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電影的新魔幻寫實：金馬最佳新導演畢贛談《路邊野餐》

「當我的光曝在你身上，重逢就是一間暗室。」
「為了尋找你，我搬進鳥的眼睛，經常盯著路過的風。」

——畢贛《路邊野餐》

當今年第52屆金馬獎揭曉「最佳新導演」得主為畢贛《路邊野餐》（Kaili Blues）時，看過這部片的觀眾，相信都不會意外。儘管三個放映場次票券均未售罄，即使加上評審，看過的人可能不到一千，但《路邊野餐》嶄新的魔幻寫實氛圍與長鏡頭手法，在影迷之間迅速掀起討論熱潮。觀影前就有記者同業告訴我：這部片很屌，很「炫技」。看完第一次，覺得自己根本沒看懂。

這不是誇飾，也不是常見的「驚艷影壇」這類宣傳文案，此片紮紮實實地提醒了「電影做為一門時間的藝術」，可以如何折疊時間、空間、記憶，揉捏成一個從現實中長出的虛幻時空。

如果沒拍電影，本來要去當爆破工的

導演畢贛1989年生於貴州東南邊的小城凱里，這個地方不大，四周到處是山群與苗族寨子，人口只有三十萬，「生活比較無聊，就會幻想一些其他的東西。」26歲的畢贛在凱里生活了18年，媽媽是理髮師，爸爸是司機。由於父母很早就分開了，大多時間跟奶奶一起生活。專科念電視編導，卻在學校裡遇見了啟發他的人，即系上的系主任，山西傳媒學院的丁建國老師。「我老師雖然是系主任，但他沒有汽車，家裡全是光碟。他比較喜歡電影，都是按照電影編導來教，判斷你有沒有能力拍電影。我在學校裡拍的第一部短片，也是他給我最佳劇情片。我的創作沒有被學校扼殺，我老師反而是鼓勵我，最後還掏錢給我拍電影。」

拍完實驗長片《老虎》、短片《金剛經》後，這位老師還幫他找了投資者，結果後來「黃掉了」（意指沒談成），畢贛原本打算先擱下電影，跟著朋友去當爆破工，「後來，老師湊了十幾萬給我拍片，他說一個年輕創作者如果一開始沒有前進，會磨損掉創作的激情。每次缺錢的時候，他說好呀好呀！隔天就會打一、兩萬給我。」

加上向媽媽、朋友借來的錢，《路邊野餐》就這樣東拼西湊地開始，連演員都是土法煉鋼，飾演詩人陳升的是畢贛的小姑父、老歪是錄音師的表哥（之前也在《金剛經》中演老歪）、小衛衛是畢贛同母異父的弟弟、大衛衛是朋友、老醫生則是奶奶住院時隔壁病床認識的老太太。

若望文生義，從片名肯定摸不著頭緒，不知道劇情到底是關於什麼。其實《路邊野餐》原本取名《惶然錄》，與葡萄牙作家佩索亞（Fernado Pessoa）的作品同名，為了更貼近觀眾而改名《路邊野餐》，與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潛行者》（Stalker, 1979）的原著小說、斯特魯伽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1973年的科幻小說同名。

但即使問了導演，仍然摸不著頭緒。「我小姑父（飾演詩人陳升）的好朋友叫老歪，很早以前就過世了，我用他的名字來創造角色，從《老虎》就有。《老虎》在南京放映後，小姑父說：『如果老歪知道那該多好！』我被這句話打動，想要紀念老歪和陳升的過往青春，於是開始寫一個殺人的故事。但你會想安撫它，我想佛經應該可以安慰老歪，於是取名《金剛經》，是獻給老歪的。拍《路邊野餐》時，我重看了這本佛經，發現很多困惑，例如過去、現在、未來，拍電影的當下我覺得我是懂的，包括他過去與人的交往，看完之後我就覺得不懂了。」拍了幾部電影，裡面全是關於一個叫「老歪」的人，但這個人，導演根本沒見過，只是因著小姑父的關係，而單純想紀念他。這個半虛幻半現實的角色在畢贛的電影裡長出了自己的血肉，「老歪」以不同工作、不同面貌出現在畢贛的電影裡，「精神上有一種連貫性，像是生命輪迴一樣。」他說。

故事與角色來自這些交錯又同步的現實，對空間氛圍的掌握則相當程度來自童年與成長記憶，畢贛說：「電影裡面有很多閃爍的燈光，那應該是小時候跟父母住時，他們可能在吵架，家裡的燈光因為接觸不良而一直閃爍。照理來說，這應該是恐怖的記憶，但拍成電影，把這些細節變成元素，變成環境、氣氛的渲染，讓我覺得很安全。」

影片中，陳升從洞穴中走出來，或者在洞穴裡等待販賣香蕉的推車，「凱里有很多戰爭時期留下來的防空洞，後來成了廢墟，被用來儲存香蕉。」

台灣流行歌、火車、侯孝賢

《路邊野餐》的鏡頭運動往往讓攝影機留在原地，旋轉360度，最後又回到了原點，暗示著宿命與揮之不去的憂鬱。除了童年時期的記憶與生活，詩歌、電影、音樂也是畢贛作品中的重要元素。

畢贛說自己懶惰，不是特別勤勞去看各種文學作品或藝術電影，但是「學校裡有間放映室，我就喜歡看些沒人看的電影。《潛行者》的簡介上說導演受到政治壓迫，那個年代似乎跟我爺爺挺像的，感覺很親切。《潛行者》我只看了幾分鐘就覺得很難看，想批評一下這部電影，但要批評得看完才行，我就每天堅持看五分、十分鐘，堅持了很久的時間。看完後，我去食堂吃飯，順便想想怎麼批評這部電影。吃飯時，我才發現電影裡頭有著龐大的、無法理解的美學，我的電影觀就這樣被顛覆了。我把塔可夫斯基所有的電影找來看，也開始自己的創作。」

後來他看到了侯孝賢的電影，特別喜歡《南國再見，南國》。《路邊野餐》中有多幕火車穿越山洞、公路上的主觀鏡頭，既是受到侯孝賢的影響和引導，也是對他的致敬。而片中一個拍攝摩托車騎上山路上的鏡頭，搭配林強的音樂，活脫脫就是《南國再見，南國》裡，那個著名的三分鐘長鏡頭的翻版。

除了林強的音樂，在配樂的使用上，竟大量出現了台灣流行音樂與民歌，包括〈小茉莉〉、李泰祥〈告別〉、〈堅固柔情〉、伍佰〈世界第一等〉、〈痛哭的人〉等。畢贛說，「伍佰的歌曲從小在生活中是很熟悉的，而羅紘武的〈堅固柔情〉這張專輯實在太好了，我用音樂喜歡用整首，與情緒節奏同步。遺憾的是，寫劇本過程中李泰祥就過世了。歌曲的設計也花了很多心思，〈告別〉在電影中第一次出現是在老醫生的診所裡，磁帶是壞掉的，透過對話才打開這首歌的意義；第二次，磁帶已經修好了；第三次才在片尾聽到完整的歌曲，有一個線性的過程。」

畢贛自己寫詩，片中陳升所朗誦的詩作都是畢贛寫的。他特別喜歡瘂弦，也喜歡宋詞，事實上，《路邊野餐》的剪輯節奏，是按著宋詞的長短句。每個鏡頭可以各自獨立，交代角色之間的關係，並透過詩串起不同時空。「我覺得華語片在剪輯上一直沒有發展出獨特的語言，像早期亞倫雷奈是有在嘗試的，長短句是我們特殊的語感節奏。所以，前半段是長短句的結構，後面才用長鏡頭串起。」

一鳴驚人的長鏡頭

影片60分鐘左右，出現了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長達40分鐘的鏡頭。若回想故事情節，陳升帶著磁帶與照片，要到鎮遠尋找衛衛、並把東西交給老醫生文革時期的愛人。一個從鐵軌向上仰拍火車的鏡頭過後，陳升進入了一個隧道中。長鏡頭從這個叫做「盪麥」的地方展開：女孩洋洋出場，上了摩托車離開；尋找吹笙苗人的陳升先是搭上流行樂團的卡車，又解救了少年衛衛，遇上洋洋與理髮店裡的女人，並且把錄有〈告別〉的磁帶交給理髮店女人（暗喻女人可能是他死去的妻子）。鏡頭在晃動與交錯中跟隨洋洋搭船去了河對岸，她在這裡只做了三件事，買了風車、遇上衛衛、聽見了火車的聲音（盪麥在劇本設定中是個火車到不了的小地方），又從吊橋走回原點。最後結束在衛衛載著陳升離去，陳升意識到這位長大的少年可能就是自己一直在尋找的、被賣掉的衛衛，他呢喃道：「這是在做夢嗎？」

被創造出來的空間「盪麥」於苗寨「丹寨」拍攝，劇本再根據地形修改、排練。這個夢境般的鏡頭，風格極度寫實具象，卻隨著與前半段劇情對白中若即若離、真假難辨的多層次互文關係，而開展出橫跨過去、現在、未來的超現實感受，使得鏡頭就像是在多個次元中開了一個蟲洞，帶領觀者穿梭在不同角色的腦內記憶之間。

提及拍攝這個鏡頭的企圖，畢贛說，「電影是一個持續觀看的藝術，我想用寫實的方法，在持續的觀看中獲得完整的空間，裡面所有東西都可以成立，互文關係讓那種超現實的感覺被拉得很開，這是我電影中很重要的美感。」這個鏡頭一共拍了三次，最後用了第一條，在三個攝影師輪流拍攝，有時手持、有時架在車上、有時甚至必須跑著上下樓梯，完成了這個艱困的任務。「這個鏡頭很困難，我覺得沒有拍得很好，只是剛好把我的概念與美學表達出來。拍到那個鏡頭時，已經沒有錢，借來的設備也準備要還給人家，還下著雨。我心想，再等半個小時，如果還是下雨也只能硬拍，半個小時後雨剛好停了。」

我的電影拍給野鬼和風看

「小津說好電影應該以餘韻定輸贏，我也覺得是這樣。」對畢贛而言，拍電影跟養一盆植物、讓它長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差不多，因為做為獨立導演，不用面對大眾和工業，回應其訴求，而是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探索美學，不因資金而受限，也無須自我審查。《路邊野餐》目前已通過審查取得龍標，明年初將在中國做小規模藝術院線上映。

《路邊野餐》的餘韻無疑很強烈，那是透過時間與記憶的折疊，內在憂鬱與外在空間的相互烘托所達到的超現實效果。比如窗外行駛的火車疊合上屋內的風景，比如影片最末，陳升所搭乘的火車窗外反方向急速行駛的火車上，出現了連續倒轉的時鐘，陳升卻逕自沉沉睡去，渾然不察。那種難以言喻的疊合就像是畢贛自己所寫的句子：「當我的光曝在你身上，重逢就是一間暗室」，而彷彿無止境夢遊的鏡頭則像是鳥的視點：「為了尋找你，我搬進鳥的眼睛，經常盯著路過的風」，幻化莫測，在動態中持續觀看。

畢贛的下一部電影暫名為「地球最後的夜晚」，也將繼續實驗長短句的剪輯節奏與充滿互動的長鏡頭。他說，下一部片雖然有點懸疑類型元素，但不會提供觀眾或工業所需的訴求，以後應該也不會，「我的電影很實驗，你看完未必喜歡，好像在浪費時間。我想只有野鬼和風和我很契合，所以我的觀眾分為野鬼和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