，與案件當事人長期相處、密切聯繫，工運間也相互支援。郭明珠提到，自己與工人朋友之間沒有常見於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隔閡，他們為共同目標奮鬥，回想起拍攝當下，受訪者的痛苦、沉默，與真情流露，也讓她持攝影機的手隨之顫抖。
一部控訴台北市政府的影片，竟然要去參加北市政府單位舉辦的獎項？談到報名勞動金像獎的契機，郭明珠原本保有疑慮，後來帶著想要挑戰評獎公正度的一絲叛逆心態，姑且試試，她也開玩笑道，如果作品真正受到肯定，卻被上級單位搓掉，那就更證明大事不妙！最後，《尋找捷運潛水夫》獲得二獎，讓她稍微寬心。但是，報名獎項是為了讓作品能散發更大影響力，郭明珠對勞動金像獎的後端推廣仍有建言。
在勞動金像獎的活動過程裡，郭明珠察覺勞動金像獎距離工會朋友仍有距離。「如果能透過這個活動，再把紀錄片跟勞動教育綁緊一些，是否會比較好？」郭明珠提到，得獎之後，紀錄片大多往地方圖書館做一些小規模放映，但這樣的推廣方式能吸引到多少民眾，她不得而知，既然如此，為何不更積極地把作品視為對話契機，在核心的目標對象中發揮效果。
「勞工平常工作都這麼累了，怎麼還會想去看一些這麼慘的紀錄片？」郭明珠直言，勞動紀錄片的片型普遍不討喜，更多時候，還是期望能透過映後活動、焦點團體等形式，去讓影片背後的議題有更多被討論的可能性。她也希望前端的徵件方式，能對作品的期待有明確設定：片長設定短，可能可以吸引更多人投入拍攝；片長限制長，鎖定的就會是長期追蹤特定議題的作品。近幾屆勞動金像獎的徵件規則仍在不停修改，或許尚等待一個清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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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得獎作品同樣觸碰棘手議題，《再見可愛陌生人》將視角探向無證移工，也就是經由仲介引介來台，卻因為勞動環境低劣、仲介費不堪負荷或其餘種種原因，而從原雇主處出走的外籍勞工。此類勞工若被警方尋獲，必須遣返回國。蔡崇隆、阮金紅兩位導演，深入無證移工的勞動現場，希望捕捉到他們最真實的部分。
以民眾日常餐桌上的青菜舉例，蔡崇隆說，長期被社會貼上負面標籤的無證移工，其實是臺灣山區農業的重要勞動力來源。「臺灣社會長期有兩種比較明顯的歧視：種族歧視與階級歧視，一來是對東南亞民族的不友善，二來是對工農階級的不友善，這些無證勞工，就正好處在重疊處。」談起無證勞工的處境，他的語氣難掩憤慨，《再見可愛陌生人》少談結構問題，而把重點放在幾位無證移工的故事與生活背景，便是想讓觀眾見到這些移工亦是有血有肉，而非主流社會棄若敝屣的低廉勞動力。
以無證移工當主角，片中有些被攝者，直至今日都還在臺灣的山區工作，他們的身分不能曝光，一旦走漏風聲，就會被警方逮捕、遣返回國。為了保護這些移工的身分，《再見可愛陌生人》只做小規模放映，也婉拒電視播放的邀請。每場放映，蔡崇隆也都盡可能親身參與映後座談，與觀眾互動回饋，希望以深度交流讓活動能有最大效果。然而，為了要讓作品被更多觀眾看見，折衷做法就是報名獎項，以一個經過馬賽克處理的版本讓影片仍然能公開流通。
2016 年，蔡崇隆擔任監製的勞動紀錄片《機器人夢遊症》（描述科技業過勞問題），在勞動金像獎奪下首獎。他心想，無證移工是臺灣勞動人權的死角，若勞動金像獎能夠接受比較冷門，非軟性的題材，也可以嘗試挑戰獎項的開明程度。之後，《再見可愛陌生人》奪下 2017 年首獎，作品獲獎自然高興，但他不改嚴肅態度地直言，批判性議題也能得獎，或許可以代表獎項具備評審的公正性，但移工議題還是要回到政策與制度的改善，這才是對政府作為的期待，希望影響力能真正傳遞到官方決策，而不是讓作品與獎項都成為政府粉飾門面的方式。
話鋒一轉，蔡崇隆指出，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勞動金像獎本身不具常設單位，而是以招標方式決定承辦單位，主事者對於獎項制度面規劃沒有明確方針，就容易讓制度細項出現問題。
比方說，得獎作品要在勞動金像獎官方頻道全片播出，蔡崇隆認為這是主辦單位有權決定的遊戲規則，無可厚非，但是曝光對象是網路觀眾，那過長的影片就很難吸引觀眾眼球。以這套標準來說，其實早期的 5 到 15 分鐘片長更為合理，之後改成 30 分鐘以上，本屆又放寬到 15 分鐘以上。蔡崇隆認為，公部門應思考培養穩定常設單位，才能有固定影響力可言，不論是對片長的要求，或是徵件公告的排程，沒有固定編制，這些都很難做好。
「公部門辦獎，獎金也高，但是能不能讓這個獎的影響力走出台北市，就比較重要。」再往下談，蔡崇隆自己對獎項前景又有甚麼期許？他認為，勞動紀錄片的類型應該更開闊，大家現在提到勞動紀錄片，直覺印象都是揭露勞動現場黑暗面的作品，但勞工的生活百態其實也有值得觀眾關注之處。在大學任教的他，今年就有學生記錄移工休閒生活，反映出一些外界少見的文化特色，蔡崇隆說，各式各樣的勞動者身影，其實都有做為主題的價值。就看主辦單位能否讓獎項做出品牌與口碑，同時把影響力擴及到各式各樣的類型當中。
勞動金像獎自許為全台唯一專注推廣勞動議題的紀錄片獎項。如何規劃出更明確的徵件方針，並在制度細項能回應各界期待，自是矚目之焦點。走入第十二個年頭，能否成為支持勞動影像的有力平台，值得持續關注。■
．標題圖片為 2017 年首獎得主合影。左起：勞動局徐玉雪副局長、2017 年首獎《再見可愛陌生人》導演阮金紅與剪接師林楷博。圖由 2018 勞動金像獎承辦單位－全國自主勞工聯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