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是用來看的——「開眼見錢」影展

「開眼見錢」影展十月五日於誠品敦南店開幕，將用八天時間播放二十餘部以「錢」為核心、反思當代經濟潮流的紀錄影片。主辦該影展的CNEX基金會，計劃以十年時間，邀集全球華人共同記錄華人社群的律動與變遷；記錄的方法很多，其中最顯目的一種，乃每年參照時勢規劃一特殊主題，以徵件遴選方式製作十部華語紀錄影片，搭配與主題相關之受邀影片在北京、台北相繼做展。

十年計劃以「開眼見錢」初試啼聲，因為種種製作困難，預計拍攝的十部影片完成了八部，分別是綜觀華人社會經濟發展理路的影展主題影片《財富之道》，微觀近代中國經濟變遷的《父親》、《我最後的祕密》、《傘》、《浮萍》，逼視香港底層生活的《歌舞昇平》，追索台灣卡債問題的《卡到啦！》，及迴遊北京、廣州、香港、台北、新加坡、成都等城市，追隨計程車司機蹤影以探索生存之道的《TAXI》。受邀影片來自澳、美、德、荷、韓、瑞典、挪威等世界各地，也加入台灣與中國的部份作品。影展週邊活動則包含主打財經觀念的專題講座與由影展主題衍生之圖片、媒體裝置展覽。

CNEX為「開眼見錢」所作最初的說明裡，提及1980年代亞洲四小龍崛起及中國大陸方興未艾的經濟改革，與其後「短短二十年之間，擠壓著三代的$觀念與財富分配方式：從『錢是省來的』、『錢是賺來的』到『錢是借來的』，從『錢是用來存的』、『錢是用來還的』到『錢是用來花的』。這些觀念與作為，幅射出五花八門的金錢世界，交織成今天我們所見的形形色色人生百態」——或難有更好的文字，能概述我們將在這影展裡看見的。

影展開幕前夕，放映週報專訪CNEX台北影展策展人吳凡，談CNEX與影展的緣起，並介紹「開眼見錢」影展中，其最推薦的佳片。

要請您從主辦「開眼見錢」影展的CNEX組織談起，它是一個NPO組織，為什麼會籌設這個組織？

吳凡：CNEX執行長蔣顯斌先生是新浪網創辦人，過去一直在北京新浪與台灣新浪工作。他對紀錄片很有興趣，看過很多紀錄片，後來因緣際會在北京遇到了徐小明、陳坤厚兩位導演，還有張釗維。徐小明、陳坤厚導演到中國工作已有一陣子了，他們一直覺得中國紀錄片——不論資源或市場——都非常有潛力，對台灣的紀錄片導演來說，情況亦是如此。幾個人聚在一起聊天之後，有了成立CNEX的IDEA。CNEX野心很大，希望做一個十年計劃，每年拍十部紀錄片來記錄整個華人地區——包括中、港、台、澳門，甚至是北美有華人散佈的城市——的社會發展。

除了紀錄片，CNEX的主要發起人也對時代變遷感興趣。比方，現下是中國快速發展的時期，他們便希望去記錄這個時期、留下一些東西。而在紀錄片之外，CNEX著重的「紀實文藝」還包括文字、圖片等其他創作形式。十年計劃也包含文字論述——每年都邀請一些人針對該年的影片主題去撰寫文章，甚至將這些文章集結成書。至於圖片部份，我們目前成立圖片網站CNOW，在那裡，只要申請一個帳號，每個網友都可以自己設一個主題開辦影像展，例如，一個叫做「門」的展覽計劃收集世界各地不同的「門」的長相，開設主題的網友可以自己去拍攝各樣的門來與網友分享，或是利用這個主題來蒐羅其他人拍攝的照片。若能將網路資源累積到一定程度，或許將來網友想看任何主題的圖片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總體來說，就是多方面地去記錄。我們也不知道十年發展下來會累積出什麼樣的成果，但我們希望有興趣的人可以一起參與這個十年計劃，透過拍片或不同形式的紀實創作，共同帶動紀實文藝的潮流。

為什麼選擇「錢」作為第一屆CNEX紀錄片影展的主題？

吳凡：我想首先跟執行長的背景有關係，作為一個企業家，他開始跨足紀錄文化產業的時候，選擇先針對「錢」作一些思考。第二，「錢」跟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可是好像總有人避諱談它，不管是怕沾染一身銅臭，或是把經濟想像得太過嚴肅，總之就是避諱。我們最初設定主題，並不直接用「錢」這個字，用的是錢的符號「＄」，就是希望探索這樣一個小小的符號，在所有人生活中究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第三，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議題，近幾年非常熱門，在中國，每個人都在想該怎麼讓生活更好；因為中國的發展太快速，如今城鄉及貧富差距俱非常大，「錢」在中國於是成為一個很明顯的議題。相較於政治，我覺得「錢」蠻中性，它可以對社會有所批判，卻又不會太過尖銳、敏感。

為了製作今年度的監製影片，去年您們做了徵件，初步篩選後，把參與徵件的紀錄片工作者集合起來辦了workshop，這將是來年固定的運作模式嗎？為什麼這樣做？

吳凡：影展的籌製過程中，我們關心的不只是影片本身，也希望透過徵件去帶動關乎主題的討論。因為徵件以全球華人社群為標的，很多投件人我們見不到，於是希望透過workshop去認識這些人、跟他們討論、更明確地知道他們的拍攝計劃與方向，也判斷他們的提案是否符合主題企劃的精神。Workshop的另一個重要性，則是開放機會供全球各地的華人紀錄片導演相互交流。

第一年總共從全球各地徵得幾件提案？為什麼最後選出這八個計劃實現成監製影片？

吳凡：第一年的籌備比較倉促，我們並未做公開徵件，主要還是以邀請方式，讓稍有知名度紀錄片工作者提出企劃。篩選的考量，第一個就是「錢」，我們只能提供給每位導演一定的製作經費，需要動用更多資源的提案便沒有辦法執行。其次，企劃跟「錢」這個主題的切合度以及導演的資歷，也是評選小組考慮的因素。

「錢」作為一個主題，於現下的中國來說或可說是非常迫切需要處理的議題，但對台灣的創作者而言，談論這題目的高峰期或應是八○年代股、房市大漲、經濟高速成長的時候。從去年徵得的企劃案來看，生活在不同地區的華人，在不同的社經發展下，會對「錢」提出不同的想法嗎？

吳凡：我們最初也希望看見這些差異，但後來卻發現差異有些模糊。主要因為導演們的創作藝術性較強，影片作為成果呈現的更多是導演的個人風格而非地域性。以在中國製作的影片來說，雖然導演分別來自新疆、西安等不同區域，但他們多數長期在北京讀書、工作，地域差異在他們的作品裡是而也跟著變得模糊。

能不能請您介紹一下今年影展中，由CNEX自製的八部監製影片？

吳凡：《歌舞昇平》是香港導演張經緯的作品，在今年的主題影片裡，它的鏡頭運用、畫面質感最漂亮。我們沒有辦法從這部影片看見整個香港，因它刻意去挖香港貧民區的故事。導演拿過年前、過年後兩個時間點做交叉剪接，在裡頭，我們看見繁華城市裡，香港貧民的心態是不一樣的，他們不像一般印象中很努力、有衝勁、以快速步調賺錢生活的香港人，反而覺得他們很認命，沒有太多努力的動力。

《我最後的秘密》跟《傘》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兩部影片。《我最後的秘密》情節發展非常戲劇化，它其實不牽扯到經濟問題，只很簡單地陳述一個老太太懷疑所有接近她、照顧她的人都是為了她的錢；她的遺囑是她的秘密，要把遺產捐給一個體育學校，但遺囑的內容卻是所有人都知道！因為懷疑親戚、褓母貪圖她的錢，老太太和身邊的人發展出很微妙的關係；導演拍攝這部影片的時間很長，成功捕捉到這麼長的時間裡，不同人物的情感和生活變化，真實地呈現了人性。

《傘》是沒有劇情的觀察式紀錄片，它分成士、農、工、商、兵五個段落，用「傘」去做五個段落的串聯：「工」拍攝製傘工廠；「商」記錄賣傘的人；「士」是學生畢業後到就業博覽會找工作的場景，拍攝當天下雨，學生都打著傘；「兵」拍軍營裡的新兵訓練；「農」傳達經濟改革之後，從農人口開始往工商業流動，就像一把大傘的擴張。影片的細節非常有意思，比方「士」的段落，記下許多學生在就業博覽會會場外排隊，場邊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不斷問學生問題：找工作是為了什麼？讀書是為了什麼？有人說找工作是為了吃飯，他便再問：吃飯是為了什麼？非常有趣。這部影片今年也入圍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 。

《父親》講一個父親為了讓兒子唸大學一直去打零工，因他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只要兒子唸完大學，全家人的生活都可以好起來。可是沒想到，兒子不是讀書的料，畢業後找到工作，賺的錢卻跟他父親差不多，這是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導演記錄了一個很感人的故事，也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從小人物的生活切面去看大環境的變動，這也是CNEX最希望達成的目標。

《浮萍》回溯一個成功商人的故事。他大學畢業後推銷飲料維生，每天賺不了幾個錢，後來到深圳去炒股、炒樓，運氣很好賺了大錢，開始希望自己不要是個銅臭太重的人，所以為了實踐理想開始投資電影等事業，希望從其他地方獲得別人的肯定。因為導演出身央視，影片的結構中規中矩，但被記錄者本身非常有趣，也很健談，使這部影片顯得相當有趣。

除了剛剛提到的幾部影片，監製影片中有兩部作品不來自徵件企劃，而由CNEX主動規劃，其一是《TAXI》，其二是探討台灣卡奴爭議的《卡到啦！》，為什麼進行這兩個企劃？

吳凡：妳剛剛提到在台灣，「錢」這個議題在八○年代最熱，現在跟「錢」相關的影片則相對較少，這題材並非一般關注的焦點。去年徵件的結果，來自台灣的提案大多廣泛地討論「錢」的各個面向，沒有人針對熱門的信用卡問題提出拍攝計劃，可是我們覺得這問題於當下的台灣非常非常重要，於是動了主動企劃的念頭。其實這個議題不僅代表台灣，也是開始大量發行信用卡的中國即將面對的挑戰。

《TAXI》有趣的地方是，它並不鎖定一個地域，而是透過計程車司機這個參數，來比較幾個不同城市的差異。我們認為計程車司機作為一個行業非常有趣，他們與各樣不同的人接觸，知道的故事非常廣泛，對城市或地區的熟悉度也高，幾乎可以代表各地的在地文化，所以我們想像，從計程車司機的角度可以看出每個城市的不同。其實，在不同的社會裡，計程車司機的確有不同的面貌，但在華人社會，計程車司機的同質性卻相當高，他們多半找不到其他工作，可是會開車，於是選擇開計程車來養家活口，工作非常辛苦。

在自製影片之外，影展也播映部份受邀影片，為什麼做這樣的安排？

吳凡：首先，我們監製的影片內容以華語地區為主，今年還是以中國、台灣、香港為主力，受邀影片可以從不同國家的觀點去對照華語區的類似議題，另外，我們也希望知道全球化環境下，不同的國家分別面對哪些類似又差異的問題，並且了解他們對「錢」的態度。

受邀影片中，有您特別希望推薦的嗎？

吳凡：我自己最喜歡的影片是《行騙天下》。它採用的其實是我最不喜歡的紀錄片形式——徹頭徹尾都是訪談，不過這些受訪者很有趣，所以讓影片也有趣了起來。導演訪問四個詐欺犯——他們已經被關在牢裡了。影片裡，四個犯人把自己行騙的招數與罪行公諸於世，關於騙人這檔事，他們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詞——有人把它當成藝術，有人把它當作生活的一部份。他們騙人的錢其實為了精神上的滿足——一些被注目、被愛、被信賴的渴望。我想現在在台灣，詐欺也成為一種流行。大部份人覺得詐欺者很可惡，可是《行騙天下》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有不一樣的想法。說不定，看完這部片之後，你會很喜歡這四個人！

影展週邊的專題講座活動將怎麼跟影片做搭配？

吳凡：影片只是引子，我們更希望大家從影片出發去做相關的討論。最早我們計劃每天探討一個跟「錢」有關的議題，播放相關影片然後以座談方式討論影片及其牽涉的社會現象。目前活動中含括的專題座談亦是沿著類似的想法去規劃，希望原來不盡然對紀錄片感興趣的觀眾，也可以因為對相關經濟議題感興趣而來參與影展。講座主要針對一般較感興趣的經濟議題，包括全球化與M型社會，單純一點看，這些活動也是影展的宣傳。

那麼與影展同步發生的圖片、媒體裝置展呢？

吳凡：圖片、裝置展部份包括「一百萬的願望」跟「百變財神」兩個計劃。「百變財神」 在杭州、重慶、廣州、天津、北京等七個城市加上台灣，邀請當地的攝影師去拍攝各式各樣的財神形象；「一百萬的願望」同樣在中國、台灣幾個大城市，邀請一般民眾在白板上寫下「有一百萬要做什麼」，然後請他們與白板一同入鏡。

起初我們希望把兩個展覽分別發展成文件展，影展期間把蒐集到的所有圖片貼將出來，造成數大便是美的效果，同時在不同的圖像間做比較，比方看看不同地域、年齡、階層、職業、性別的人，會有什麼不同的百萬願望。但拍攝的結果使我們發現，所謂「地域」並沒有造成太強烈的分別，反而是職業或階級使人們產生不同的願望和思考。

因為影展本身在討論相當嚴肅的話題、批判反省我們身處的社會，我們希望展覽能相對顯得活潑一點，於是最後在文件展中加入了互動裝置，著眼於趣味性，希望觀眾也會覺得有趣。此外展覽現場我們仍繼續進行「百萬願望」的收集，願意參與普查的觀眾，我們就幫你把你的願望記錄下來。

儘管「中國熱」當紅，且現今中國的發展跟整體華人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大家很難不去想中國經濟的問題，還有自己與華人社會的關係，但台灣與中國在政治關係上的對抗、糾纏仍是個不可抹滅的現實，「開眼見錢」影展含括大量以微觀角度探視中國的影片，您們曾憂慮過台灣觀眾可能對此影展不那麼感興趣？

吳凡：這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們曾想過將整個影展活動在台灣和中國分別發展成兩套東西，但後來覺得這樣太過因地制宜，可能讓人誤會兩個影展發源自不同的組織。面對台灣，我們盡量在宣傳上把「中國」的元素降到最低，希望觀眾就影片觀賞、討論，不特別去標舉與中國相關的事物，討論經濟議題時，也儘量針對台灣與全球的關係去分析。可是我們不能避諱，相較於台灣影片，「開眼見錢」含括的中國影片較多，而我們必須等待今年觀眾的反應，再去做必要的克服。

未來每年監製的影片都是CNEX的資產，您們曾考慮過怎麼運用這筆資產來獲利，然後再將利潤回饋到十年拍攝計劃本身？

吳凡：作為NPO組織，我們基本上不考慮獲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影片能被更多人看見。未來個別的影片會有DVD發行，發行獲利則回饋給各影片導演，讓他們有餘裕繼續從事這樣的工作。計劃運作部份，我們還是希望爭取企業贊助，邀請企業主共同回饋社會、幫助文化產業。

未來幾年的影展主題，是否已經有了腹案？

吳凡：下一年的主題「希望與夢想」主要在與北京奧運做呼應，因為北京奧運不論在哪一方面，對當前的中國或北京都代表著可以帶動發展的希望，而奧運對運動員來說，也是實踐夢想的首要目標。再後一年的主題則暫訂為「遷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