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沒有表層而且不可觸摸─李滄東電影裡的殘酷與救贖
你沒有辦法走出自己的皮膚進到別人的皮膚裡…別人的悲劇和你的不同。
─ Diane Arbus
黛安阿布斯（Diane Arbus）拍攝邊緣的、帶有裂痕的人，暗示著這些人被孤立在沒有援救、無法動彈的世界裡。蘇珊桑塔格認為，阿布斯作品最驚人之處即是「專注於遭難者、不幸者，可是卻不懷有憐憫的意向」。韓國導演李滄東的電影，也是建立在如此一種特許的距離、一種「觀者被要求去看的是真正的他人」的情感上面。
觀看「真正的他人」，像觸摸水而不成為水。我們看不見絕對的立場和說法，也很難將自己的歷史投射其中。李滄東不帶著先行概念去面對種種情境和變化，而是以一種溫柔體貼的內在精神來認知客體（那些身體或精神有傷的邊緣人物）。
《綠魚》（Green Fish，1997）裡行為受到支使、甘心被黑社會所擺佈的末東，愛上了大哥的女人，忠心耿耿但最終慘死。《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2000）裡曾是一位陰狠警察的永浩，一直在現實的情境中偷渡過去的情境，把自己安置在更好的、已逝的他方，想要把過去的幸福和夢想接引至殘敗的此刻。《綠洲》（Oasis，2002）裡不停抖動身體的洪中都，代替哥哥坐牢，出獄後卻偷偷照顧當初被哥哥駕車撞死的人─患有重度腦性麻痹的女兒韓恭洙。他們無論出現在什麼場合，都像瓷器上的一道裂痕，令人感到嫌惡；她常幻想自己是一個正常的女人，能夠和洪中都追逐遊戲。被醜化、被誤解、被遺棄然而卻專注在受困之自由（帶著缺陷的愛與被愛，單向卻體恤的溝通）裡的兩人，試圖以被他人理解為犯罪的、不道德的愛情，來讚美遭到詛咒的人生。《密陽》（Secret Sunshine，2007）裡的女主角申愛，失去了丈夫和兒子，把感情轉而寄託在宗教上；然而當外在信仰一再破滅，她便從瘋狂的邊界上獲得漸漸清明的意識：嚴酷的現實只會掐緊喉頭，如果選擇活下去便無處可躲。
生存的殘酷
《薄荷糖》從接近地面的位置，仰視一列火車疾駛過橋上的軌道；接著，鏡頭緩緩向下移動，我們看見一個男人臥倒在沙地上，眼眶含淚，他是永浩。他突然站起身，走向河岸邊正在狂歡取樂的人群，他隨著俚俗的音樂亂舞，放聲嘶吼，衝進河裡，又走到鐵軌上。人群瞥了他一眼：「不要緊，愈是那樣的人，愈不會死」、「下不下來隨便你！我們跳舞吧，不要理他」。冷漠的人群扭動著面孔和肢體，繼續熱舞。僅僅在這一瞬間，永浩像一把殘暴的利刃，決定把自己割裂得不成人形；他張開雙臂，對著迎來的火車大喊：「我想回去！」
要回去哪裡呢？時間究竟能改變什麼、分化什麼？鐵軌向遠處延伸的畫面，穿插在永浩歷經每個生命時程的段落之中；冰冷的軌道被架設在地面上，並行或分岔，無盡無限無從擺脫。如果「靈光」是班雅明所說的「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在眼前」，那麼人們是不是只能陷溺在靈光必然消逝的悔悟裡軟弱著？如果速度是時間的制域，那麼一切被速度瓦解或建構的靈光，是不是終將通向無終點的他方？
故事開始回溯至年輕永浩剛剛當上警察時，誤以為他的初戀情人順任背叛了他。對此不知情的順任，來到部隊小吃店探望永浩時，讚美他有一雙溫柔的手，他氣憤她竟然可以佯裝清純模樣說這樣的話，出於報復的心態故意摸女服務生的屁股，彷彿在挑釁地表示：「妳確定妳所說的人是我嗎？我也許不是妳想像中的那個人。我可以不是！」順任驚訝於永浩的行徑，匆匆離開。那個傍晚，永浩在起伏不平的泥地上騎單車繞圓圈，來來回回，哀傷且失神；小吃店裡的客人們唱歌作樂，除了女服務生之外，沒有人察覺他的存在。他騎車繞進店內，仍舊沒有人理睬他。「給我停下！」發瘋似的永浩要求正在玩樂的客人們「全體敬禮」，接著他失控揍人。直到中年，永浩的生活不斷被現實磨損。某夜他舉起手槍對著一個陌生男人說：「為了殺一個人，我把我剩下的錢拿來買槍。我一個人死太冤枉了！我要在毀掉我人生的人們裡面選一個來殺！不過，到底要殺誰呢？只能選一個人，實在太困難了！」是哪一種憎恨，使得永浩自虐而堅毅地記得所有傷痕？
人的處境無法由自主意識來佈局，「被拋」的念頭時時被引燃，沒有一處是原點。永浩拷打犯人之後，輕聲地問：「你覺得人生是美麗的嗎？你的日記那樣寫。」當時間為他們拉開了一段遙遠距離之後，他們重逢了，永浩不再是警察，但他依然要問：「你還覺得人生是美麗的嗎？」這個問題，像是從未醒覺一般，在永浩的生命裡盤根。經歷過無數次掌控不了的墮落，永浩才終於發現：許久以前或者許久以後都是令人心碎的一種幻覺，卻比真實的幻覺還要空洞。於是，不被命運垂憐的人開始明白：永遠無法回到特定的空間，因為依附在那裡的時間已不存在。
不只是永浩，李滄東電影裡的其它人物，包括末東、中都、恭洙、和申愛，都面臨了生存的扭曲與不公，各自發展出一種看似在對抗社會的病態行為。有意識地、努力地生存，於是成為一種殘酷。他們在斷裂之處迷失，不能回返但是也無法向前，與毀滅同在。亞陶（Antonin Artaud）認為，「殘酷」是一種自覺，是生之欲望，是一種嚴格的控制，向那些無可避免之事的屈從。而我認為，生存真正的殘酷是落在一個循環的封閉宇宙之中，沒有人不被時間宰制，沒有死不伴隨生而來。
劈開黑暗的救贖
還沒察覺到苦痛來源的人，尋求神的力量，以為能將未知的光線納入困頓的身體裡。《綠洲》、《薄荷糖》、和《密陽》頻頻出現如此的渴求：「親愛的天父，請救贖可憐的靈魂吧！原諒他的罪過，給予他祝福……」、「上帝啊！我感謝您，您的意志支配著我們人類，給予我們今日的糧食……」。李滄東直接將徬徨的人物與牧師、教徒框限在一種對話關係之中，不少評論者認為他是透過電影來譏諷宗教或神的無能和荒誕；但也許他是將人們所信仰的「宗教」，用來指稱人們在無所憑依之際，能夠輕易「向外」覓得力量的對象。宗教的感化力量確實存在，但如果祂成了受難者藉以規避生存疲態與挫折之處，那麼，信仰宗教只是一種光明的逃避路線，人們很難真正因此而獲得救贖。
當一切現實和心理的狀態無法向前推進，那些對神訴說的衷心禱告，輕得像一個遙遠而無心的凝視，反而比不上人的謊言以及陪伴所能夠帶來的安慰。在《綠洲》裡有一幕，恭洙說：「我怕那個黑影！」，中都回應她：「那是塊綠洲啊，為什麼害怕呢？那片黑影只是窗外樹叢所投下的陰影。」「可是，我還是害怕。」「別擔心，我幫妳移開它。」接著，中都胡亂唸誦一連串咒語，但是當恭洙睜開眼睛時，樹影還在那兒；他們胡亂地笑開。《薄荷糖》裡的永浩來到了一間異地酒館，向陌生女子說：「我來走初戀情人曾經走過的路、來看她曾經看過的海，她淋過的雨我也淋著，我看著的雨她也曾經看過。」陌生女子說：「你把我當作她吧！」「順任，順任…」低聲唸了初戀情人的名字，壓抑許久的永浩開始大哭。
《綠洲》的故事後段，中都抱著重度腦性麻痹的恭洙回家，她躺在床上說：「我想和你做愛。」恭洙迎受中都身體的善意貼合時，側過臉凝視房間牆壁上掛著一幅繪有綠洲的圖。此時，她的哥哥嫂嫂突然出現了，誤以為中都闖入家中強暴恭洙。恭洙奮力揮舞著她那具難以傳達任何意義的身體，試圖解釋真相，但卻被視為遭受性侵害之後的驚嚇反應。一行人將中都押解到了警局，眾人合力閃躲責任並且放棄聽取事實，只想草率地把中都送回監牢。恭洙在一旁流淚，看著什麼話都沒有說的中都被扣上了手銬。此時，牧師前來替中都禱告：「幫他找到回家的路吧！」趁著牧師低頭唸誦禱辭、所有人都鬆懈戒備的空檔片刻，中都快速脫逃，不知去向。
深夜降臨，恭洙被毫不關心自己的哥哥帶回房間，她獨自望向牆上那幅爬滿晃動樹影的綠洲圖。忽然間她聽見窗外一陣嘈雜，但她無法移動身體前去探個究竟，只見綠洲圖上的樹影漸漸消失不見，留下乾淨的一片綠洲。恭洙明白這是中都攀爬上了窗外的樹，為她除去她所害怕的黑影。中都砍掉所有樹枝之後，才無所牽掛地坐上警車。電影結尾時，恭洙坐在地上掃地，中都的來信寫著，出獄後他要替她買好多東西。
在《密陽》裡，喪夫的申愛從首爾逃到了密陽，希望重新開始生活，然而此時她的兒子卻慘遭綁架撕票。兇手最後被逮捕了，但她仍然無法擺脫悲痛。原本不信神的她，透過參加宗教聚會而逐漸開朗了起來，決定寬恕兇手，主動到監獄探望他。申愛詫異地發現，兇手居然也信了上帝，不需要她的原諒，他也已經能夠平靜面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然而，她受不了這個打擊，決意背叛那一視同仁的上帝，於是開始歇斯底里地挑戰身邊所有和上帝有關的人事物，刻意在道德的邊界向天詢問：「祢在看嗎？祢在看嗎？」故事的最後，申愛絕望地來到美容院，卻發現準備替自己剪髮的人恰好是兇手的女兒。她負氣離去，返家坐在家門外，執起剪刀，替自己剪髮，飄下的髪隨著秘密的陽光，散落在院子的一隅。
李滄東說：「我想告訴人們的是，生命的意義不在天上，而是在現實當中，雖然它很醜陋」。不論是逃獄只為了替恭洙除掉樹影的中都，或練習靠自己緩慢的行動來獨立生活的恭洙，還是自己動手剪髮的申愛，都打破了生活的正常框架，從所有束縛中解脫，將內心底層潛伏的殘酷，轉化為反抗乖戾命運的意志力。
還原生命的錯落
李滄東電影裡的受難者，無論是末東、永浩、中都、恭洙、或者申愛，都歷經了層層打擊卻仍然要努力活下去，就像卡繆筆下的薛西弗斯，一生不斷做著一件永遠都不會完成的事：推動巨石上山，但由於石頭本身的重量，它又會滾落下山；薛西弗斯必須重複一樣的過程。他的命運代表了努力的徒勞與無望，但是當他意識到了苦難的必然和循環，巨石就不再是天神懲罰他的工具，而轉為他徹底知覺自己活著的方式。
藉由某種形式的死亡，我們能夠看到生者不由自主的脆弱舉動，以及他們面對不可逆事實時的頑強意念。我想起夏宇的詩：「有一種絕衰每天都比你的／眼睛先睜開來／長命的絕衰／而其實你痊癒的速度／和草的生長／一樣快」。
無法復返與前行，無法自由地開展意願，李滄東要探索的，是藏在人們心中最原始的生命欲望，卻以不留餘地的碰撞和毀滅，將人的處境推到極限，鍊出純淨而嚴苛的意志。也許，生命的錯落和苦難不全然就是真實生命的樣貌，能劈開黑暗的救贖不來自外在的力量，而是人面對內在與現實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