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只是基本要素：郭力昕談台灣紀錄片
繼《放映週報》在第440期訪問影評人林木材、第441期訪問曾發行《一首搖滾上月球》、《看見台灣》的電影行銷人王師之後，我們繼續訪問長期關注紀錄片的相關工作者，希望為能夠為關注紀錄片的讀者提供來自更多角度的觀察。此次我們為各位讀者訪問了政治大學的郭力昕教授，請他和我們分享他對台灣紀錄片發展現象的觀察，以及談談在他心目中「好」紀錄片所需要具備的要素。
院線不是影響力保證
在去年《看見台灣》上映後在文化評論界引發的一陣檢討聲音中，政大傳播學院的郭力昕教授是最晚發聲的一個，在天下獨立評論網站上的文章〈郭力昕：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之中，郭力昕批判主流紀錄片一向未脫他在2005年指出的「濫情主義」與「去政治化」兩大創作方向。而《看》以過於煽情的感性語調呈現台灣眼下環境過度開發的現象，立意良善的努力，卻因缺乏深刻論點與膽識，使得本片成為環境議題背後結構性問題的煙霧彈，限制了觀眾理解問題的角度，反而成為政商勾結現實下的「小罵大幫忙」。
但是從幾個熱門紀錄片所引發的社會反應來看，台灣紀錄片希望產生社會影響力的最佳管道，似乎就是院線放映。郭力昕對此則持保留態度。當下的確有越來越多紀錄片導演或發行商希望將作品推上院線發行，但他認為，紀錄片在院線產生的影響力不一定大於其他的映演管道。尤其，當影片上映沒有遇上對的時機，不見得能引起足夠的社會注意。
同時，郭力昕也認為，一部紀錄片在院線是否能產生影響力，也要看台灣社會現下需要什麼題材。例如吳乙峰的《秋香》和《看見台灣》上映時間接近，但因為該片紀錄的是一位台灣身障人士前往馬來西亞幫助更生人的故事，儘管主角是台灣人，其題材對於台灣社會來講還是較有距離，因而受到的注目遠不比《看見台灣》或是吳乙峰當年的《生命》來的高。而《生命》記錄九二一災後重建的過程，是當時台灣的共同生命創傷記憶，因而推出後才能引起迴響，創下當年的紀錄，也因為《秋香》在題材選擇上的改變，吳無法將當年的叱吒風雲的效應移轉到此次的新片之上。
社會心理需求造成院線熱潮
而郭力昕也提到，有時一部國片的賣座，可能是因為群眾情緒的支持，或是某些社會文化的遠因下產生的結果。例如近年國片市場特別偏好立志故事與土地認同的劇情元素，郭力昕認為，那是因為台灣當下很需要這些溫暖的元素，社會一直需要被鼓舞，民族的悲情仍瀰漫在社會之中，所以溫馨的東西特別有市場，這個背景使得一部影片在時機、手法皆到位的情形下，能夠創造出一個特別的時刻，在全島如野火燎原般蔓延，使得院線影片的社會影響力看來比電視還要猛烈。
電影儀式放大行動焦點
郭力昕也推測，院線放映在台灣相對具有影響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因為電影是一個需要觀眾主動走進戲院買票觀看的事件，而大家為了支持喜歡的電影，也會爭相在網路上拉抬、宣傳喜愛的影片，使得看電影成為了一個節慶。「例如《看見台灣》大家可以一起參與一個儀式性的行為，讓他變成一個事件」，在這個意義上面，進戲院看電影便成為一種集體儀式，讓大家感覺到這不光是個話題，而是一個行動。另一方面，電視相對也很多人看，但是因為收視相對方便，也隨時都有重播可看，分散了群眾的行動，讓在電視上觀看節目看期來比較不像是個節慶。
除此之外，大家認為看電影是一件儀式般的特別事件的原因，似乎是因為電影還是被認為是一種「作品」，比起電視節目較具獨特、浪漫的特性和想像，而電視對大眾而言則只是個媒介。此外，打開電視收看電視台所播放的影片，對於我們而言也似乎是件理所當然的事。
電視應成為紀錄片放映主要管道
儘管如此，郭力昕仍認為，紀錄片最適合的放映管道應該還是電視。網路對他而言也是不錯的管道，但是網路是某個世代以下較為普及的媒介，普及性仍不及電視。在當下社會環境中，電視仍是相對普及的視聽媒介，普遍存在於每個人的生活空間。因而，若紀錄片想要產生社會話語，可能還是需要依靠隨處可見的電視，較能達成目的。
他也指出，紀錄片有著承載、傳播資訊的功能，因為這樣的屬性，使得它更適合在電視頻道上播放。而目前台灣電視頻道提供的資訊浮濫且缺乏深度，郭力昕極力期盼台灣電視出現一個紀錄片專屬的固定平台。他以對岸為例，中國大陸近年積極在中央、地方設置紀錄片頻道，一級都市諸如上海、北京，以及地方省級電視台都有固定的紀錄片頻道，只是內容上難免受到政治箝制。他相信這樣的工程台灣一定可以做得到，也可以做得更好，其實最基本的工作只有開設頻道，播映紀錄片工作者已完成的作品，可惜即使如此，台灣目前仍然辦不到。
強烈盼望公廣集團設立紀錄片頻道
郭力昕強調，開設紀錄片頻道同時極需要以公廣集團來做為推手，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台灣的紀錄片不論是上院線，或是要進到嚴峻的商業環境之中放映，馬上牽涉到商業的考量。而當紀錄片工作者以上戲院放映、保證票房數字的目的拍攝影片時，便可能會盡力討好觀眾，置入大量催淚、逗觀眾開心的片段，讓觀眾願意花錢進戲院感受情緒上的娛樂，模糊了紀錄片拍攝的目的和焦點。
在扶植國內優秀影視創作者上，郭力昕認為公共電視還需要更有作為，他表示，放眼全世界，許多已開發國家極具影響力的公共電視，皆積極扶植紀錄片和優秀的獨立影像創作者，甚至將扶植的觸手伸進亞洲，因而，近年有許多台灣紀錄片創作者都是接受日本或歐洲公共電視台的資金從事創作，將較而言，台灣的公視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郭力昕及期盼見到政府展現他的魄力和視野。
好看是紀錄片基本要素，而非目的
郭力昕對紀錄片的評論一向給人一種印象，認為紀錄片應該擁有強烈的政治意識與政治批判視角，透過影片揭露社會體制掩蓋的結構性問題，讓作品具備著強烈的「文以載道」的嚴肅性格。從這樣的角度看來，筆者不免以為郭所認可的紀錄片，其調性應該是嚴肅而智性的議論題材，較難展現活潑的一面，但在此次訪談中，筆者才對其見解有了全新認識，郭力昕對於紀錄片的形式其實仍有比較靈活的品味，其中仍會有對於作品政治意識的期待，但他更在意的是紀錄片工作者如何以靈活有效的敘事手法，引起觀眾興趣，並引導觀眾深入認識拍攝的議題。
而之前不論在「台灣紀錄片HIT CINEMAS」論壇，或是放映週報所做的訪談當中，許多新進紀錄片工作者諸如《不老騎士》華天灝、《十二夜》Raye 多半認為，紀錄片基本的要求應該是好看，讓觀眾可以坐得住、看的完，和傳統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對紀錄片更嚴肅、純粹的期待似乎較為不同。對此，郭力昕也完全同意這樣的概念，「甜美、可口、或是其中有感性的設計都沒問題，畢竟影音藝術作品一定得通過感性因素引人注意，而人類接受訊息的第一道機關是感官，而非抽象思考，所以拍得好看是沒有問題的。」他說。
但他同時也點出，當紀錄片進入院線之後，「好看」的定義漸漸開始產生質變，所謂的「好看」開始變得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
台灣觀眾被商業片慣壞
針對近年台灣主流院線紀錄片偏好溫馨、勵志的敘事策略博取觀眾認同，郭力昕認為這背後也有來自美國八大片商的影響，在好萊塢電影宰制下，台灣觀眾被美式商業餵養出一種習慣，變得遇到有嚴肅、需要思考的議題的電影便卻步。使得現在市面上充斥的普遍是感官式、或故事本身極具娛樂性的電影。所以，例如驚悚片、恐怖片、愛情片，以及一種郭力昕稱為「感性紀錄片」的電影，都是可以被轉化為商品的素材。因而，當吳乙峰此次在《秋香》中採取比較收斂的敘事方式時，票房便明顯不比過去的紀錄片作品，他認為這是紀錄片在台灣競逐院線放映時，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好看」的品味在改變
郭力昕也觀察到，隨著觀眾喜好的改變，使得市場對電影的「好看」的品味也在改變。之前所謂擁有藝術手法的電影的精彩之處，在於其所擁有關於影像本身的豐富性。但是目前主流作品的好看卻似乎是去過度降低自身的影像語言格局討好更多層面的觀眾。例如蔡明亮的電影在台灣普羅觀眾之間已經很難被認定為好看的影片。而當好看成為影片的目的，電影中的議題卻因而變得非常鬆軟、無所謂，只有材料而沒有議題。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拍攝，或要去觀看一個人物的故事呢？影像工作者又想要從中告訴觀眾什麼？目前主流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差別似乎：僅止於前者材料來自於真實人物，後者則來自虛構的素材，而其他則沒有差別，兩者都企圖達成藝術手法，或是討好觀眾需要的娛樂效果。「但紀錄片的責任不只如此嘛。」郭力昕感慨。
同時，主流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的分野也可能因為某些因素而使得彼此間的界線愈發模糊。當工作者針對觀眾的喜好，過度刻意挑選被紀錄者的特定面相，使得觀眾因此無法看到更多面向的真實；另一方面，當被攝者在鏡頭前有意識的行動，如人類學紀錄片鏡頭下被攝者那般的配合紀錄者表演他們的生活，「演出他自己」，成為一個世故的被紀錄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主流紀錄片和商業劇情片兩者其實可以用「故事片」一詞來概括，兩者間的分別在過度討好觀眾之下而顯得模糊。
紀錄片應對拍攝議題提供更深入的認識
郭力昕也強調，他並不希望自己對紀錄片的觀念被認為太過古典，認為紀錄片一定要負起社會使命。「我不認為紀錄片一定要『改變』什麼東西，但是紀錄片應該要讓我們在看完影片之後，對它所說的議題能比以前知道多一點，多一點點就好。」他指出，現在的紀錄片好看也好、真實動人也好，但我們看完之後知道的還是一樣多，還可能知道的更少。例如《看見台灣》帶觀眾看見土地的創傷，但是在其旁白的帶領之下，卻也限縮了未來社會大眾思考環境議題的角度，「我們開始只看創傷的表面，不問創傷的背面」，從此大眾便不問更多了，或只是督促政府成立處理小組讓他暫時有所作為而已。「我們不是只要理解清境農場、消波塊、美麗灣的問題該誰負責，而是在呈現這些美麗影像和環境現象之後，帶觀眾進一步理解這些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將議題拉到下一個層次的問題意識。」
以「好看」的元素為籌碼，引導觀眾深入了解議題
郭力昕的文章與言論常常看來十分強調紀錄片的政治性，好像過度注重影片的工具性，使得影片中的美學似乎變得不再如此重要，但他在這次訪台中也特別澄清，「我不覺得美麗的影像和我們要深刻認識的問題之間有任何的衝突，而是創作者該如何運用這些素材引導我們看見問題的核心，而非僅停留在感性的層次。」今天假設《看見台灣》的導演以台灣的美景先抓住了觀眾認同，接下來則帶著觀眾進到問題的核心，可能便無法創造如此空前的票房奇蹟，但是也還是會吸引許多觀眾。
郭力昕另外以麥可摩爾的電影為例，他認為麥可摩爾的紀錄片就十分「好看」，他利用製造爭議性的焦點、好萊塢式的剪接節奏、緊迫逼人式的採訪，帶著民智保守的美國觀眾探究政策制度或是資本主義社會下最敏感的問題核心，更因此為《華氏911》創下院線一億美金票房的成績，《華》的好看有其正當的理由。
郭力昕認為，紀錄片的倫理價值不應該是固定制式的限制，而應針對不同議題目的而有所調整，以挖掘問題的核心，而其中隨之而來的政治、道德爭議的風險，也成為影片拍攝時的一種無形成本。好看是一種創作工具，不論其所謂的好看來自於影像的優美、敘事的幽默、或是手法上的創新，只要能讓觀眾讓影片看完，都可以被視為好看，但是他不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可以只靠好看而獨自成立，背後應該要有更清楚的作者觀點，以及更深刻的問題意識，讓創作者和被攝者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進行觀察。
仍走在成長路上，期望加快進步速度
在訪談的最後，郭力昕也很欣慰年輕世代在網路上已經可以開始意識到紀錄片的問題，展開廣泛的討論。而回顧紀錄片多年來的發展，台灣的紀錄片也仍在發展的初步階段，台灣社會對紀錄片真正的關注始於 2004 年的《跳舞時代》、《歌舞中國》、《生命》等紀錄片，至今不過十年，而社會也還需要一些時間來反省我們對紀錄片的理解，但他不免仍希望，進步的腳步能夠再快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