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柏林】拍電影要一群人，走紅毯也要是──專訪《香巴拉》、《睡覺時眼睛睜開》製片王思靜

2024 柏林影展，有三部臺灣參與跨國合製的電影入選──其中，《香巴拉》（Shambahala，2024）與《睡覺時眼睛睜開》（Sleep With Your Eyes Open，2024）的製片名單上，都寫有王思靜的名字。跨國合製的工作是甚麼？在王思靜口中，製片無非就是協助電影順利完成的協作者，行政、協調，解決疑難雜症，完成導演的願景，當然也包括在無數可能相同或錯異的審美之間，找到與自己氣味相合的珠玉。

怎麼做好電影？王思靜談國際視野、國際思維，他相信這會從根本改變電影工作者的狀態，「以前的臺灣電影人，自發到國際影展打開眼界，他們看的電影、交流的對象，都是國際的頂尖電影人，那樣的條件，做不出糟糕的東西」。曾於中國獨立電影圈累積工作經驗、師從賈樟柯，之後回到臺灣，以國際合製心法挖掘走向國際舞台的新可能性。本期《放映週報》專訪《香巴拉》、《睡覺時眼睛睜開》製片王思靜，分享對臺灣電影突破創作困境的見解。請見本期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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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白袍，成為宋莊劇組裡的小姑娘

「──都是對人的好奇。」自臺北醫學大學護理系畢業後， 王思靜至英國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攻讀國際衛生暨管理碩士。中間有段插曲，是他跟隨醫療團遠赴北非的馬拉威，在時任政府提倡醫療外交的年代，於臺灣人興建的醫院為馬拉威當地人民提供醫療服務。在那裡，他發現國際溝通有更多時候無關乎語言，更重於邏輯；而人要如何發揮影響力，「影像是事半功倍的、一個很好的媒介。」

「一個人在那邊講得口沫橫飛，還不如拍一部短片。」他拿起攝影機，拍下他覺得值得被記錄的人事物。出於純粹的好奇、好玩，又適逢電影開始數位化的時代，技術門檻降低了，「反正就試試看，然後一直告訴自己說：可以犯錯沒關係，錯了就再想辦法補救。」

紀錄片拍著拍著，帶來一些工作機會，是對方看上當時的他「很便宜，也很年輕、很願意嘗試，然後有外語能力」。 2008 年，王思靜前往北京市通州區的宋莊鎮，揭開人生的下一個篇章。那年適逢北京奧運，各式各樣的工作機會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每天你都看到中國在長得不一樣，是一個很刺激又很有趣的年代──很瘋狂。」宋莊是出了名的藝術區，數千名藝術工作者聚集於此，其中不乏有行為藝術家、獨立影像創作者、紀錄片工作者，當他們需要助理，王思靜就抓緊那些機會，即便最初都是從打雜做起。

「以前都不知道製片是什麼，也不知道製片要幹嘛，就是看到哪裡不圓滿、有缺洞就去補。」不在意是否有資歷，只要肯撿起來做都讓你做──在宋莊那些年，王思靜和這些體制外的創作者們共事，一步步累積起影視產業的實戰經歷。「……但我常常在午夜夢迴的時候，覺得我讀的書太多了、老師教給我的事情太多了，我很努力在擺脫這些束縛。那應該是我花最多力氣，在擺脫既有價值觀的時候。」從前他透過攝影機凝視別人，宋莊的獨立影像工作者們，沒什麼突出的學歷背景，卻讓王思靜不得不回看自己。

拆開框架後迎來的自我審查、自我對話，是痛苦的。「我會感覺到身上有很多的枷鎖，但我明明就是在一個言論很自由的地方成長……那些枷鎖來自於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老師給你的答案永遠有黑或白，但是對他們來說，一切皆可──可以是灰色地帶，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思想上的枷鎖。所以我在那邊，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自由，那種自由是思想上的自由。」在 2017 年以前，中國導演還可以透過放棄中國市場，而不讓電影接受審查，這間接帶給他們更多發揮的空間。

「當我在一個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裡，一切都非常有趣。看了很多電影後，你會知道說，其實所謂的好電影，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你要去創造那個潮流，而不是去符合三大電影節的口味，因為他們口味一直在改變。要去證明：我做的電影最厲害，你應該選我，然後我會幫你創造世界潮流。」那樣的時代氛圍和創作風氣，在王思靜心中種下「什麼皆可」的信念，激發他累積一部又一部製作，也將他推往中國電影產業的更核心處：「……後來才被看見說，宋莊那有一位臺灣來的小姑娘，挺機靈的。」以策劃（Associate Producer）的身分完成第 52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大同》（2015）之後，他正式加入北京西河星匯影業──中國當代名導賈樟柯的製片公司。

國際名導身旁的「半邊天」

除了要求外語能力，「你的護照比較方便旅行，所以他們就找了我。」起初，他負責顧電影後期，因此掛名「後期製片」（Post Production Manager）居多。過去在宋莊時期，常常預算還沒籌齊就開拍，完全不是體制內作法，更遑論擬定預算表的概念；加上當地的產業生態是沒有框架的：「敢撿起來做，那個位置就是你的。」一直到加入賈樟柯的團隊，王思靜都未曾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製片。但不變的是，他認為骨子裡多少有臺灣人負責任的工作精神，所以總是不小心做得比別人多，他笑說是「因禍得福」，許多實務經驗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累積起來。

問他，第一次和「製片」這兩個字牽上線是什麼時候？當年賈樟柯電影要巡迴，照往例會帶一位貼身小助理張羅食衣住行、與各國單位接洽聯繫事務，而王思靜就是包辦一切的那個人。慢慢地，從國際影人的口中，開始聽到「producer」這個稱呼，他才明白：「原來西方人的定義裡，我好像已經達到這個級別，但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 2013 到 2020 年，王思靜在賈樟柯身邊工作整整七年，期間參與賈導的電影，如《山河故人》（2015）、《江湖兒女》（2018），更積極投入「添翼計畫」──賈樟柯為了提拔青年創作者，協助出資並擔任新導演首部劇情片或紀錄片的監製，那成為王思靜最喜歡的工作一環。和年輕導演溝通、磨合可能需要更多耐心，他卻覺得特別有趣，好幾部和新銳導演合作的電影，也在各大國際影展有入選甚至獲獎的佳績，包含：楊荔鈉《春夢》（2013）、文晏《水印街》（2013）、宋方《平靜》（2020）、張撼依《枝繁葉茂》（2016）等。

那些年，賈樟柯講求義氣、飲水思源的精神，讓王思靜感受最深。「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長輩。非常的仗義，只要認定你了，他是會照顧你一輩子的人──不只照顧後輩，他也照顧比他年長的，比如，他第一次被世界發現，是被一些海外的影評人，以及國際電影節的選片人和主席等。當賈樟柯有能力以後，無論是字幕翻譯工作、媒體包製作，或是他的電影需要海外人士支持，或需要剪輯意見的時候，他就會想辦法生出一個工作名目，去聯繫這些對他有恩的老大哥跟老大姐。」有時電影做到後期，預算已經吃緊，賈導也不放棄提供這些機會，「他相信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自己。即使這些人，可能也會在其他平台或場合批評賈樟柯的作品，他也會感到傷心，但是回過頭來，他還是會心存感恩。」生於亂世，卻能秉持著那樣的核心價值待人處事，讓王思靜感到十分敬佩。

義氣深重的賈導，在王思靜離開團隊後，仍維持禮尚往來。上個月甫在柏林影展重逢，「他很忙，但還是抽空來握著我的手，跟我說：『恭喜你。兩部片，不容易。』我就知道說，他從來沒有忘記你──你離開了，他還是希望你好。」

憶起離開西河星匯的原因，王思靜坦承：「我還是喜歡做青年導演的作品。」過往參與「添翼計畫」，讓他發掘和新銳導演工作，特別能點燃自己的熱情。自 2017 起，賈樟柯的劇組團隊開始投入平遙國際影展的籌辦工作，參與至 2019 年第三屆，也讓王思靜發現：比起做影展，自己還是更喜歡做電影。當年那顆追求好玩、拿起攝影機拍紀錄片的心，仍推著他向前。賈導說：「行吧，那你出去闖一闖。」王思靜便跟隨本心，為自己的人生腳本寫下新的篇章──而這一回，他將目光投向全世界。

遇強則強──帶著更多夥伴和機會，出走，再回來

成為獨立製片後，王思靜持續參與國際合資／合製電影的製作，近年有《阿爾及爾的末代皇后》（The Last Queen，2022），為臺灣、法國與阿爾及利亞合製電影，講述 16 世紀大航海時期地中海區的海盜、歐洲殖民者，以及北非民主小國阿爾及爾的故事。雙導演丹米陽烏努依 （Damien Ounouri）與阿蒂拉賓狄梅拉德（Adila Bendimerad）首部劇情長片，即獲威尼斯影展「年輕導演特別提及」，更在法國創下上映四個月之票房紀錄。角逐本年度第 74 屆柏林影展主競賽金熊獎的《香巴拉》，是八國（尼泊爾、法國、挪威、香港、土耳其、臺灣、美國、卡達）合製電影，後期皆在臺灣製作；而入選 Encounters 單元，並拿下費比西獎的《睡覺時眼睛睜開》，則是四國（巴西、臺灣、阿根廷、德國）合製。

這些跨國專案能促成，並獲得各大影展肯定，王思靜多樣化的個人經歷──融合後期到製片、宋莊到西河星匯，再到自由接案所培養的別具慧眼、人脈、實力，以及文策院的「國際合作投資專案計畫」（TICP），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比如，他和《阿爾及爾的末代皇后》導演丹米陽烏努依是老戰友，早在進入賈樟柯公司前，王思靜就待過他的劇組，也十分欣賞他拍的紀錄片。他們熟悉彼此的優缺點，十年後，各自成長了，再度攜手合作。《睡覺時眼睛睜開》的巴西製片克雷伯曼東沙費侯（Kleber Mendonça Filho）是王思靜的偶像，他執導的作品非常貼合王思靜的喜好。因為疫情，他們不約而同搬到南法，成為鄰居，那時克雷伯提到他在幫一位德國的年輕導演擔任監製，就是妮莉沃拉茲（Nele Wohlatz）。看完沃拉茲的前作《人生未來完成式》（The Future Perfect，2016），王思靜認為彼此的審美觀同調，順而展開這次的合作。與《香巴拉》的導演敏巴哈杜爾巴姆（Min Bahadur Bham）相識近十年，先前看過劇本，王思靜就對故事探討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區一妻多夫制的議題感興趣，離開西河星匯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給敏：「你片子拍了嗎？我想看。」結果他說，還沒拍，根本籌不到錢。碰巧，在王思靜轉換跑道，成為獨立製片人的那年，文策院開始祭出相關政策，有意推動影視產業的跨國合資／合製計畫。

他觀察：「臺灣的主創，尤其後期團隊實力很堅強，最大的困難是有沒有機會。從侯導、楊導時代之後，其實有一個斷層，無論是製片、主創，如果沒有爭取到國際舞台的機會，慢慢的就會接不到跨國電影的案子，慢慢的就會被遺忘……這是我們的挑戰。」因此，他對於國際合作投資專案給予肯定，除了資金投入，亦創造更多臺灣電影從業人員持續精進的工作機會。「當你跟世界型的頂尖團隊切磋，那個當頭棒喝的能量是很大的。」王思靜經手的跨國合製電影，後期大都由臺灣團隊操刀：剪接、調光、聲音設計、特效，少至 50 人，多至 200 人。他要讓世界看見：臺灣，有人才、有能力做出符合國際水準的電影，不只於以往「配合協作」（cooperate）──即不具決策身分，偏向專業的代工──而是擔綱主創角色，和其他國家的團隊之間是「共同合作」（collaborate）、平起平坐的關係。

「我覺得這三年，臺灣一個很大很大的進步，就是──海島終於走出去了。然後不只走出去，還吸引人才回來。」比如，他引以為傲的是，《阿爾及爾末代皇后》的後期製作，讓他挖掘到在好萊塢有豐富特效經驗，曾參與《黑豹》（Black Panther，2018）、《水行俠》（Aquaman，2018）、《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Avengers: Infinity War，2018）等，因疫情回到臺灣發展的夢想動畫合成總監溫兆銘（Evan Wen），他因擅於製作液態類特效，將戰爭戲碼中的各種噴濺效果做得格外出色。其他如：資深影劇製作人黃江豐、剪接師蔡晏珊，聲音設計杜篤之、杜則剛、調光師洪文凱、沸騰了映像等等，也都是有豐富的跨國合作經驗，讓王思靜信任的團隊夥伴。面對產業的困境，他以製片的身分嘗試為自己、也為其他人開拓出路，找資源、找人才，致力於將不可能化為現實。

「前期籌備階段會盡量幫導演把預算顧好，不要讓他功虧一簣，到後期做不出來；在劇本階段，會盡力的去勸他不要跳進一些萬劫不復的坑裡面，避免到時候會很辛苦，不過，這也跟導演的命跟天分，以及我自己的經驗有關係。」

過往曾在中國和不顧票房的導演們合作，讓王思靜在進到產業後，鮮少出於預算考量而去限制導演，更知道要如何將錢花在刀口上：Steadicam、字幕翻譯、調光師，這些都是他認為絕對不能省，既講求專業經驗，也攸關電影後製品質的項目。其中，調光師是把關視覺效果的擔當，來自法國的約夫摩爾（Yov Moor）、臺灣的洪文凱、江怡勳，都是他心中厲害的調光師人選。

另一方面，面對臺灣電影產業的現況，他也保持開放態度，樂於向下一代的年輕人學習：「如果要解決這個斷層問題，你好像就是必須得強迫自己分工作給同事，大家一起在自己的行為模式上做些改變。」

拍完了，然後呢──當影展作為票房前哨戰

一部電影在完成後，能走多遠？能被多少觀眾看見？王思靜認為，不只仰賴運氣，後續的行銷更是關鍵。若先在國外、電影圈內建立起口碑，後續行銷有機會如順水推舟；而電影的風格與完成時間，是擬定影展行銷策略時的首要考量，「有些片子在某個電影節，不是那麼有聲量，到了另外一個電影節，卻突然大爆炸──這是非常有可能的。」能否選對影展，將是關鍵的一步。

為了接觸世界各地的電影，也和不同國家的影人建立連結，從宋莊時期，王思靜就開始常跑電影節，後來又跟隨賈導，頻繁出入各國影展。成為獨立製片後，他依舊每年自掏腰包，親赴三大影展，對他而言，這是必要的自我投資：「可以在一個很小的地方，看見全世界在發生的事……各地最頂尖的電影都在那邊。」

在琳瑯滿目的放映片單之外，還有大大小小的社交活動，每日不分晝夜地在影展或電影節周邊持續發生。對一位製片而言，一天排滿五個行程是家常便飯，無論官方或私人主辦，名字能被列入多少邀請名單，考驗一個人的資歷、人脈、手腕，而這同樣需要年歲磨練而來。

「我是 2012 年開始跑影展，一開始都是自費的，我只能這樣投資自己，也不知道投資自己會發生什麼事，我就當作去玩。」他回想：「一開始省錢嘛，就住遠一點，每天通車，你就發現你什麼人都見不到，因為場地太遠，行程結束後太晚，你回不了家，只能睡路邊。或者是你好不容易約到一個超級重要的製片人，卻因為你沒辦法在 15 分鐘趕到他的飯店，你就錯失了這個會議。」後來他明白，影展現場如戰場，就是分秒必爭，「當我一年只有一次機會，然後我很快就老了……如果要培養十年，從 30 歲到 40 歲，要不要這樣做？我覺得要欸。」他選擇牙一咬，下榻在主要會場旁邊，即使必須提高預算也在所不惜。他分享自己轉念的方式：如果大家每年都會出國旅遊，那他改去影展或電影節，看電影、認識人，既有趣也有收穫，不也是另一種選擇？

紅毯，是一群人在走的

「去電影節，你唯一跟人家交流的方式，不可能在那邊三姑六婆講一些家常，所以一定要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再跟人家聊你看了什麼。」無論什麼職位、什麼背景，都是一樣的──每天要看很多電影，作為和別人互相交流的素材。浸淫在那樣的環境中，感官、認知上的衝擊，都在不斷刺激一個人跨出舒適圈。

如同對每一部電影能走得長久的期許，王思靜同樣希望一年一度的參展機會，不至於船過水無痕。「我還是覺得，拍電影──我們大概都在圖一個雋永。」他口中的雋永，既是電影膠卷在心中不可抹滅的地位，也指向資訊快速更迭的當代，留下數位足跡的必要性──影像、文字，外媒報導、社群平台，他相信，這些播下的種子，終能將電影帶往更遠的彼方。

這次第 74 屆柏林影展，王思靜找來十人團隊同行：有演員、兩部入選電影的後期工作者、隨團攝影、造型、編輯等，無論在國內外，這樣大陣仗出國參展的做法都屬少見，因影展官方多半以邀請導演或主要演員出席為限，是否提供機票，也視主辦方預算而定。「我覺得我跟電影節的主席、選片人之間，也有一個默契──就是希望有各行各業的人，尤其年輕人，可以一起投入，讓這個活動、整個產業，都會更好玩。」王思靜始終相信，要創作出不同類型的電影，絕非只憑導演、編劇之力，更仰賴主創團隊能否各自發揮所長、集思廣益。

問他，帶一群人出國，不累嗎？「快累死了（笑）」，一個人可以來去自如，但團體行動，時常要和主辦方溝通大大小小的行政瑣事，光一個接機名單、派對名單，就要信件往復好幾次，甚至面對面交涉。「他們可能覺得麻煩，增加溝通成本對我來說也是種負擔──但，我就覺得好玩嘛。」

還是那句，好玩。他希望以身作則，鼓勵大家走出去，也希望拋磚引玉，能有越來越多單位願意重視這樣的人才投資，協助更多有志於此的電影人拓展視野。畢竟，創作電影，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事。而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湊在一起玩──不正是王思靜一直以來的初心？■

．封面照片：《香巴拉》、《睡覺時眼睛睜開》製片王思靜；攝影／古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