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長給問嗎？】系列一 台北市文化局長倪重華：台灣需要基層技術訓練和完整片廠

在台北市文化局長遴選風波餘波盪漾下，現年58歲、人稱「倪桑」的倪重華當上了文化局長。

下午兩點半，文化局辦公室安靜卻有種動感，從公務人員口中聽到直呼「柯文哲」名號、秘書們接待未曾怠慢。採訪備妥就坐，這位新科局長進辦公室的時候手提一盒水餃，簡單招呼後拉開橡皮筋，兀自嚼起遲來的午餐。40分鐘不到的訪談，他一邊吃飯一邊隨手捻來侃侃而談，但其實他說的每句話份量都很重，沒有浪費一分毫時間，讓我感覺這個位置雖然才坐一個月，但他的思考已經過多年錘鍊。

眼前這位白髮西裝，膠框厚重眼鏡下是自信的笑容，主流媒體多以「資深音樂人」、「音樂教父」稱之，或以電視節目「週末派」、唱片公司「真言社」認識其過往戰績，但倪重華起初出身中影技術人員訓練班，與杜篤之、廖慶松等人是同一批助理，時任攝影助理的倪重華細數中影製片廠經驗：「我在中影做過五部片，都是投資5000萬的大製作，包括《源》、《皇天后土》、《大湖英烈》、《筧橋英烈傳》等。那時中影斥資振興國片，結果票房全垮，垮了以後沒錢，於是新電影就起來了。」

中影製片廠受技術訓練

於1970年代末入行，倪重華見證了台灣電影產業曾有的規模，卻也是垮台前的最後榮景。「那時台灣電影年產100多部，有一陣子製片量是全世界第二，僅次於印度。因為整個東南亞華語電影的蓬勃，很多武俠、三廳作品都是台灣生產的。我跟了《源》整部，陳耀祈導演，張毅編劇，王銘燦是副導，我是攝影助理。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拍外景，收工後走山路，我把攝影機倒掛在肩上，場務跑來叫我：『小倪！還要再補拍幾個鏡頭！』我一回頭，不小心一腳踩空摔下去，片盒摔飛，底片都曝光了，腳腫得很厲害，休息了一個禮拜。」

「那時製片廠是有部隊的，攝影組有三十個人，光助理就十幾個，還有燈光、製片、美術。我記得第一天去上班，進攝影棚看到布景簡直嚇壞了，家具租借論天計費，碰一下不得了。有個助理跟我說他幹了十幾年，我心想：哇！你做了十幾年還只是個助理，我不禁想到我的未來。」話畢他大笑。在片廠黃金時代的尾巴，攝製組為拍反共復國大戲《皇天后土》到日本、韓國取雪景。這部片結束後，倪重華跑到日本大阪寫真專門學校（現大阪視覺藝術學院）念視覺藝術，回台後跟著王童，做《策馬入林》的副導演。

倪重華笑稱自己是個「機會主義者」。「那時覺得這邊（指電影產業）好像不行了，就立刻去找其他機會。」然而回看歷史經驗，其中似乎也有一種想像的錯位：「1975年後紐約剛開始有獨立製片，像伍迪艾倫、馬汀史柯西斯，所以我們那時都很嚮往獨立製片，覺得片廠太守舊、沒有創新，加上那時電影科系是被排斥的，因為師徒制當道，電影科系畢業的根本沒什麼空間。中影製片廠技術人員訓練班雖然只辦了四屆，但培養出陳國富、李屏賓、杜篤之這些人。」

1980年代初期出現了《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台灣新電影在限制中找到了突破的方法，然而電影產業的走下坡已無力回天。同時，電視成為家家戶戶的基本配備；1982年，行政院新聞局成立廣播電視未來發展研究委員會，準備籌劃公共視台，原由政府掌控的電視台則首度開放外製。倪重華進了葛福鴻、王偉忠的小製作公司福隆，「就三、四個人開始做電視，算是第一代的外製公司，我做過僅7集的《電視副刊》，有點像新聞雜誌，一小時節目分四個單元。後來做了《週末派》，也在公視籌備期間做了9點到9點半時段《角色顯影》，由孫越主持。那時的概念是docudrama，因為當時紀錄片都是旁白配畫面，docudrama就是針對小人物，有些是真的，有些是重演。那時覺得電視的空間比電影大，拍電影比較麻煩，成本比較高，還要服從導演，電視自己掌握機器，就可以掌握自己要做的東西。」

隨著技術汰換與藝術觀念變革，倪重華先是受技術人員訓練，到了日本後「先念電影，一年後發現我的同學都去念video，在80年代初，video是很新的概念，後來我也轉去念video，學校以製作為基礎，從一到十，拍攝用beta，剪接用電腦。教觀念，老師會告訴你video不是電影，如果用蒙太奇的概念是錯的；它也不是電視，有自己的特質和未來性，就像現在的小孩用手機就可以創作。」也例如，1980年代現代藝術熱中探討媒材特性，西方video art、韓國藝術家白南準帶來啟蒙。聽起來，製作、技術、藝術等方方面面，在倪重華的經驗裡並行不悖。

從產業基層做起

因此他認為台灣電影產業現在最需要專門學校的學生，也就是技術部門。對於我提及現大專院校影視科系相關學生畢業進入產業後的種種困惑，倪重華回應：「那是學校沒教好，搞的每個人都想當導演，弄混了。訓練出來不是要當導演，而是技術人員助理。學校不會教你產業裡的工作態度，教育體系裡拍過電影的老師也沒幾個，能教的是理論和觀念，學生跟著走的結果就是人人都想要當導演。」他說自己在大阪專門學校，每年與同學拍片，從沒想過當導演，因為他的樂趣在於技術，導演就是老大，是罵人的，對他來說距離太遙遠。就如同東京服裝設計學院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是當店員，從產業的基層工作做起。

回到台北市的電影產業與文化政策，近年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持續以舉辦台北電影節與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為主要任務，電影委員會則提供團隊協拍，或以城市行銷為目標，以跨國合製推動台灣在國際影展上曝光。對此，倪重華的想像首先是將台北電影節與金馬影展電影學院、大師講堂做區隔，以技術工作坊的方式帶著學員實際操作。「我認為論壇經驗分享沒什麼用，只是看明星、拍照，結案報告有8000人次對官方好交代；但我寧願找20個人，花10天，讓這幾個人真的學到一點功夫，能在產業裡面用，第二年還可以再來。我認為現在最缺的是攝影，因為大多攝影師養成都是來自廣告、電視劇，跟電影很不同。李屏賓在攝影方面有很多獨門絕活，如果不傳承，他年紀也大了，這是馬上可以做的事。」

對於影委會現況，則說：「我覺得成績也不錯，能做就繼續做。影委會的項目目的不同，未必都要從市場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定位是前衛創作，那就純創作，但得從藝術、創意的角度評估有沒有達到目的。最怕的是沒有藝術、創意，更不能市場，兩者之間我寧可選擇前者，因為這是政府該做的，市場比較是商業片該做的，政府不需要做商業的事，反而應該在前衛端加強，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作品能有啟發、做出亮點比較重要。我是video art的底，應該把那些養分帶進商業片。」

在各縣市電影政策均祭出城市行銷的環境下，如何與中央及其他地方政府單位分工？倪重華認為過去作法必須重新檢討：「中央以補助為主，台北市比較以觀光宣傳為主，每個地方都在做。我想這需要重新檢討，起碼影展可以先從技術入手，再去檢討定位，做出區隔。」

產業園區應引入技術教育

在這之外，荒廢多時的中影製片廠，在台北市十大建設下化身為現「台北市北投影視音產業園區BOT案」，卻於去年流標。倪重華認為，這個BOT案應該重新設計，思考怎麼結合教育，要有一個攝影棚、技術部隊與好的設備，透過教育工作進入產業，有這樣的基地、制度，整個產業鏈才會完整。對於大巨蛋與遠雄集團引發的BOT爭議，他回應，「現在對BOT的看法我認為過於偏頗，BOT並不全壞，現在的狀況我認為是柯文哲市長和前朝政府兩種不同價值觀的鬥爭。選舉後，明顯是世代交替，因此做BOT必須要從世代交替的概念設想。我們現在做的東西，未來是留給你們的，一定要符合下一代的需求，得把主從關係整理清楚，從這樣的角度去想。」

去年，文化部打算發放流行音樂證照，倪重華極力反對。「政府或學校都把技術人員當丙級廚師看待，但這不是短期人才培育，技術是很難教的，例如美國的跟焦師，一跟是一輩子的，那是個專業。」

倪重華的一席話聽起來像老生常談，然其病徵檢討、病理分析、診斷下藥卻讓我感到無比實際，我問：「這是從外國模式來的參照，或想恢復以前的中影製片廠嗎？」他笑著看我，答得鏗鏘：「我做事不喜歡找國外的model，我是從台灣的現況出發，我的經驗是自己的過程、留學日本的系統，我希望把國外的model解構，再弄成適合台灣的樣子。我沒有研究韓國、中國的市場和製片模式，因為國家制度不一樣。我的想像也不是中影製片廠，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很多國外團隊來台拍片，但台灣能提供的人才都是第三、四線的，沒有好的技術人員。如果有好的製作，加上台灣人力成本比較低，可接受的範圍比較大。也必須思考台灣製片在亞洲、大中華、乃至全世界是什麼樣的位置？未來，不管西方、中國來台拍片，可以是一個什麼樣的技術規格？這要再整理，不需要套別人的架構。」

話畢，我有種這位官員腦袋挺清楚的感覺。下一位來訪者抵達，倪重華起身迎接，匆匆對我說：「這樣內容應該夠吧？」我不知道這樣的報導內容夠不夠，至少聽來沒有大話或亮麗數字，是來自紮實的經驗。柯政上任月餘，有賴人們觀望、監督、參與。期盼影視音產業園區理想落實，也回想起倪提及中影製片廠經驗時對自己的嘲笑：「這樣好像也不好，讓我現在做什麼出手都很大，因為我的經驗都是大製作，覺得就要這樣的規格。」

北市新十大建設北投「影視音產業園區」小檔案

原址：中國電影製片廠、北投營區
面積：三塊基地（北投營區、北北福利站、北投營區北側）總面積約為2.09公頃
現況：2座攝影棚及部分辦公房舍
停用時間：1995年《肝膽豪情》殺青後
產權所有：國防部
建蔽率：40％
容積率：400％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