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吧！紀錄片：紀錄片與台灣社會再造（下）

今年（2010）八月底，有兩場本質大異其趣的演唱會，分別在台北中油大樓及貢寮澳底仁和宮展開。表面上，前者是農委會主辦的銀髮老農樂團表演會，後者則是綠盟發起的諾努客反核音樂會，兩者看似毫不相干；但深究之下，我們發覺這其中都隱含一個關鍵字：紀錄片。

貢寮你好嗎

不同於台灣爺奶表演的雅俗共賞，八月二十九日，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貢寮發起的「諾努客（No Nuke）反核音樂會」，則是訴求明確的號召行動。主持人崔愫欣，綠盟的常務理事，正是《貢寮，你好嗎》紀錄片的導演。

影片中，她透過書信對話方式，敘述貢寮漁村1980年開始的反核漫漫長路。一段又一段不受主流媒體曝光的在地心聲，躍上銀幕──貢寮人面臨海洋遭受污染的心痛，被剝奪漁業權的氣憤，1003事件被污名化的恐懼沮喪，乃至最終寄託政黨輪替的失望作結……。二十多年過去了，核四停建又續建，反核從一個當年社會運動的顯學，轉變成遙遙無期的歹戲拖棚議題，早不受大眾媒體青睞。僅剩下的，是真實世界裡，一個又一個貢寮反核領導人的年邁老去，凋零離世。

沒有嗜血鏡頭，也沒有太多戲劇效果，一如崔愫欣予人輕聲細語，又堅定無比的形象，她只是安安靜靜記錄貢寮人的反核初衷，情緒起伏，以及無力矛盾。未料，竟如同她長達六年的蹲點拍攝剪輯工作，《貢寮，你好嗎》自2005年問世至今，持續不停接受來自各方觀眾迴響，「像接力棒運動一樣」，已細水長流累積約200場的放映會。

一步一腳印地在全省舉辦放映座談，從國中到研究所、從最藍到最綠、從博物館到地檢署……，在各種情境場合裡開啟溝通對話，而且崔愫欣「堅持一定要出席每場放映座談會」，親自上陣與觀眾進行映後Q&A！這種看似不如院線那般速成效率的方式，反是理念溝通的絕佳機會，回饋及改變也紮紮實實地漫延湧現。

大聲說出「我是貢寮人」

雖然身為社運工作者，但「我沒想紀錄片有那麼大力量，可以停建核四」，崔愫欣直率地說，起初推片時「並沒有具體訴求」，有的只是很抽象地希望「大家不要再污名化貢寮人」，別再強扣「自私固執」、「破壞社會經濟」的壞帽子在貢寮人身上，而能試圖理解及尊敬他們為環境、為家鄉所付出的努力。

她記憶猶新，在一場交大映後座談上，有個來自貢寮的學生當場舉手回應說，他在學校根本不敢自稱「我是貢寮人」，因為通常只會得到「貢寮人就是反核四，你們都很自私，核電廠不要在你家好了」的無形壓力，這讓他長期隱諱壓抑自己。但看完影片後，他表示可以很勇敢說出家鄉貢寮之名，也很驕傲貢寮長輩為子孫、台灣社會所做的付出貢獻。

「我們自己不是貢寮人，不知他們受了什麼壓力」，但經過影片催化，彼此溝通理解，我們真真切切感受到貢寮年輕人的心聲。而且「影響是互相流動的」，崔愫欣毫不掩拭地說，「經過200場的淬練互動，我自己也改變了」！原本她根深蒂固以為，《貢寮，你好嗎》如此冷門敏感議題的紀錄片，應該無法吸引觀眾，但反應出乎她意料。大家其實很想了解台灣爭吵20多年的議題究竟是什麼？主流媒體背後又隱藏了什麼？「為什麼要反核」、「核電有什麼壞處」、「有沒有替代能源」等疑問。

「大家不是冷漠不關心，而是不了解，」崔愫欣輕輕吐了口氣。透過紀錄片開啟對話後，她親眼所見觀眾有一種從「被動到主動」的轉化力量，從未停歇──一封封回應信件，有人幫忙推DVD，有人協助接洽放映，有人投身反核運動，甚至有獨立樂團主動聯繫創作歌曲，例如「拷秋勤」將崔愫欣在紀錄片裡唸的旁白，放入〈灰色海岸線〉饒舌歌的片頭；而「929」獨立樂團的吳志寧則更進一步，寫下一首〈貢寮，你好嗎〉的同名歌曲。

2010諾努客（No Nukes）反核音樂會

「我要輕輕地唱，對著沙灘唱。我要輕輕地唱，用盡我所有能量。……我們不要核電廠……。」配上一把吉他，吳志寧連續兩屆在台北貢寮的諾努客音樂會上，用溫柔嗓音唱著。2005年因為看了《貢寮，你好嗎》紀錄片，刺激他的創作靈感，寫下這首同名歌曲，並深受觀眾喜愛。日後，吳志寧不只透過歌聲傳遞理念，更用行動支持貢寮的反核音樂會，且不改獨立樂團的批判精神，在表演現場直指官方主辦的「貢寮海洋音樂祭」是「假裝搖滾」的流行場合，既然他們不願支持在地發聲，那麼大家就自己來辦「諾努客」，在最靠近核四廠的澳底仁和宮前，唱出反核心聲，替貢寮人打氣，再度找回運動的力量！

「後續發酵是當初根本沒料想到的」，崔愫欣愉快笑說，因為看過紀錄片產生共鳴，這些擁有自己樂迷的地下樂團，透過歌曲再發酵創造出「文化的感染力」。不過更令人驚異的是，如此感染力不只在台灣，還擴散到日本！同樣就在諾努客演唱會現場，有一位日本反核人士──富田貴史，留一小撮鬍子，綁一束長馬尾，在舞台上表演豎琴！

富田貴史是京都人，34歲，原本擔任Sony音樂公司宣傳的他，因為「體悟資本主義生活這回事」，決定辭去工作，並慢慢開始接觸反核社會運動。他在日本看到崔愫欣的《貢寮，你好嗎》大受感動，還主動在日本作推廣放映會。近日，他也替瀨戶內海上的「祝島」居民，拍攝反核短片《Peace One Earth, SAVE THE OCEAN,STOP!上關原發》，敘述一個「不到500人的小島，平均年齡65歲，長達28年的反核運動」，卻也抵擋不住國家機器蠻橫在不到四公里的對岸，興建核電廠。

因為諾努客音樂會，富田先生主動表達願意自費來台，崔愫欣得知後，也主動將富田的短片翻譯上中文字幕，協助他在台灣進行三場交流放映會！由於台灣核四雖是與美國簽約，但後來美國轉包給日本，所以我們的核四反應爐是日本做的。「這是日本第一座海外污染輸出，」崔愫欣補充：「所以日本反核團體很在意這件事！」富田先生更是語重心長表示，希望「不只祝島不要興建核能廠，全亞洲都不要再有核能廠的建造！」

至此，紀錄片不只是社會運動的觸媒工具，更扮演一個國際社會運動之間，溝通理念的媒介，試圖發揮更多超越國界的影響力。

即使悲觀，紀錄片也要繼續搖滾

無論是記錄小人物情感的「溫馨勵志」片，或社運工作者的「批判發聲」，都有其自身力量，在台灣社會發揮改變力。尤其上述兩例是由於公部門及社運工作者投入相對龐大的資源關注，才展現出較長期發酵的影響力，而非曇花一現的炒熱話題。

紀錄片並非僅有以上兩種實例。事實上，台灣社會存在多樣形式的紀錄影片。社區民眾拿起攝影機，在地記錄詮釋在地的經驗記憶，亦是台灣歷史的影像資料庫。許多單打獨鬥的紀錄片工作者，不以社會運動作為集體發聲基礎，反而選擇走著批判體制的孤獨小徑，其視野往往標示出紀錄片的特殊高度。這些綿長深根又看似小眾的紀錄片力量，也不容我們忽視。

僅管有上述例證，但若再次試問「紀錄片真能改造社會嗎？」公視「紀錄觀點」製作人古國威，猶抱持質疑態度：「我們無法擺脫某種資本主義的形式」。而且紀錄片真的擁有那麼「偉大形式的存在」及「恆久不變的價值」嗎？就某種程度而言，這些「溫馨勵志」或「批判發聲」的紀錄片，會受各單位重視的原因，是在於紀錄片有助於推廣傳遞理念，「比一般商業模式更容易達到目的，更真實地綑綁在一塊，也更有立場去推動。」

作為台灣紀錄片的重要推手角色，古國威並沒有一同包裝販售紀錄片的偉大價值，反而冷靜分析紀錄片在電視頻道的「收視率」。畢竟「你無法分析觀眾究竟獲得哪些面向的影響力，我們只有數字」，至少「可以檢視多少人願意坐下看完這部片子」。由數字窺之，觀眾通常還是有一種不變的觀影態度，「單純議題性的收視率比較弱，帶故事性的就會相對好」。

不過在台灣社會，即使某部片子在當下時空具備強大影響力，但「退燒很快」，所以「我們要不斷創造新話題、新人物」，依此層面來說，「最近紀錄片顯然虛弱很多」。所以古國威表達出相對的悲觀，「我認為紀錄片的影響力道並不夠，也許對此領域有興趣的人來說，是有影響；但對整體社會大眾而言，還是很微小的」，若更尖銳地說，他認為「偶像劇、綜藝節目、網路手機影像，對社會影響更大」。

當然他不忘提示我們，也許紀錄片最好的事，是讓社會願意「去思考，維護及尊重」多元價值。同時具備紀錄片導演及學校老師雙重身份的曾吉賢，他拍攝過推動汽車強制責任險立法的《人民立法柯媽媽》，則兼具感性及理性地表示：「年輕時因為堅信紀錄片能夠改造社會，所以才堅持到現在」，但也許「台灣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可是相同的，紀錄片「總能提醒這個社會，商業、主流、多數，不是全部」，所以我們仍願意再投入生產，繼續讓紀錄片在台灣盡情搖滾出更多元的面貌與視野。

（編按：本文連載完畢，上篇請見第279期http://www.funscreen.com.tw/Fans.asp?F_NO=638&period=279 。）

※ 照片提供／中映電影公司、諾努克（No Nuke）
※ 本稿為《人籟》與《放映週報》共同合作，文章亦見於2010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