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有機小農VS.觀光自行車道！ 高恩進談《八堂的綠色之戰》

歸農，返鄉耕種，是現今許多1980世代的台灣年輕人面臨的一種自覺生涯選擇。或者老家還有農地，或者貸款買／租一塊地，或者組織合作社、號召「穀東」，提倡「消費者直接跟農夫買」。兩分地，能養活自己；五分地，能養活一家七口。

離台北市不遠的宜蘭是很多務農青年的第一選擇，這個距離與差異讓人重思都市與農村的關係。趁著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巡迴來到宜蘭，高恩進說，印象最深刻的是慈心華德福的實驗學校，與鄰近的小農、自然環境、商店自成一個滿足食衣住行的綿密系統。「我跟從事有機農業的大叔們長期一起工作，他們的理想就是打造一個有機村落，社區中有好的餐廳、學校教育系統，與自然環境。」雖然首爾的望遠洞也有這種社區中的教育、飲食系統，但沒有農田，來到宜蘭，「就像是看到大叔們的理想實現了一樣。」

2000年代，一群韓國農民抱著有機耕作的理想，在政府鼓勵有機耕作下來到南韓漢江八堂地區的二水頭（位於首爾市東邊一小時車程的漢江上游），每年向政府申請，以便宜價格承租公有土地。有機耕作保護了水庫（八堂水庫供給首爾市飲用水）的水質，產出的農產品均銷往首爾市（一說八堂佔首爾有機農產品銷量80％），成為南韓有機農業的發源地之一。然而，2009年底，時任南韓統領的李明博主導提出「四大江整治計畫」（Four Major Rivers Project），計畫內容包含運河、水壩整頓、觀光自行車道，範圍之大，鋪天蓋地而來。「四大江整治計畫」的合理與必要性未經討論，短時間內拍板定案，從提出到動工只有六個月時間，絲毫沒有緩衝餘地，並為此迫遷二水頭地區的11位有機農夫，影響八堂地區共計21萬坪有機農地。（八堂包含二水頭與南洋洲，《八堂的綠色之戰》拍攝的是抗爭較為激烈的二水頭地區）

試想：12年在此耕作，不料從天而降「四大江整治計畫」，原本合法的租期變成非法耕種，農民們於是開始自救抗爭，提出行政訴訟。政府一手宣布非法，一手卻繼續向農夫收取租金。媒體與附近居民開始說有機耕作是假的，有偷偷使用化學肥料，會污染水質；支持開發整治計畫，要農民滾蛋。

從反對立場到親近農民

雖然此計畫備受爭議，反對運動也喧騰一時，但農民聲音多半被主流媒體消聲。導演高恩進與《貪欲帝國》的導演洪里烱同屬「Green Image綠色影像共同體」，計畫公布沒多久後的2010年初，高恩進就拿著攝影機進入這裡。她說，一開始是受組織抗爭的八堂地區天主教會委託，拍攝運動宣傳短片。看到被主流媒體消音的農夫，與他們的掙扎糾結後，決定要發展成長片，完整記錄運動過程。

高恩進說，「原本希望呈現正反兩方的意見，但贊成開發者面對鏡頭選擇迴避，認為反對者是為了拿更多錢才進行抗爭。因為這樣，拍攝時也發生過被趕出現場、攝影機被搶走的狀況。」也因為對四大江整治計畫抱持懷疑，她的鏡頭愈來愈趨向反對者立場，「水壩美其名可防洪、提供乾淨用水，但該地區不常下雨，完工三年後的現在，水質惡化、非有機農偷偷耕種等問題逐漸浮現。」

比起激烈的抗爭畫面，《八堂的綠色之戰》也呈現農夫們之間、農夫與居民之間的張力與分裂。高恩進坦言，她原本想以從事有機草莓耕作、長期住在那裡的盧汰煥作為主要紀錄對象，但第一次協商後，盧汰煥很快決定放棄抗爭，因此將拍攝重心轉向剩下的四位農民。「四人心理矛盾很多，為了抗爭，農事沒辦法好好做，有很強烈的失落感，覺得身為農夫好像不能做什麼。後來，政府頒布限期離開命令並強制拆除農地溫室，又向農民收取強制拆除的費用，在背債壓力、無法專心從事農務以及家庭、心理等種種沉重壓力下，最後只能選擇放棄。」影片呈現了抗爭中最終落回個人身上的沈重壓力，「理解這些才能知道他們抗爭過程中的心理變化」，高恩進說，「因為長時間的相處，農忙時也下去幫忙農事，有時會忘記自己正在拍片，覺得自己比較像抗爭者，可以感覺到農夫對導演的依賴感很深。」

此案例若置放在2005年韓國農民反對WTO、2011年簽訂美韓FTA所引起的糧食自給率降低、農地消失的脈絡下，還複合著反對迫遷的重要意涵。二水頭的11位農民中有2位放棄從事農業，3位下落不明，4位背負更多貸款，搬到離首爾市更遠的地方耕作；僅有2位與運動者一起集資租地，以小規模耕種、開設在地有機餐廳的方式，繼續留在八堂地區。高恩進說，也有運動者就這樣跟著農夫規農耕種。 

拍紀錄片讓我對現實覺悟

《八堂的綠色之戰》於整治計畫竣工後的2013年於韓國上映。導演說，當初希望透過拍攝，可以改變社會，但開始拍攝後發現，雖然每天現場發生很多事情，但對整體社會似乎並沒有造成太多刺激。她舉例，紀錄片《農家樂》講述了反對米市場開放的抗爭，雖然有人因此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最後米市場還是開放了，還是無法達到理想結果。「一有開發建設，農業就會被排除，農民所重視的價值被忽略。在韓國，勞工運動比較強勢，農民受到的注目較少。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回鄉務農，但農民的地位還是相對弱勢。」高恩進說。

自大學德文系畢業後，高恩進一直在紀錄片與社會運動領域中工作，曾參與短片、獨立電影，也曾在「勞動電影節」（由民間團體「勞動者新聞製作團」舉辦的電影節，設立有媒體中心「MediAct」，現已解散）擔任字幕翻譯志工。後赴美國帕森斯設計學院念電影製作，受The New School學派影響，回韓國後進入綠色影像共同體，與紀錄片領域的前輩們一起工作。

不過，談及進入運動場域拍攝、再到剪輯上映的心路歷程，高恩進流露出覺悟與思考：「拍攝這部紀錄片花了四年，對我而言，我認為是對現實的覺悟，獨立紀錄片很難有實質的影響力。現實面上無法形成強而有力的的力量。」

「我會想，什麼叫幸福的生活？」目前，高恩進離開了綠色影像共同體，在國高中教電影製作，將電影結合教育，對她而言可能是一種更幸福的生活方式。

訪談末，她秀出手機中的照片給我看，那是抗爭結束後，由運動參與者和兩位農夫在八堂集資開設的有機小食堂，乾淨簡樸的木製桌椅，配上明亮光線，她說：「食物都是用那裡的農產品做的，很好吃。」抗爭結束了，或許會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下去，受壓迫者如何比壓迫者活得更好更快樂、活得更久，在體驗到現實的覺悟後，也是必須用生命去做的鬥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