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貧困」出發才能拍成電影：專訪韓國紀錄片導演金東元

與金東元導演約在他下榻旅館的小會議間，他穿著黑色的搖滾樂團Ｔ恤，寬鬆牛仔褲搭著一雙涼鞋，頭頂著棒球帽，鼻樑上的眼鏡因經年累月使用而有些歪斜鬆脫，鏡面也有些磨損，但卻藏不住鏡片後方銳利的眼神。看到我進去他立刻起身招呼，有些靦腆的指著桌上那杯剛從對面便利商店買來的美式咖啡說，「這不知道是這幾天的第幾杯了，從小杯越買越大杯。」

這次是南韓導演金東元繼2016年受邀至「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擔任評審後再度來台，在「Taiwan Docs」於8月31日到9月3日主辦的「DOC+工作坊」擔任焦點講師，一連幾天密集地與台灣的紀錄片同好與工作者討論紀錄片，並帶來最新作品《我的朋友鄭日祐》（My Friend Jung Il-woo，2017）。

鄭日祐是一位奉獻一生在南韓傳教的天主教神父，愛爾蘭裔美國人，在朴正熙軍政獨裁時期來到南韓，就此定居將近五十年，講得一口流利的韓語，雖然是五官深邃的西方人面孔，但卻深諳南韓文化與民情，並持續為人民權益與正義而努力，金東元與鄭神父的患難情誼，即是因為 1980 年代中後那場上溪洞（Sangkeiy-dong）迫遷運動而開始。

一切從拍攝「上溪洞迫遷懶人包」開始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得知要去上溪洞拍攝鄭日祐神父的生活。抵達上溪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地方，人家叫我去我就去了。」那年，金東元三十歲。

提到《上溪洞奧林匹克》（Sangkeiy-dong Olympics，1988）這部被稱為「南韓獨立紀錄片開山經典」的拍攝緣始時，金東元沈吟了一會說，「那時候根本沒人知道什麼是紀錄片。我只是單純覺得，每天都有不同的人來拜訪鄭神父，向他請教上溪洞該何去何從的問題，如果能把大家共同的問題集合在一起，拍成一部影片，不就可以省去許多重複解釋同樣問題的時間嗎？」

聽到這樣的回答，說不驚訝是騙人的，若看過金東元導演這幾部關注南韓社會議題的紀錄片，一定會對他探究題材的深入、貼近被攝者生活而印象深刻，絕想不到這位被稱為「南韓獨立紀錄片之父」的紀錄片工作者，卻是這樣「誤打誤撞」地展開拍攝紀錄片的生涯。但也許，這是金東元的人格特質。他溫和、輕鬆，不時會因著自己的回答而呵呵笑的隨和性格，就像無害的鄰家大叔般，絲毫沒有「教父級」的架子；與日本獨立紀錄片先驅小川紳介相比，他自承他性格沒有小川強硬；在大師講堂上，他開門見山的要大家不要叫他大師，叫他同志即可。

對他來說，人與人之間沒有長幼輩份、貧富貴賤，只有投緣不投緣而已，就這點而言，倒是與鄭日祐神父一拍即合；隨遇而安，或許是鄭日祐神父與金東元的共同特質，這讓人不難理解，為什麼金東元總能以極度低限的資源完成紀錄片。「我日常起居都跟上溪洞的居民一起，幾乎沒有花到一毛錢，器材和底片也會有人提供。通常是一個人行動，只要給我一張巴士卡就可以了，就能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不會有太多花費。一個人除了比較容易移動以外，也比較容易讓被攝者留我下來吃便飯、喝酒。」金東元說完，便自己呵呵笑了起來。

與迫遷居民同一陣線，和獨裁者的虛榮心肉搏

1981 年，南韓首都漢城（後改名為首爾）獲選為 1988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城市，當時正逢全斗煥軍事獨裁統治的時期，為了都市發展、迎來奧運，進行了一連串都更開發，而上溪洞便是其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慘痛例子。金東元在上溪洞一待就待了三年，從起初對這地方毫無所知，到最後與這些捍衛家園的居民站在同一陣線，抵抗國家暴力的侵擾，「在那邊的所見所聞都對當時的我造成很大衝擊。大型工程機具肆無忌憚地開挖；大嬸們跟官方派來的人正面衝突，直接肉搏，這些景況都令我相當震驚，沒有想到竟有這樣的事情。再加上我的個性比較小心翼翼，所以其實是相當恐懼的。」

金東元出身首爾中產階級家庭，母親是醫生，家裡是街坊鄰居中最早有彩色電視機的。面對金東元放下好好的電影副導演不當，跑去抗爭前線與軍警對抗，母親曾經跑到上溪洞去哭著求兒子回家，「但我從來沒打算放棄。我母親其實贊成我在做的事情，與其說是反對，其實更多是擔心。因為那個現場實在太危險了。」當時，鄭日祐神父也幫金東元取了假名，彼此以假名稱呼，以免被官方抓走，但有天警察仍然找上門來，「在那狀況下我應該要感到害怕的，警方已經偷偷調查我一陣子。但我卻反而感到鬆了口氣，不用以假名、小心翼翼地假裝自己是另一個人了。」

在上溪洞與居民一同生活的三年間，金東元一個人拿著攝影機，到處拍，拍下這些抗爭運動的現場。「現在回頭看那些影像，會覺得畫質很差、畫面晃動、沒有構圖可言，但其實這是當時的現實。」在上溪洞的經歷，徹底改變了金東元一生，「我反覆思考拆遷的意義。拆遷後這些人要如何生活？怎麼樣的生活才是理想的生活？這些問題一直跟隨著我，對我的價值觀造成很大的影響。」而《上溪洞奧林匹克》的拍攝經驗，形塑了他的電影方法論，自己拍攝、自己剪接，就算不花一毛錢也有辦法拍片，「我認識到一個全新的自己。」金東元以整個人就像是「八字轉換」般，形容著這段年輕時在上溪洞的經歷。

走出舒適圈的「貧窮電影」

「我覺得我必須要從『貧窮』出發，從貧困的狀態出發才能夠拍成電影。可以說是一種『貧窮電影』」金東元總結著自己的電影方法論。「貧窮電影」的概念其實源自他大學時接受的劇場訓練——在成為一位電影工作者之前，金東元是一位熱愛舞台演出的劇場演員，大學四年的時間演出了二十多齣劇碼。但大四那年，他意識到自己的聲音素質並不足以擔任一位職業的舞台劇演員，於是便轉向幕後。「可突然有一天我對這樣的生活感到煩膩了。入伍那天，我帶了兩本電影理論原文書進部隊，可能是從小就喜歡坐在父親的肩膀上進戲院看電影的關係，夢想成為一位拍帥氣電影的導演。」

退伍後，金東元在電影街忠武路當了五年副導演，拍攝商業電影與廣告。當時韓國電影的審查相當嚴格，電影幾乎作為為統治者意識形態服務的工具，「我想拍一部像《畢業生》這樣調性優美但講述的內容卻很戲謔，有著強烈反差感的電影。當時的韓國電影都太無趣了。」

原本夢想成為劇情片導演，對紀錄片完全沒概念的金東元，卻因著上溪洞的經歷，而形塑了他現在的樣貌。「『貧窮劇場』即以最精簡的道具與舞台佈置來完成一齣戲，完全以演員為本。我很贊成這樣的理念。雖然我是因為沒錢才以貧窮的方式拍片，但是這樣拍攝成功後，我才發現原來以這麼匱乏的資源條件也能夠完成紀錄片的拍攝。」

「P.U.R.N」：浪漫信念下的紀錄片公社

環顧 1980 年代以降的亞洲各國，包括韓國、台灣、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拍攝都在此時萌芽，可以說是伴隨著民主化運動、個人攝影器材的普及而生，透過影像紀錄把訊息傳遞給世人。然而，金東元的電影方法論卻也不禁令人思考：這樣的「貧窮電影」拍攝方法是否為時代下的特例？在當代是否仍有運作的可能？

1991 年，金東元與幾名志同道合的夥伴成立了 P.U.R.N. 電影製作公司，以共享資源、共同合作的方式拍攝紀錄片。當時拍攝南韓社會運動的人分成不同派系，關心的視角完全不同，各持己見，拍攝影片時也帶有很深的成見，而 P.U.R.N. 則以「影像記錄」為中心產製影片，並公開招募會員，每個月繳納 1 萬韓圓（大約是台幣 300 元）會費，作為 P.U.R.N. 拍攝影片的經費；當影片完成後，會發送給會員一份，定期舉辦聚會。會員制某種程度補充了局部製作成本，但仍沒辦法維持公司的日常經營與成員生計，因此金東元在拍片之餘，也曾開過計程車、教書、打打零工維生。

P.U.R.N. 成立至今，都使用同一個空間，靠著《遣返》的發行總算有點餘裕，把旁邊的空間買了下來，辦公室的空間變大，成員從五位增加到八位，「但人都換過好幾輪了。因為對紀錄片的理念不一樣，人員來來去去大概超過一百位。同時期成立的其他電影製作公司，也幾乎倒的倒，沒剩幾家。」

從事獨立紀錄片創作並非容易的事情。近年來南韓政府或民間機構開始補助紀錄片拍攝，資金的注入讓製作環境看似比以前優渥，但是金東元也不諱言地提出他的擔憂，「原本只用少少費用就可以完成的作品，現在可能習慣性需要更多，以前不需要用錢的地方，會開始想說是不是要花錢在這部分。」作為一位天主教徒，金東元認為，「團體的連結是重要的，有許多教友會提供我影像拍攝的機會。像《我的朋友鄭日祐》便得到教會的支持。但前提是必須跟出資單位談好工作模式，希望不要干涉。」沈默了一下，金東元若有所思的說：「我想我是一位幸運的人吧，總是能找到人資助我拍片。我相信只要是想做的計畫，只要有信念，慢慢做，資源會慢慢聚集過來的。不曉得我這麼說，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太浪漫了？」語畢又自己靦腆地呵呵笑了起來。

面對對象：先是人，才是被攝者

《上溪洞奧林匹克》花了三年時間拍攝，《遣返》記錄了十二年，《我的朋友鄭日祐》更橫跨了三十多年的深厚情誼。拍攝的當下，金東元並沒有意識到要將這些影像變成作品，他通常不帶任何預設地接近他所拍攝的人物——先是人，才是被攝者，「我只拍我認識的人。」對金東元來說，拍紀錄片最大的探問便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面貌是什麼？他們的核心價值與信念是什麼？他透過紀錄片的拍攝試圖釐清，釐清這些生命本質性的問題。「拍攝紀錄片是探究拍攝者、被攝者與觀眾三方之間的關係，不能夠讓任何一方受到傷害；被拍攝者永遠比導演重要。」

在《上溪洞奧林匹克》的片尾字卡中，沒有「導演：金東元」這樣的字樣，出現的乃是「上溪洞居民們共同製作」。「若沒有這些居民的參與，這部片也不會完成。如果沒有觀眾的話，它稱不上是紀錄片；如果只有我一個人的話，它並不是一部真正的作品，唯有跟觀眾分享，它才是作品。」語畢，金東元沒說出口的或許是：如果沒有上溪洞居民，也不會有今天的金東元。

後記

最後，問了導演接下來是否有新的拍攝題材在進行？他一貫地呵呵笑了笑說，「有啊，最近在考慮要繼續拍攝《遣返》裡的人物，其實我一直都還在拍他們，想到就帶著攝影機過去，也沒想說要把那些影像剪成一部紀錄片，但這陣子開始思考這個可能性。另外啊，我自己有個樂團，我們最近要表演，所以回去後要忙著排練。」在場的人聽後都很驚喜，連忙問是什麼樣的樂團、在哪表演？「就是幾位拍電影的大叔組成的樂團，要在今年的 DMZ 影展做開幕演出。我是吉他手哦！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