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台北電影節總觀察

2009夏天，人聲鼎沸的西門町除了好萊塢《變形金鋼：復仇之戰》、《冰原歷險記３》盤據城市地景與各大放映廳，還可以看見一個個畫有粉色蝴蝶的紅色看板、一隻可愛棕熊提著皮箱旅行至台北的電視廣告，悄然隱現在街頭巷尾與捷運站中，它們是今年台北電影節「蝴蝶與熊的相遇」的主題視覺，代表遠自德國而來、降臨台北電影節的柏林城市光影。

電影節開跑至今即將接近尾聲，身為影迷的您不知是否從中看見了柏林影史的完整風貌？或是在「台北電影獎」與「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競賽、「華人影像精選」與「拉美小輯」等單元中，飽覽來自本土與國際電影人的創作心血？筆者於電影節期間看了近三十部影片，並陸續訪問自網路發聲的資深影迷、相關電影工作者，了解其對近年電影節選片及競賽制度的觀感，於此整理成對今年節目內容與週邊活動的總觀察。

往年的城市主題：國家電影、作者中心

電影節的城市主題起源於2002年文化局局長龍應台的規劃，當時接手的影評人聞天祥老師所擘劃的片單，側重於國家電影、電影史，對照國家電影經典與近代新銳，從中溫故而知新，並搭配該國重點作者型導演的介紹。

利用電影進行城市對望與交流，是台北電影節自2002年以來所建立的核心特色，而近三年來的電影節片單，是否在2007年策展人交接後是否有所變化？電影節影迷又是如何看待？

知名影評人鄭秉泓(Ryan)為英國萊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影評、文論散見於《電影欣賞》、各大影展特刊，並於個人部落格「關於電影，我略知一二……」為基地，定期發表電影賞析、影壇觀察。近年來，他對台北電影節發表許多深入的觀察與激烈的批評，其中部份關於策展人的人身抨擊，未必是影迷們欲關注的重點，但數篇「呵護台北電影」的系列專文中，的確不乏許多鏗鏘有力的專業評論，甚至羅列了一張張亮麗的片單，積極論述主題城市的電影史觀，供影迷與實體節目比對參照。

Ryan指出，根據他數年來的自身觀察及網路意見的調查，電影節觀眾長期認同電影節的城市主題，往年以國族電影為主軸的策展作法，接納度也很高，而目前仍有許多待開發的國家、城市，值得台北電影節往此方向持續精進。

然而，從2007年的「哥本哈根」主題年度開始，城市主題雖然仍因襲往年的模式策展，彙整了默片經典、大師德萊葉(Carl Dreyer)、近代新浪與逗馬電影等專題，但電影節開始出現非主題城市的特映單元；2008年開始，更出現了非當年主題(耶路撒冷與都柏林)的法國導演賈克．諾勒(Jacques Nolot)，以及國內外已故影人的稀零回顧，Ryan認為此種策展路線接近金馬影展「大拜拜」的雜燴風格，稀釋了主題城市的質量，而城市單元本身亦缺乏系統化的國家影史脈絡，斲傷了台北電影節多年累積所經營出的品牌特色。

今年的柏林單元：以「城市」為核心？失焦的歷史論述？

公允的說，不同策展人本來就可以有自身理念的表述空間，國家電影、作者論中心的概念在電影研究領域中其實飽受批評，是否一定要以電影美學經典、作者型導演為策展的核心取向，或許仍有討論空間；但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又試圖在片單中給觀眾看到什麼？策展人游惠貞女士給了一個答案：「城市」。

《放映周報》於六月初專訪策展人時(詳情見211期頭條「柏林天空下的電影風情畫」)，她提及策展團隊原本曾整理出上百部德國新電影導演的片單，遠赴德國與柏林電影博物館、德國電影中心、前東柏林DEFA製片廠等單位交流討論，而當地策展人馬丁．柯伯爾(Martin Koerber)一句：「奧柏豪森(德國新電影發跡地)不是柏林」令他們當頭棒喝而開始重新規劃片單，而許多影人、影片因為與柏林並無直接相關，因而都被刪去。

這個說法，在7月1日西門町紅樓的一場「漫遊電影之屋：柏林電影博物館」的座談會中獲得印證，節目策劃周郁文小姐在現場說明，當初原本是想以「電影大師的柏林足跡」為策劃概念，列出許多劉別謙((Ernst Lubitsch)、比利懷德(Billy Wilder)等大師的作品，但後來發現，他們德國時期的影片都與柏林無甚關係，比利懷德在德國UFA片廠工作時任職編劇，並無太多代表作(本屆電影節僅選錄了他編劇的獨立製片《星期天的約會》)；劉別謙旅居美國前的代表作《杜拜麗夫人》（Madame DuBary）與《安娜寶林》(Anna Boleyn)分別是法國、英國的宮廷歷史劇，《牡蠣公主》(The Oyster Princess)則是以富豪千金諷刺美國人言行舉止的作品，其他許多作品背景也多不在柏林。周郁文進一步指出，6、70年代的德國新電影大多發生在德國南部，例如法斯賓達的許多電影是在慕尼黑拍攝；而近代導演中，法提阿金(Fatih Akin)的電影則多取景於漢堡、土耳其，多莉絲朵利(Doris Dörrie)的作品也不在柏林，要找出一個能完全代表柏林的電影導演其實並不容易。

在「城市」這個大概念下，策展單位最終的《典藏柏林》片單，則以不同年代的電影，試圖勾勒柏林的古今風華，以及當中歷史思潮、政治局勢的變遷，影展現場發送的第1期《台北電影報》中，也以編年方式地整理出自20年代威瑪共和、納粹與二戰後重建時期、東西柏林分裂、圍牆倒塌後統一的各時期影片，試圖呈現這座城市的歷史演進，早期電影中有資產階級逸樂生活與左派工人聲浪的對照、二戰前後有《橋下戀曲》、廢墟電影《兇手就在你身邊》、省思七零年代國家分裂與恐怖動亂的《德國之秋》與《第三代》、90年代則有新移民與市井小人物的俗常生活描繪。

雖然跳脫以電影史為本體的慣性思維、改以「柏林發展史」為主軸的策展概念，也是一種另闢蹊徑的德國電影新詮釋，今年片單也的確並非全然鬆散、毫無邏輯，不過，影展單位若要以「歷史風貌」為主題，似乎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在單元編排、周邊論述上，呈現影片背後龐大的歷史脈絡，並深化其意義，否則，面對德國錯綜糾葛的近代史，一般台灣民眾恐怕很難從一字排開的片單中，組織、揣想出各影片間的關聯與歷史意義。

以11位德國新電影導演所拍的《德國之秋》為例，本片以1977年多位德國政商代表遭極左恐怖組織「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 1970-1998）恐怖謀殺、綁架的歷史為背景，但影片敘事架構十分零散、斷裂，若對相關歷史事件欠缺知識，恐怕難以在第一時間捕捉背後深意，影展單位若能在週邊刊物針對此段歷史進行較完整的介紹、並舉辦相關的專題座談分析影片內容，或許才能補足觀眾理解上的落差。

而策展單位雖然找了法斯賓達的「第三代」、「德國09」作為本片的對照，但用心挖掘的話，其實會發現有更多相關的重要電影，例如今年入圍奧斯卡外語片的《巴德爾和邁因霍夫》(Der Baader-Meinhof Komplex，港譯《赤色風暴》)、女導演馮卓塔(Margarethe von Trotta)獲威尼斯金獅獎的《德國姐妹》(Die bleierne Zeit，1981)，都深刻描述了六、七零年代恐怖主義，若電影節能將這些政治電影進行系統化的古今對照，才能讓這段德國歷史有更清晰的焦點呈現。

而當初為了紀念「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的策展動機，也似乎並未於本屆片單中被突顯，影展中雖有《冬日再見》、《女攝影師，圍牆以西》、《搖滾東柏林》、《再見列寧》等環繞於東西德分裂的影片，但當年的東德總理烏別希特下令建造上百公里的柏林圍牆，及隨後無數東德人潛逃西德而慘死於圍牆之下的這段重要歷史，並未於片單規劃、周邊論壇、活動中有完整的回顧。

(編註：電影資料館於去年「德光掠影－德國歷史三部曲」影展中，分別針對二戰、東西德分裂、恐怖主義規劃了個別的主題片單與講座，進行有縱深的歷史導覽；2009柏林影展的《冬日再見》After Winter Comes Spirng單元，則選錄了一套劇情長片、紀錄片與實驗動畫，描繪圍牆倒塌前十年，兩德及東歐各國社會氛圍的改變，也是一種觀照德國歷史的深度視角。)

此外，今年顯然有邀了不少同志及女性主義電影，影評人Ryan就曾在專文中指出，若能邀到另外一部西德拍的男同志電影《跳東牆》(Westler,1985)，與本屆所選東柏林的《出櫃宣言》(Coming Out,1989)作為對照，不失為一種呈現性別議題的角度。事實上，金馬影展曾邀過的《男男愛情公寓》(Return to Go!,2000)也刻劃了東、西柏林分裂情境下的男同志關係；2009柏林影展中由Jochen Hick執導、描述當代柏林同志生態的紀錄片《The Good American》亦頗受好評，上述影片或許能和本屆《穿制服的女孩》、《艾美與亞歌》、《175紀事》、《曖昧》等片整合成一個獨到的柏林同志專題。或者，將其他女性導演拍的柏林電影(例如:馮卓塔拍的《諾言》、《玫瑰圍牆》)，邀來與今年的德國新電影教母Helma Sanders-Brahms、Helke Sander、Helke Misselwitz、Monika Treut等人的作品，匯整為一個柏林女導演專題，也相當有可看性。做性別議題未必會掩蓋城市焦點，甚至若進一步結合柏林特殊的政治時空與自由風氣，將性別政治與國族政治平行對比，也許能做出一個比金馬影展「性別越界」更精采的「性別越牆」單元也不一定。

(編註：1995年拍的《諾言》描述一對戀人因柏林圍牆而分隔近三十年的愛情、2003年拍的《玫瑰圍牆》則描述二戰時期柏林婦女搶救猶太裔丈夫的血淚史，都是與主題城市柏林切身相關的影片。）

影展要如何讓觀眾看見一座城市的歷史人文地景與當代新視野，可從千百種切入角度，論述泱泱柏林的影史經典、美學流派、政治與性別思潮。平心而論，今年片單中《穿制服的女孩》、《橋下戀曲》》、《星期天的約會》都是難得一見的佳作，觀點思維也異於當時主流的美學與社會風氣，可作為一種大敘事之外的反面參照；不過，這些影片雖大致勾勒了各個時期的歷史輪廓，但編排上卻明顯缺乏焦點與深度論述，周邊辦的許多活動講座，大多為選片導讀、影人訪問的QA花絮，似乎未能補足歷史論述不足的缺憾，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只有一場策展人與郭力昕對談的講座、一場關於柏林電影博物館Deutsche Kinemathek的介紹，較與柏林切身相關。)

導演專題：伊普斯汀與德沃斯佛

在城市主題架構下，選錄該國代表性作者進行回顧的專題策劃，是多年來台北電影節的招牌主菜(例如：法國的李歐卡霍、俄國的蘇古諾夫、加拿大的羅伯勒帕)，不過今年的專題導演卻分別是關注同志議題的紀錄片導演美國導演伊普斯汀(Rob Epstein)；及擅以樸素紀實手法、長鏡頭，描繪自然與人類生存處境哈薩克導演的賽吉‧德沃斯佛(Sergei Dvortsevoy)。雖然兩位導演的作品也都擲地有聲、深受國際肯定，但德國影人專題的缺席，仍引起許多影迷的不解。

伊普斯汀的同志紀錄片專題，事實上已為國內片商「前景娛樂」全數引進，並即將在八月中於台北光點上映，雖然策展人在先前《放映週報》專訪中，曾表明是在邀《一七五紀事》入柏林單元時，意外發現國內已引進其系列作品，才想順水推舟推出其紀錄片專題；不過策展人在諸多選片會、專訪中皆曾不斷強調影展邀片胃納量的有限，因此是否有必要將片商已引進、甚至未來可能發行DVD的作品，原封不動挪用成影展專題，犧牲其他更難得一見的影片，值得商榷。

至於賽吉‧德沃茲佛（Sergei Dvortsevoy）的紀錄片，則是策展人於過去在紀錄片雙年展中就邀過的作品，今年因為他拍了首部劇情長片《圖班嫁給我》，策展人才想趁此時機將其作品引薦給對他陌生的觀眾，而由於其紀錄片作品的發行商倒閉，邀片過程十分波折、辛苦；不過《圖班嫁給我》也是國內「佳映娛樂」即將於「想婚的季節」影展推出的院線新片，如此一來，這三部影片都曾經、或即將於國內放映，一方面不符合城市主題，一方面相關影人也並未來訪，納入電影節、甚至做成專題的理由似乎亦稍嫌薄弱。

片商已引入的電影並非該攻訐的影展原罪，國內獨立片商也往往無利可圖、生存困難，若影片本身符合影展精神、重點單元的特色，適度將其納入影展片單，順便替國內獨立片商發揚優質電影，未必是件壞事，但這兩位導演專題是否符合一個影展該有的「策展邏輯」？

況且，本屆導演專題選錄的作品其實並不完整。伊普斯汀1977年帶一鳴驚人的同志紀錄片《Word Is Out》(本片被UCLA修復典藏計畫選為永久保存之重要作品)，1993年與同志愛人、事業夥伴Jeffrey Friedman一起遊覽美國南方的公路紀片《我們在哪裡》(Where Are We? Our Trip Through America)都被遺漏。而賽吉‧沃茲佛另外兩部紀錄片：描繪荒漠中游牧家庭生活的《天堂》(Paradise, 1996)、訴說俄國獨居盲眼老人孤單生活的《在黑暗中》(In the Dark, 2004)，也都深受國際影展肯定，但卻未選錄於本次專題，策展單位若有心要好好介紹這兩位導演，似乎還得在選片、邀片上更加把勁。

此外，《麵包來的日子》、《雜耍家族》兩片，均以無旁白、極端自然主義的長鏡頭，捕捉邊境人民純樸生活的真實面貌，將自然界動物與人類的生存樣貌進行類比，散發出某種原生的粗樸韻味，不過，觀賞兩片時恐怕需要相當的耐心與洞察力，才能仔細品味其中奧妙，片型比較適合雙年展這種小眾的場合放映，因此儘管主辦單位強力推薦，這兩片今年在將近坐滿的中山堂放映時，觀眾反應卻頗為冷清。

當然策展事務千絲萬縷，拷貝的調度、國內外代理商的聯繫情況、選片的諸多考量，或許難以周全，不過今年未能趁德國影人來訪，選錄較為完整的德國電影導演專題，似乎錯失了柏林主題的策劃良機。策展人曾在選片會、選片序言中說明：光點緊接著會作法斯賓達專題，而溫德斯專題則可以等明年其監製的《一頁台北》完成後再行一併策劃。這番說詞可供影迷自行辨清是否得宜，不過，若明年電影節主題城市與溫德斯無關，屆時是否為策劃德國新電影導演專題的恰當時間點，恐怕又會引發一番爭論。

台北電影獎競賽的變革I：延伸國際觸角的評審團

「國際青年導演」、「台北電影獎」是電影節的招牌競賽單元，也是許多國內影迷關注的焦點，往年透過國際競賽，建立了國內外影人的良好橋樑，也讓觀眾對外國電影概況、文化風情有更國際化的多元認識。而近年台北電影節似乎也試圖從評審名單的遴選，延伸出更深廣的國際觸角。

過去聞天祥所邀請的競賽評審中，國際青年導演部份多以兩岸三地或各國的電影導演為主，而台北電影獎評審團兼容了國內導演、學者、影評人。游惠貞女士上任後，評審名單中則開始有了小小的變化，其透過其國際策展經驗的人脈，在台北電影獎的評審成員中加入更多國影展策展人，例如：2008年有多倫多影展策展人Giovanna Fulvi、香港電影節策展人王慶鏘、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2009則有威尼斯、鹿特丹、紐約崔貝卡影展等地的策展人，目的或許是希望藉由評審期間播放影片、發送文宣資料的方式，促使國外策展人認識國片、將其遴選至具市場展功能的大型影展，以增加台灣電影走上國際舞台的機會，在海外市場發光發熱。

台北電影獎競賽的變革II：流失鼓勵原創精神的百萬首獎

2008年起，第十屆台北電影獎進行了巨幅的改制，雖仍維持對各個類別的獎勵，但將百萬首獎限縮於劇情長片，大幅增設劇情長片的技術與演員獎項，並取消實驗類影片的競賽。根據《破報》復刊568期報導的統計，本屆電影獎獎金總額有超過三分之二都分配給劇情長片，明顯對於劇情長片與電影工作者予以較優厚的獎勵。

許多影迷因此覺得，台北電影獎長得越來越像「純台灣版」的金馬獎，不僅多了林林總總的個人獎項，甚至連今年的終身成就獎都不約而同搬給前中影總經理明驥(北影另一位終身成就獎得主李行導演，則於去年的金馬影展、今年的電資館專題影展進行了完整的回顧。)這兩個台灣的重點影展在競賽制度、節目單元規劃上，區隔越來越模糊。

游惠貞女士當初曾於《放映周報》專訪中表示，競賽規則是隨著產業景況與主事者政策而調整，最初設立台北電影獎的原因是為了獎勵本土創作，與跨華語區的金馬獎進行抗衡，由於早年國片慘澹，劇情長片質量不佳，所以只能把長、短片混合競賽。而2008年之所以改制，一方面是考量有評審反應不分類難以評選，一方面則是為了配合台北市文化局獎勵產業、建制分工完備的專業競賽的方針。此外，策展人更認為國內短片競賽數量已相當繁多，反而是劇情長片缺乏受到肯定的舞台。

面對策展人的說法，影評人Ryan不以為然，表示長片向來可透過商業映演亮相，相對弱勢的短片、紀錄片、動畫片在台灣只能靠各大小影展管道曝光，而短片能在台北電影獎中與劇情長片平起平坐競賽，無疑證明了電影節當初獨立、獎勵原創的精神。如今百萬首獎卻限定於獎勵較容易尋得商業映演的劇情長片，個人獎項亦將其他類型的短片屏除在外，過往由評審針對年度現象、優秀創作，決定百萬首獎贏家的獨特思維，從此蕩然無存。Ryan認為劇情片部份是否可將長片、短片分開競賽，有討論的空間；但「百萬首獎」仍是開放給所有影片共同競賽為宜，也才符合設立電影獎的寶貴初衷。

而今年紀錄片職業工會亦於電影節開跑期間，發表一份「一個流失原創精神的電影節」的聲明與公開連署，此份連署名單中不僅有紀錄片導演及各界專家學者，魏德聖、鄭文堂、周美玲等人劇情長片導演、電影節諮詢委員王耿瑜女士，亦紛紛加入聲援，甚至連電影節主席侯孝賢導演都在媒體訪問中表達：基於鼓勵創作，應該讓不同類別影片都能角逐百萬首獎。

對於連續兩屆傾向劇情長片的電影獎賽制，紀錄片工會認為此機制違背了最初電影節不分類競賽的清新、原創精神，扼殺跨媒材、跨類型的台灣影像在同一平台競爭的自由空間。據電影節官方資料指出，1998～2000年間，台北電影獎將商業與非商業類分開競賽，不過當時非商業類首獎也是不分類評比，並已有高達百萬獎金的首獎(歷屆得獎的有紀錄片《在山上下不來》、動畫短片《女子》、劇情短片《城市飛行》)。2002、2003年的臺北電影節甚至一度取消商業長片的競賽，僅由各類型的獨立短片競逐首獎(2002由戴立忍的劇情短片《兩個夏天》掄元、2003由侯季然的實驗片《星辰15749001》與另一部《出口》並列首獎)。而2004～2007年開放劇情長片與各類短片共同競賽的四屆中，《再見，一九九九》、《無米樂》這兩部紀錄片也都打敗當年度的劇情長片，獲得百萬首獎的殊榮，證明其他類型創作不輸高成本長片的優秀潛質。

當初改制決議時是否有邀請非劇情長片的各界代表，進行充分的討論與告知？紀錄片工會代表向《放映週報》表示，電影節的改制由諮詢委員會全權決定，去年他們是在改制定案後才得知此訊息，並曾透過電影節內部的工會成員反應對新制的不滿，但並未獲得任何正面回應，因此，今年才會選擇在電影節舉辦的時機，以聯合公開聲明、網路連署的方式，號召各界聲援，企求獲得文化局與電影節單位的重視。

據了解，文化局於今年七月六日時邀請紀錄片工會代表、各諮詢委員於國際藝術村舉辦座談會，進行意見的交流與溝通，根據《破報》轉述的會議概況，陳坤厚、鴻鴻都直接反對獨厚劇情長片的作法，強調不應將評審程序的方便優先於開辦影展的獨立精神。而根據紀錄片工會的連署名單、《放映週報》前期訪問，諮詢委員會中陳儒修、王耿瑜等人，也都對新制持反對意見，當初的新制是否經過充分討論？表決過程又是否得宜？引發工會代表與外界的質疑。

面對不分類評選的技術性困難，工會代表指出紀錄片《華氏911》曾在坎城競賽單元中榮獲金棕櫚獎，而若擔心首獎範圍過大、片量過多會造成評選困難，也可自各類別中先挑出最優秀的代表作品，從中進行第二輪評比，過去亦有擔任電影節評審的與會人士反映，從不分類作品中挑選首獎得主其實並不困難，因此，評選的技術性問題絕非取消不分類競賽的有力論據。此外，紀錄片工會也並不反對增設技術、演員獎項，鼓勵優異的劇情電影工作者，但其認為攝影、配樂獎項也應該開放給非劇情長片共同競爭，短片的演員也應該受到演技獎項肯定。(從茱蒂丹契憑《莎翁情史》中短短現身八分鐘便獲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便可得知演員所佔的片長，並非其演技優異與否的評判依據。)

針對透過電影獎扶植產業的說法，紀錄片工會代表認為國家電影產業的健全發展，本來就應包含劇情片與紀錄、動畫、實驗各類型影片的齊頭並進，過去許多短片、紀錄片導演，也都曾因受惠於台北電影獎的鼓勵，進而能持續創作，投入拍攝劇情長片(例如：陳芯宜、鍾孟宏、林育賢、戴立忍……等導演。)過去《奇蹟的夏天》、《無米樂》、《翻滾吧！男孩》、《醫生》等紀錄片也都在院線創下不俗的票房成績，若要獎勵產業，實在不該偏廢於劇情長片。

文化局召開的座談會純屬傾聽、交換各方意見，並無法做出任何實質決議，明年賽制的事宜仍須回歸到電影節內部的諮詢委員會決議，不過李永萍局長承諾，未來會將諮詢委員會的相關會議紀錄，公布在文化局、電影節的網站，藉由決策過程的公開、透明化，讓外界能理解電影節的變革，並從中建立公開討論的平台。

票務、放映、週邊文宣

今年票券販售的重要改變，在於首度規定須對號入座，主辦單位或許有鑒於往年影迷必須提早數十分鐘到場排隊才能搶到好位子的困擾，希望透過一次劃位紓解影展期間的排隊人龍。不過，由於電影節手冊中並未詳細說明購買套票時須同時劃位，部分影迷在抵達端點櫃檯時才開始選片、選位，致使套票販售過程不甚流暢；而部分售票窗口因湧入過多人潮而造成的當機、重新選位問題，也讓光點與法雅客等熱門端點在開賣的約1～2個小時後，才順利售出第一份套票。

購買「城市電影護照」的消費者亦有所怨言，官方網站在護照開賣前宣稱：已預先替持護照的觀眾保留中山堂150席、新光影城60席的座位，於當天影展櫃台提供兌換。不過許多觀眾在現場發現，其實這些保留席也被持觀影證的貴賓、媒體、工作人員換走，以致於許多場次往往不容易換到票，或是必須另行購買一般座位的票券才能入場，當初販售前的說明顯然與實際狀況不符。

放映方面，從2007年開始，電影節就接連出現放錯片、片商撤片、隔壁廳音響干擾等問題；2008年放映開幕片《海角七號》時，中間更有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音效模糊不清，嚴重干擾觀眾觀影情緒，而電影獎競賽片《九降風》在放映時也出現音效出錯而中斷四十分鐘的窘況。

台北電影節曾於去年砸下重金重整中山堂的銀幕、音響，今年的放映團隊也找了專人監督、控管，並宣稱每部電影於放映前都會進行拷貝測試。今年放映整體的出錯比例或許有改善，不過《不灯港》、《東邪西毒終極板》、《命運繼承人》、《沒問題俠客》等場次，仍然出現了嚴重程度大小不一的放映瑕疵，而中山堂放映的《在世界轉角遇到愛》公益場，更在影片開演後出現了嚴重的低頻噪音，當時工作人員緊急中斷影片後，調整了約二十多分鐘才順利重映，對現場觀眾與自保加利亞遠道而來的導演，均十分失禮。此外，新光影城的後排觀眾反映不時可聽見放映室傳來的聊天聲，現場亦曾出現工作人員無線電聲音過大、放映廳間音響互相干擾的零星狀況。

不過今年影展單位對於嚴重出錯場次的觀眾，予以致贈電影兌換券或重新劃位的補償，比起往年缺乏誠意、被動的口頭致歉，在後續處理上算是有長足的進步。

而今年電影節周邊文宣資料較往年豐富、精美，去年停發的影展快報於今年重現江湖，官方部落格亦相當積極地提供影人評論、映後QA與活動紀錄，匯整成一個頗為完整的影展資料庫，工作人員也會耐心回覆每一個留言、與觀眾互動；相較於設計不良、傳輸流量緩慢的官方網站，算是一個頗為用心經營的影展園地。

結語

近年來熱中於觀察、評論台北電影節的影評人Ryan強調，從不少網友串連、批評選片、售票、放映等流程的現象，可看出近年電影節確實有諸多瑕疵，自己的批評絕非僅是個人意見。他認為負責評鑑、監督電影節的媒體、影人、專家學者等，對於影展各流程的觀察、感受，往往與一般買票排隊的民眾有所落差，主辦單位不僅應在競賽制度變革的討論更為周詳嚴謹，對於節目策劃、票券販售、拷貝放映各方面，也應予以更專業的訓練及把關。

評斷影展的素質優劣有許多複雜的因素，為此，Ryan特地於網路上進行問券調查，蒐集了超過三百份的問卷，並整理出初步結果傳達至影展單位參考，試圖提供一個較為有力、客觀的數據資料，反映大眾對電影節的觀感。而主辦單位亦於影展現場發放問卷，試圖探詢本屆影展觀眾的滿意度及心得，作為未來改進、策劃單元的考量依據。

或許不在其位者，難以從外圍予以全面性的公允評價，各方對選片、競賽制度的意見也都仍有辯證的空間，本篇觀察心得僅提供讀者參考，並不欲作為影展評價的定見。不過，台北電影節票房自2006~2008年逐漸下滑，是不爭的事實，國際刊物Screen Daily亦曾在去年寫出台北電影節放映疏失頻傳、票房不佳的觀察，票房或許反映經濟衰退的大環境因素、或許代表觀眾對不同選片口味的觀感，但這不啻為一道對主事者的警訊，影展畢竟是屬於市民大眾、電影工作者的盛會，若失去觀眾的熱情支持、喪失獎勵原創的精神，電影節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主事者的確應悉心傾聽、呵護各方意見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