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底層立言—— 打工詩人紀錄片《我的詩篇》的眾籌、行銷、文創計畫

2015年透過群眾募資、包場上映而獲得關注的紀錄片不少，耗時20年、記錄台灣老鷹生態的紀錄片《老鷹想飛》便是一例。而中國大陸去年也有一部拍攝六位不同族群、性別的打工詩人的紀錄片《我的詩篇》，透過群眾投資、影廳包場方式上院線，自2015年6月在上海電影節首映並入圍紀錄片競賽單元以來，在中國累積放映一百多場，觀影人次超過一萬兩千人，目前仍持續上映、參加影展中，也在網路上組織公開活動，可以說是紀錄片做為文創投資項目的一個重要案例。《我的詩篇》作為系列紀錄片的第一部，後續將拍攝「工人文化紀錄片三部曲」，第二部從墜樓逝去的富士康工人許立志的哥哥視角出發，暫定名為《我弟弟的詩》；第三部則是關於工人民謠、搖滾樂隊的紀錄片。此外，秦曉宇也計畫設立工人詩歌獎，是一項著眼於長期的綜合計畫。

《我的詩篇》系列計畫一開始由中國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圖書出版人吳曉波發起擔任總策劃，邀請詩人、詩歌評論者秦曉宇在2014年編著《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並在網路上發起讓國際詩人與中國民間詩人、草根詩人、打工詩人互相翻譯、誦讀、品評作品的交流活動。「打工詩歌」大約從2005年左右的廣東開始蔚為一種現象，即工業時代的新美學。以中國3.5億打工者的基數來說，至少有好幾萬人在寫詩，也因為中國大陸在1949年後有著工農兵文藝的傳統，若工人有寫作才能，便有機會被提拔到宣傳崗位，因此許多底層工人距離文藝並不遙遠。若過於關注社會屬性或泛泛地談，較難以真正建立美學品質與好壞標準。因此《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就像一部典籍，針對具有文學價值的傑作來討論。這些詩作不僅顯示出底層打工者的生活與精神面貌，更重要的是為底層立言、並啟發思想的價值。秦曉宇說，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紀念這些無名者，被成功價值觀與經濟發展巨輪無情碾碎的這群人：「優勝者的歷史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報應，那些有生之年受壓迫、被遺忘的人在歷史的凱歌中再次被輾碎，人類所繼承的現實滿載著不被承認、不被表徵的靈魂，這就是紀念無名者的難處，也就是我們做工人詩歌的用心所在。」

為了找到真正寫得好、而非有僅只是有名的打工詩人，可說是大海撈針，秦曉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網路、期刊、民間刊物蒐集到這些隱藏在茫茫人海中的無名者，他們可能是農民工、城市產業工、女工、少數民族、地底下的工人、流水線上的工人。他們找上富士康工人許立志時，他還是一個籍籍無名的90後青年，2014年8月邀請他拍攝紀錄片的隔月，一個月後的9月30日，便發生了他跳樓自殺的事件，成為當時網上熱議的新聞。

《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的出版帶起了朗誦會、研討會組織，網路上也在五一勞動節時邀請各界一起讀詩、點評，在自媒體微信（WeChat）、鳳凰網、騰訊視頻、愛奇藝上轉發，捲動許多人關注參與，包括大陸資深媒體人許知遠、出身台灣的鳳凰衛視主播吳小莉、主持人竇文濤、「介面」創始人與財經媒體人何力等一連串大腕。換言之，紀錄片只是其中一環，前期企劃所帶起的媒體行銷現象為此片的成功殿下重要基礎。

導演吳飛躍、秦曉宇從詩選中再選出六位拍攝對象，分別是金礦山爆破工陳年喜、義車工烏鳥鳥、從14歲就開始打工的紡織廠女工鄔霞、彝族的羽絨衣充絨工吉克阿優、地底下的煤礦工人老井，也包括墜樓的富士康流水線工人許立志。通過這幾個人，組成一幅工人群像，揭開部分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遭遇與精神世界。

這部號稱「中國詩歌紀錄電影開山之作」的作品大約花費400萬人民幣拍攝，其製作之精良、影像之精緻讓人驚嘆。開頭一場北京皮村（中國工人第一村）的朗誦會，在拍攝之時便透過愛奇藝在網路上播放，秦曉宇說，愛奇藝不僅提供發布平台，也在前期給予第一筆資金支持。此片由「藍獅子圖書」、吳飛躍創立的「大象微紀錄」出品，後期也有文創公司、企業出錢出力（比如金融投資企業「銀天下集團」）加上網路上1340人投資總計近22萬元人民幣的眾籌成果，顯然有許多人同樣被打工詩人與劇組所做的努力感動，因而獲得了來自社會的巨大能量。

在電影語言表現上，此片穿插高度象徵性的詩化影像，配合不同的詩人、文字呈現不同影像質感，也穿插長短錯落的詩作。「這些詩歌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們豐富獨特的人生經驗，寫此生此世的具體感受。」秦曉宇是第一次做紀錄片，因此他認為，紀錄片不需要有太多框架或限制，而可以與文學創作有一定關聯：「文學創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紀錄片加分、增量。大部分的紀錄片有點像是說明文，把觀眾不了解的事件具體而微地呈現。但我們拍攝的主題是詩歌，詩歌的基本方式、手段，包括影像的可能性，最重要的不是直白，而是象徵隱喻。這種語言能給你幾個層次的價值，一方面讓你互相參照這個詩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同時也將裡面的隱喻、微言大義、對社會的批判呈現出來。」

因此，整部影片就像是一首組詩，每個段落又自有不同風格：爆破工陳年喜的鐵骨深情、吉克阿優往返城市工廠與山區部落的落差、老井的地下世界則黑暗而冰冷、鄔霞則是在日復一日的平淡與身邊瑣事中透露出一股憂鬱。「很多人都震撼、觸動過我們，我們反而要盡可能控制一下，不要流於人物的塑造或讚美，但我們的心態是特別尊重這些給我們觸動的人的。」秦曉宇說。

這些面對鏡頭往往不善言詞工人，將情發於聲，歌其日常工作心事，寫出沉默的大多數人的心聲，並從反面完整了國家發展的歷史。

2015年11月，趁著《我的詩篇》來台灣參加金馬獎，兩位導演也在寶藏巖舉辦放映座談會，邀請參與者舉著燭火，共同紀念這些歷史上的無名工人。訪談時，秦曉宇說，這次來台灣，他特別到去看一個位於六張犁附近、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亂葬崗。他拿出手機拍的照片給我看，有些上面還有模糊依稀可辨的字跡，有些則直接寫上「不詳」，其中一塊細細的石碑，已經深深地嵌在樹幹裡，與樹木融為一體。這塊墓碑讓他感到深深的震撼。

就像許立志最後海葬，飄散地歸於天地，也像電影片尾曲〈退著回到故鄉〉所唱，退到泥土草木，退到一個沒有榮辱、沒有貴賤的地方，在那裡，相遇的都是親人。一片歷史中的小塵埃，化為一塊石碑，棲息於樹下的盤根錯節間，是一個偉大的無名者，死後仍繼續挺著，向這個世界沉默陳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