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的幽默──馬鹿野郎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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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5

在成就跨越戲劇、電視、電影近四十年輝煌的表演事業之前,北野武當過清潔工、拳擊手、臨時演員、電梯小弟、燈光助理、計程車司機……說他是出身寒微、自學成功的影藝天王,根本貶低了他的天才。自由的靈魂難以描述,也無法框限,勉強用他說過的一句話凝結其人生哲學:「不快樂的人生,比死還讓人難受」。所以戲裏戲外虛實之間,他笑鬧嬉戲,霸道放肆,受了委屈就要直直地打出去;面對橫逆「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是他的方式,也是他的本事。戲裏,死亡常是結局,總也帶著悲壯色彩,因為他要追索死亡的意義;戲外,他曾瀕臨死境,卻又能絕處逢生,因為他寧可「在舞台上斷氣」。別誤會,這並非直面死亡的氣魄,只是他太熱愛表演,這工作讓他可以嘲諷一切「永遠不讓自己無聊」。話說回來,無聊的永遠是人,與世界何干?!

青年獨立‧壯年瀕死––藝術家的生命鑿斧

北野武六十六年的生命起伏震盪,有兩件事影響深遠。六十年代末期就讀明治大學大四時他毅然休學,堅心走自己的路闖蕩舞台表演,那是「消滅母親的方式」,即便他承認之所以有機會受高等教育,擺脫勞動階級的命運,完全歸功於嚴苛又可敬的母親——佐紀。「小時候的玩伴,現在不是工人,計程車司機,就是黑道小弟。他們和我哪裡不同?沒有,不,只有母親不同。」反叛母親是他宣告獨立的姿態,規馴於母親的期望與堅持,北野武斷不能蛻變成漫才(相聲)喜劇演員——拍子武。他懂得質疑自己,所以創意源源不絕;老也想著「應該做點別的事」,所以做了不少怪誕、冒險、出格、放浪之事。敢做並不特別有勇氣,敢當才稱得上真氣魄。

青年時期獨立成功,行至壯年死裡逃生。一九九四年盛夏,遭逢創作瓶頸又屢受狗仔隊騷擾,八月二日凌晨三點,北野武騎上摩托車,妄想以速度追求自由:「也許我喊了一聲Go!然後就衝了。」他失控撞上欄杆,導致頭部嚴重受創,昏迷了兩天險些喪命。經過漫長的復健他的右半臉永遠痲痹,變成臉半麻、長短腳的跛行人。大難不死的他自我解嘲,戲稱自己的身體是人偶,「生理上的折磨提升了人的境界」,從而徹底改變他的表演方式,他必須學會控制僵直的半邊臉,重新學習發音說話。一樁嚴重車禍北野武稱之為「偽裝的意外」、「失敗的自殺」,幸運抑或不幸各有說法,只是敢賭上性命,堪稱表演藝術最高境界,對他來說用原創的自我毀滅方式讓人咋舌讓人發笑是一種必要。他連死都不怕了,還會怕愛嗎?也就無所罣礙。

崇敬黑澤明––追求硬漢創作者的浪漫

論日本電影前輩大師與作品,北野武自陳對許多日本經典電影很陌生:「像是小津的《東京物語》,在我看來,此片的好多場戲都太漫長了,其中出現的人物花上很多時間談話、吃喝。我並不習慣看這種電影。同樣地,我對溝口健二的作品也非常不熟,這些作品一點也不吸引我。」

電影導演北野武崇拜的自然是黑澤明,但是電視喜劇演員拍子武可能並不清楚,日本電影黃金時代三大巨匠,私底下最有幽默感的絕對是小津。當北野導演說:「我認為一個電影導演最終極的夢想就是親自搞定他所拍的電影中的每一個細節。」北野桑顯然不知道,前輩小津桑早在上個世紀中期就完成了他的終極夢想,以極端嚴厲、鉅細靡遺的方式。當北野桑坦承:「演員、電影工作者、像黑澤明那樣的大導演,或是色情片演員,說到底都是一樣的。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寬衣解帶。每個人都讓自己的感情裸裎相見。」十分湊巧,小津桑在微醺時也曾戲言:「電影導演就像是橋下的娼妓,遮著臉拉客。」身為創作者,兩位導演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創電影語言,也毫無保留地誠心與最大多數的觀眾溝通。

圖:《導演萬歲》劇照。

黑道治國˙歷史失憶––敢言的人道主義者

北野武批評政治同他編演喜劇一樣犀利。成長於戰後均貧的底層社會,北野武對於地痞流氓多少理解幾分,他父親就曾為黑道做過事有些牽扯。待他功成名就躍升上流社會,對日本黑道政商通吃、盤根錯節的現況有深刻的觀察與批評,他戳破西方媒體的迷思,直言日本秩序井然、治安楷模的表象背後有龐大的黑道勢力控制。質言之,日本黑道嚴密的階級制度完全是真實社會的縮影,不守規矩你就會受懲罰、被孤立,就這樣地下社會幾近公開地控制政治、經濟各層面的活動與決策。

對於二戰責任歸屬日本政府態度反覆、避重就輕,「並沒有被『去納粹化』」,北野武批評檯面上的政府也毫不寬貸,他堅信必須解決日本歷史教育的失憶現象,改善與亞洲各國特別是中韓兩國的關係:「我們怎麼能夠接受一位日本首相,先是真誠地為了戰爭所犯下的罪行,向亞洲國家道歉之後,又穿著首相的行頭到靖國神社報到?」在日本右派政府當道,民族主義喧囂之時,北野武和作家大江健三郎允稱藝文界的良心。

援助非洲‧暗諷權貴––敢行的慈善家

北野武非常富有,也很懂得享受富裕生活。童年時貧窮困頓,他自覺有道德義務扶持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所有不與人分享,自己獨享財富的有錢人都是可恥的。」他積極援助非洲的小學,並提供獎學金給非洲學生到日本留學;他更實際參與西非貝南當地鑿井儲水、腳踏車設計、太陽能面板安裝等工作。善念義行讓他獲頒義大利伽利略文化獎,頒獎時眾多歐洲王公貴族、藝文人士在場觀禮(他心裡的OS是「那麼多不需要工作的人……」),他故意在致詞時挑釁上流人等:「我們不該忘記,在我因為自身成就得到這個獎之時,在世界各地,有些人,他們並沒有足夠的食物可吃。」真正的革命者都有溫暖的心;真正的喜劇家都有熱心腸,這位名叫北野武的喜劇天王,電影名導,就是敢直視著你的眼睛,堅定地說:只要有心,你可以做得更多!

圖:《那年夏天寧靜的海》劇照。

儀式與遊戲

侯孝賢說「北野武的電影一直處於現實的冰冷」,我會這樣形容他的影像風格:「儀式與遊戲交疊,寧靜與兇暴互映」,即便是死亡悲劇也帶有遊戲感,詼諧遊戲也展現儀式性。他常使用定格長拍鏡頭,凝止映像加深了神祕感,也激發觀眾的想像力。大海是北野武最偏愛的場景,因為六歲時他在江之島海邊,目睹父親面對美國人時態度卑微,逐漸明白人類的可笑與渺小,那是他和父親菊次郎最親近的記憶,所以他電影中的人物總也在海邊沙灘交心,瞭解彼此,抉擇人生:變成一個更好的人,或者以死解決生命的困境。

以幽默接近自由

英國記者問北野武:《奏鳴曲》到底是喜劇還是惡夢?他冷然回應:「這是一場惡夢中的喜劇」。這句話形容的不只是電影,也適用於他的人生,而他昇華了電影中的暴力也昇華了自己的生命,以殘酷中的幽默,這是他接近自由的方式。

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北野武可以說:「日本就是我!」

圖:北野武自傳《馬鹿野郎》由漫遊者文化出版。

 

註:本文所引原文均節自米歇爾.坦曼記錄北野武訪談的新書《馬鹿野郎》(漫遊者文化);少部分節自北野武所著之《菊次郎與佐紀》(無限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