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紀錄片讓人愛上一位無名英雄： 專訪《世界存亡一指間》丹麥導演彼得安東尼
有些歷史被塵封多年無人知曉，但我們一旦認識它後，再回頭看看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會發現眼前原本熟悉的一切都不再相同。2015城市遊牧影展選映的《世界存亡一指間》（The Man Who Saved the World）就是一部這樣的電影。
你可知在冷戰時期在美蘇兩大陣營各擁核彈而劍拔弩張的對峙之下，真曾有那麼一瞬間，死神與全人類的距離大概只剩下一個鼻尖。但因為一個蘇聯軍官的正確決定，全世界才得免於滅絕，然而他卻在危機過後默默無聞地潦倒度日，直到數十年過去之後，終於有人從塵封的檔案堆中發現被他的英勇事蹟，才得以被傳為佳話，這位軍官更被歐洲與美國等地的眾人奉為英雄。他是前蘇聯陸軍防空部隊上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羅夫（Stanislav Petrov，見本文主圖）。
不過，這件事情在台灣媒體上幾乎從未被提起，1983年9月26日，正在值勤的他收到雷達監測器警報，顯示美國朝蘇俄發射了數枚洲際導彈。根據當時的作戰程序若警報屬實，他需回報上級，俄國軍方則將以核彈回擊。他只有數分鐘可以決定是否相信手上的數據並向上級呈報，儘管所有電腦數據再三確認後都確定警報可信度為最高，但衛星監控螢幕上卻不見飛彈蹤影。最後他選擇相信直覺，判定這是假警報，也因此避免了一場毀滅性的核子大戰，事後調查也證明果然是系統錯誤。但他非但沒被上級褒揚，還因枝微末節的疏失遭長官懲處，他也絕口不再提這件往事。直到1998年冷戰時期的軍事檔案解密後，這個事件才重見天日，因而在2004年到2012年之間，多個跨國組織都頒獎表揚斯坦尼斯拉夫的英勇事蹟。
《世界存亡一指間》預告。
導演成長於冷戰時期 憶歐洲彼時人心惶惶
這部由丹麥導演彼得安東尼（Peter Anthony）執導的紀錄片《世界存亡一指間》，就是為世人介紹這位無名英雄的電影，也是彼得的第一部長片。2004年一篇關於斯坦尼斯拉夫的報導讓彼得大為感動，決定透過大銀幕讓更多人認識這位無名英雄，因而便耗費十年完成了這部融合了劇情式紀錄片與一般紀錄片跟拍的特別作品，他一方面以諜報片手法重建1983年攸關世界存亡的關鍵一夜，另一方面也紀錄了他在2005年前往聯合國接受表揚，並和勞勃狄尼洛、麥特戴蒙、凱文科司納等多位美國影視名人見面的旅程。
初次見到導演彼得，一頭金色直長髮，短短的山羊鬍，加上一身合身的黑T恤與緊身牛仔褲，外型讓人想到北歐的搖滾樂迷。出生成長於七○年代的丹麥，當時正是冷戰最僵峙的時候。他回憶當時大家都很怕蘇聯，也因為丹麥政府左傾的政治立場，所以當時的政府也很害怕強力反共的美國雷根政府。不過當時，丹麥只有兩三家電視台，而所有的冷戰消息都是從美國傳來的，所以丹麥人民並不知道蘇聯方面的狀況。「當時真的是人心惶惶，還有的丹麥人為了預防哪天核戰爆發，還在自家院子裡挖了躲避核爆用的防空洞。」
瞭解當時歐洲世界對於冷戰的恐懼，更能理解斯坦尼斯拉夫當時天人交戰的決定有多麼重要。但是，要拍攝這位前俄國軍官並不是那麼容易。從這部影片可看到，脾氣倔強的斯坦尼斯拉夫非常厭惡接受採訪，在攝影機前更是守口如瓶，而記者隨時還會因為問錯問題而被轟出家門。那彼得安東尼是怎麼說服這位脾氣不好的老英雄接受拍攝呢？導演說，這中間有段有趣的故事。
圖：斯坦尼斯拉夫住在莫斯科市郊，過著幾乎離群索居的生活。
不遠千里赴俄拜訪 搏感情讓老兵敞開心防
斯坦尼斯拉夫住在莫斯科的偏遠市郊，距離市中心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和製作人決定拜訪他，但我們原本預計只會在莫斯科待上一週，結果我們花了三個星期才回到丹麥。」和他們見面的一開始，這位老先生便告訴導演一行人，「你們必須理解一點，我是個傳統的俄國軍官，我不輕易在人前表露情緒，我也不談家庭私事。」但從相處過程中，導演看到他的身上一定有故事，因此他們又多花了許多時間和他培養感情，也試圖從斯坦尼斯拉夫的生活細節中找到更多故事題材。正好，聯合國邀請斯坦尼斯拉夫到美國接受他們頒發的「世界公民獎」。同時，導演也發現斯坦尼斯拉夫是凱文科司納的頭號影迷，非常喜歡他主演的冷戰電影《驚爆13天》（Thirteen Days, 2000），甚至有封遲遲未寄出的禮物，上頭寫的收件人正是凱文科司納。於是彼得透過朋友牽線聯繫到科司納的經紀人，安排兩個人的見面。於是，他的紀錄片就從斯坦尼斯拉夫前往美國領獎與和偶像見面，踏出了第一步。「他的貢獻無法獲得祖國同胞的認同，卻在世界的另一端獲得敵人的肯定，我覺得這就像希臘史詩中的奧德賽一樣，他們都是透過一段離鄉背井的旅程，來瞭解故鄉的事情。」導演彼得說。
但這只是成功起了頭。開拍後，每當攝影機一開，斯坦尼斯拉夫對於當時的回憶總是輕描淡寫：「那晚的情形？一點都不危險啊。」但等到關起攝影機，他又改口「當時真的太恐怖了，嚇死人！」畢竟斯坦尼斯拉夫走過言論箝制的集權時代，對於公開受訪總是特別提防。「我後來發現，要讓他不再用『腦』回答而是用『心』回應，就要讓他像1983年那一晚一樣，面臨許多壓力。」彼得說。於是，他開始使用激將法，有時在鏡頭前刻意提問刺激受訪者，等他氣消之後再嘗試和他談心，「就像心理治療或是酒吧裡的酒保一樣，和他漸漸培養出如家人、又如工作伙伴般的感情，才讓他漸漸和我們無話不談。但這前後也共花了我們五年的時間，才讓他卸下心防，願意開口聊他的家人。而也是因為他同時擁這樣高的自尊與柔軟的心，讓他成為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圖：斯坦尼斯拉夫（圖右）到了美國之後，真的和凱文科司納（圖中）見面，凱文聽了他的故事更由衷佩服，還為將這位英雄介紹給所有劇組，讓大家一一上前向斯坦尼斯拉夫致意。
鎖定年輕觀眾群 呈現平凡老兵的不凡事蹟
不過《世界存亡一指間》除了近身側拍斯坦尼斯拉夫的美國之旅外，中間也不時閃回（flash back）手法穿插以戲劇手法重建的1983年事件現場，手法別出心裁，也讓這部影片揉合劇情片與紀錄片的長處，一方面呈現真實的力道，一方面也讓影片如劇情片般流暢。談到這個，導演彼得說他一開始知道這個故事時，曾經想將這個故事以好萊塢劇情片式的手法拍攝，但後來仍覺得有真人現身說法，力道是比較大的。同時，在他為這部電影籌資過程中，投資人都告訴他這個故事只適合拍成電視專題，而且現在除了年輕人之外，沒有任何人關心核能議題了。「管他的，那我們來拍一部可以凝聚年輕人的關注、有娛樂性的電影吧！」那時的導演彼得如此想著。「而且我知道現在年輕人再也不進戲院看紀錄片了，那我們不妨把這部片拍的更像劇情片。」另一方面，他在拍攝斯坦尼斯拉夫的過程中發現，「老年人在談論往事的時候，對他們來講就好像正在現在重新經歷這件是一樣，我希望呈現這樣過去與現在交織的感覺。」因而他讓重建的歷史事件場景穿插於主角在美國的旅程之中，在旅程的紀錄中，他則選擇以近身側拍的方式紀錄斯坦尼斯拉夫和他的年輕口譯員相處、討論那段歷史的過程，並且以快節奏的剪接方式，讓現實的紀實橋段也有一種如劇情片般的靈活感。
雖說導演想讓本片更有劇情片風格，但他在過程中也從根拍斯坦尼斯拉夫的素材中，找到真實的力量。彼得說，一開始聽到的故事，他覺得應該將斯坦尼斯拉夫呈現的像超人般的英雄，但等到進入剪接，他反而選擇刪掉眾人為他高喝「大英雄！」的激情場景。「半個小時之後就覺得無聊了，我發現樸實的力量反而更強大，當你在路上和一個小老頭擦肩而過，你多半不會多看兩眼，但當你發現他曾經拯救兩億人的性命，但後來卻在生命中一度喪志失意，我覺得這反而更迷人。」彼得說。的確，當凱文科司納和斯坦尼斯拉夫終於見面，這位銀幕英雄問他眼前的小老頭，當時他們是否曾估計核戰可能帶來的損害規模，斯坦尼斯拉夫淡淡的說出猶如末日般的景象，回想當晚這位值星官身上所背負的壓力，對他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想到了片尾，應該沒有人不喜歡斯坦尼斯拉夫的，一開始你可能以為這個老先生是個難相處的傢伙，但你會漸漸發現他的偉大之處。」導演彼得說。
圖：在平凡外表下藏著一顆偉大的心靈，讓斯坦尼斯拉夫在電影中更迷人。
而電影完成後，他們首先在美國獲得放映的機會，他當也發現，這部影片的主要觀眾是以19-29歲的年輕女性為主，這讓導演大受鼓舞，他看到了這個世界的未來就在這些年輕人身上。而逐漸的，這部影片也吸引越來越多觀眾，在沒有大量宣傳的情形下滿場連連，就連政治立場極度保守的「茶黨」份子也都被斯坦尼斯拉夫的故事所感動。而這也正是導演所想要達到的目的，目前這部影片現正回到在丹麥進行院線放映，也引起廣大的迴響，在許多城市都是場場爆滿，本片的賣座也打破了丹麥紀錄片的票房紀錄，在海外市場，也有越來越多理念相近的人出手相助。「現在越來越少觀眾願意進戲院看紀錄長片，約書亞歐本海默的《殺人一舉》也毋庸置疑地是2014年丹麥最重要的紀錄片，它拿下了所有大獎。儘管如此，但是全丹麥僅有1500人進戲院觀看這部影片，我希望找到一個方法讓觀眾對這部電影產生興趣，從中找到樂趣，也可以引起年輕一倍的觀眾和他們的家人、老師與同學討論冷戰與核能議題，藉此更瞭解這一段歷史。」彼得安東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