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裂口，就是光照進來的地方：專訪紀錄片《此後》導演陳文彬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來襲，當夜風大雨大，本以為撐過夜晚，到了隔日情況將會好轉，但沒想到 8月 9日凌晨五點，正當多數人都還在熟睡的時候，高雄甲仙鄉小林村東北側的獻肚山卻因為不堪連續豪大雨而走山，大量土石崩落衝入了附近的楠梓仙溪，小林村第 9 到第 18 鄰，近五百位居民全被瞬間衝落的土石泥沙淹沒，只有 47 人生還。生與死，轉瞬間發生。
時隔七年，重建的腳步依舊沈重，提請國賠的訴訟前陣子二審敗訴，遭到國家拒絕；奮鬥勢必會持續。這場災難，在所有台灣人心中各自留下了道傷痕，經過時間漫長的等候，生命的破口，不見得能如我們預期地走向同樣的癒合結果。
陳文彬導演的最新作品《此後》，便是一部描述當遭遇了生命的破口之後，能如何面對與自處的紀錄片。
災後不搶拍，靜觀小林村人事物
但故事，依然得從災難發生時講起。災難發生後不久的小林村，呈現各方人力、資源大量湧入，訊息紛雜、兵荒馬亂的狀態，失去至親摯愛的高度傷悲，後續的救災、賠償、重建工作該如何進行，彼時的小林村，只能說是眾所矚目的「明星災區」，大量的攝影機、媒體進駐，意圖長期駐紮、紀錄拍攝的團隊也所在多有，當地的居民也早已習慣了鏡頭的存在；這些年，關於八八風災後的紀錄片，數量便有 60 部之多。
2011年，時任高雄市文化局局長的史哲，想找陳文彬拍一部關於八八風災後小林村重建狀況的紀錄短片，當時的陳文彬，對於探究災難重建的議題感到相當抗拒，一來是已有為數不少的紀錄團隊在處理這類議題，二來則是曾拍過九二一災後紀錄片《家》（2004）的他，其實害怕再去承受這樣龐大的心理壓力。但因為邀約盛情難卻，於是陳文彬便同意先去小林村看看，也許能夠以他過往拍攝紀錄片的經驗，提供未來有興趣拍攝此題材的工作者一些參考點。
在小林村西拉雅族舉辦一年一度夜祭的時候，陳文彬來到了五里埔小林村——災後的小林村，因為重建工作的進行，而分成三個區域：五里埔小林村、日光小林和大愛小林。其中五里埔小林村是最接近災難發生的地方。初入小林村的前三個月，陳文彬並沒有拿起攝影機拍攝任何東西，當時仍有不少攝影團隊在現場，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多處理些什麼。而正是因為他放下攝影機，在其中靜靜的觀察，反而慢慢地知道他不要做什麼。「我自己很清楚，我不想拍那種報導式的紀錄片，或是控訴型的紀錄片。那些已經不少人在處理了，而且會做得比我還好。」
捕捉鏡頭外的翁瑞琪
帶著充滿困惑、矛盾的心情，陳文彬認識了片中的主要人物翁瑞琪。翁瑞琪是小林村少數的倖存者之一，他一家妻小十一口人，只有他一人在災難中逃過一劫；因著翁瑞琪的「特殊遭遇」與熱心的個性，讓他成為媒體在小林村中都會去拍攝、尋找的對象。但吸引陳文彬拍攝翁瑞琪的原因卻非如此，「我反而一開始就排除要記錄他，因為太多人找他了。他個性相當熱心，所以會介紹其他人讓我們認識，且翁大哥不只是介紹我去找其他人，他也介紹其他紀錄團隊、新聞媒體去找人選。在這過程裡，我發現他有著很深沈的故事在裡面，雖然很多人記錄他，但他在攝影機前跟攝影機後的神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其實我花了很多時間說服自己，選擇去記錄他。」
因為這樣對媒體友善、想將小林村的故事讓更多人知道的翁瑞琪，讓陳文彬慢慢改變了拍攝小林村的想法，「翁大哥是那種在鏡頭面前很會符合媒體需求的人，但我想要拍的翁大哥是他內心的翁瑞琪。所以要拍翁瑞琪其實不困難，但是要拍攝內心真正的翁瑞琪，其實是需要很長時間在生活中培養信任與互動的。」
關於災後的重建紀錄片，目前已有不少成果，陳文彬不希望再次走上報導式紀錄片或控訴型紀錄片的老路，因此《此後》聚焦在災難發生後的翁瑞琪一家——他與他再娶的印尼裔妻子阿露、女兒不幸罹難的岳父岳母等人，於災難發生後，必然得繼續生活下去的生活。陳文彬談到有一次翁瑞琪跟他說，「小林村有五百多人，過世的有四百六十幾人，活下四十幾人，其實這些活下來的人都是被那四百多人留下來的。」人們一般會認為，離開的人、往生的人是少數人，是離開的，但是當往生的人比活著的人還多時，那活著的人則是被留下來的。「那麼這些被留下的人其生活為何？他們怎麼面對自己生命？」這是陳文彬即使到影片完成之後，也持續在思考的問題，亦是片名取作《此後》的原因之一。陳文彬提到，片名其實一開始打算叫「山路上的神與人」，因為在講小林村這條山路上逝去的生靈跟活下來的這些人的故事，但因著翁瑞琪的那一席話，再加上他當時讀了賴香吟的文集《其後》，在書中她描寫她與邱妙津的故事，關於如何面對逝去的，與活下來的，從中產生了共鳴，因此才取名為《此後》。
雖說是聚焦在翁瑞琪一家，但是《此後》一片依舊是以翁瑞琪為主要的敘事視角，談到這樣的安排，陳文彬其實也考慮過要多放些女性觀點在其中，但因為翁瑞琪現任妻子阿露是一位來自印尼的新移民，同時也是八八風災的倖存者，她在村子裡其實會面臨生活中的不同壓力，「阿露一開始是很反抗攝影機的，但後來我們相處久了才慢慢成為朋友，她才慢慢接受了攝影機。雖然接受攝影機，但要阿露像翁大哥那樣在鏡頭前侃侃而談，或是讓攝影機進入她更內心的生活，其實她還是會有些抗拒，我覺得就不要太過強求。」然而，讓陳文彬感到欣慰的是，拍攝到最後，阿露從起初完全排斥攝影機，到後來卻會主動告訴陳文彬她要生小孩的事情，詢問要不要跟她到產房裡去記錄這過程，包括回家鄉印尼探親，阿露也很友善、主動地邀請，這都讓導演陳文彬感到彼此之間確實一起突破了一些困難。
然而，畢竟紀錄片並不若劇情片拍完就散，它的存在會更加直接且持續地對被攝者的真實生活產生影響，「所以有些阿露比較內心的橋段，雖然我有拍，但是後來並沒有使用。」因此，在影片中的阿露，多是伴隨著翁瑞琪或兩人的小女兒一起出現，沒有讓她直對鏡頭訪談的畫面；而阿露在鏡頭前的樣態，其實也某種程度反映了她在村子裡的處境，「我覺得紀錄片的本質就是要回到每個人的原始狀態、一個素樸的狀態，減少詮釋的過程，所以後來我決定要讓阿露以目前的方式呈現。」
沉澱悲痛，返回日常
其實早在 2012 年時，《此後》的前身（短版）曾經於高雄電影節放映，當時放映結束後，戲院裡的觀眾哭成一片，這樣的反應並不是陳文彬所希望看到的，也許是因為距離八八風災不遠，有許多情緒都尚未沉澱。拍攝災後重建的題材，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處理得太過煽情，但經過了時間的沉澱與淬鍊，看盡了人生的無常、生命的脆弱，當生活漸漸回歸到平淡日常的時候，那潛藏在其中的韻味才浮現。而這是結束「高雄拍」的短版，陳文彬真正與翁瑞琪一家建立起信任關係，更加進入其家庭生活之後，才逐漸在相處過程中產生的體悟。「我發現在村裡的生活其實沒有太多變化，人們每天就是這樣固定的生活，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在影片中用一些具重複性的影像，你也許會覺得單調，但在這些單調裡面其實存在著一種韻味。我很克制自己，不要去做一部灑狗血的紀錄片。我只想做一部安靜的、回到紀錄片素樸本質的作品。」
因此在《此後》中，雖然處處可見八八風災造成的逝去與破壞，但陳文彬的鏡頭卻始終伴隨著生命的進程往前看，聚焦在這些曾經絆跌的人們，依然站起身來，吹去傷口上的塵土，繼續並肩行走著。「不管是災難前還是災難後，翁大哥的工作就是種植棕櫚葉，所以我想透過植物、透過勞動這件事，告訴大家即使悲傷也好、災難也好、祭典也好、節慶也好，這些總是會過去，當時間拉長來看，這地方會慢慢回覆到原本的生活步調。我發現小林村的植物比人還多，各式各樣的植物，綠意盎然的植物，植物們也跟著我們一起見證過災難，在災難後，他們在荒地裡努力的迸發、扎根、重生，本來是一片荒蕪，現在卻是一片森林。所以對我來說，植物就像是個隱喻，植物的意象相當重要，或許對村子來說，也是一種光亮的象徵。」
「故事不會照你的意思走」——銀幕內外的生命對話
談到拍攝《此後》這部片最大的學習與挑戰，陳文彬絲毫不考慮地說道：「就是推翻自己。」擁有豐富拍片經驗的他，總是習慣事先規劃好拍片計畫，就連拍紀錄片也不例外，總預想著應該可以拍到什麼畫面，想著要事先跑到前面去把腳架架好、把攝影機擺好，「但到後來我才發現，故事並不會照你的意思走，生命是不會乖乖照著被設定好的情節進行的，所以當我自以為聰明，跑到生命的前面，以為他會照著你想的方向走時，才發現原來他早已走到另一條路去了。其實我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摸索。是這些人物的生命引導我走到他們的故事裡面，而不是我設定好故事，讓他們在其中扮演角色。」
從 2011 年初入小林村、認識翁瑞琪一家至今，《此後》和陳文彬的生命也與他們牽連在一起，轉了幾轉。本來影片會以短版的形式結束，但拍著拍著它又另起爐灶，長出了新的生命，翁瑞琪一家也有了新生命的誕生；《此後》本來打算2015年上映，但陳文彬投入了選舉，映期便延後至 2016 年，然而也因著選舉落選、映期延後，他重新檢視了拍攝素材，又剪接了一次。「我把事件的時間軸完全拆解掉，重新組裝出一個心情出來。我想說的是，在這事件裡面人們內心的感受，影片裡其實有不少是我跟自己對話的生命歷程，我希望透過這部影片也讓觀眾能跟自己內心的生命對話，透過銀幕看到的其實是自己，而不是他人的故事。在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會遇到至親好友離開我們，當這些別離發生時，要如何面對活下來的自己？」
因為拍攝《此後》的經驗，讓陳文彬深刻感受到人生的無常，「你沒遇過你不知道什麼叫生命無常，就如同翁大哥說的，你不知道你回過頭去的那三秒，你的人生會瞬間就化為烏有。」談到這裡，陳文彬感慨地說，「我在工作的過程中，也發生過很多遺憾，包括如父如兄的王拓先生前陣子突然過世。本來這部影片是要由王拓擔任監製的，我們還討論說到時候要分頭跑宣傳，未來要一起協助更多年輕的導演拍片。」當自己也成為「被留下來的人」之後，才讓陳文彬真正理解這七年來小林村的人們經歷了什麼。但是，這些遺憾，其實都為我們開展了新的生命課題，「萬物皆有裂口，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每件事都不可能圓滿，每件事都會有遺憾存在。八八風災對台灣社會來說，或許是個很大的遺憾，但是這個很大的遺憾也讓我們在修復的過程中，重新看到了新的光；而這個光會指引你，走到另一條新的道路上。」
儘管在心頭巨大的傷口無法褪去，那塌陷的獻肚山光禿一片、小林村舊址樹立起的那塊紅色木板，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曾發生過的劫難。然而遠方的棕櫚葉林正透出綠意盎然、滿是生機的微光，陷在泥濘中的人們，終會鼓起勇氣，以自己的步伐朝那片綠意、生命前行。
《此後》傳遞的不僅是翁瑞琪一家重新起步的人生，更是導演陳文彬對生命無常的註解。影片的最後，翁瑞琪的車一直向前開去，好像開到盡頭了，卻一個轉彎，那個轉彎後又是新的生活。生命是一直行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