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寫給孩子，一則關於這個世界的寓言故事：專訪《老狐狸》導演蕭雅全

編按：2023 第 60 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等七項大獎入圍，蕭雅全執導，白潤音、陳慕義、劉冠廷主演，以貧富差距做為背景，講一段男孩在價值觀拉扯下的成長故事。《老狐狸》先在金馬影展與觀眾見面，也將在近期於臺灣院線上映。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導演蕭雅全，從令他傾心的時代回憶與角色刻劃切入，看蕭雅全如何以創作「寓言」之思維，寫一段能向下一代述說的電影故事。請見本期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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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雨夜晚裡，鏡頭隨著穿著正紅色大衣女子的腳步，走訪一家一戶收租。腳踏車店、老兵開設的麵店，再到公寓裡的傳來薩克斯風聲的廖界父子家。電影的基調、故事的舞台（街坊）、人物的關係，還有主人翁覬覦的「家」，通過這一串收租戲，在短短幾分鐘構築起來。

自此，創作者帶領觀眾走進了這則「寓言故事」裡。

慢工出細活的導演蕭雅全近日推出他的第四部長片作品《老狐狸》，聊起電影，他離不開「同理心」、「階級」、「寓言」幾個大主軸，還有他那無比堅定的初衷——「拍給孩子看」。

面對下一代的諸多提問，蕭雅全並不想只告訴下一代「長大了就知道」，既以說故事維生，創作之於他，好似一個與孩子對話的法寶。本篇訪談，從故事設定的時代出發，進而觸及創作者的美學決定，以及那個他最想與孩子們訴說的，他所知道的「這個世界」。

服務於主題的時代選擇

1989－1990 年，臺灣股市從 2,000 點暴漲到 12,000 點，地價隨之飆漲，臺灣的社會改變了、故事主人翁「11 歲男孩廖界」的世界改變了。問起蕭雅全何以選上了這個時代背景的，他表示，自己並非先看中時代才發展故事，這一切得從他想說一個關於「同理心」的故事談起。

「我當然沒有那麼天真，認為有同理心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同理心，人與人之間的落差、線的這端到那端只會更擴大。」

故事定錨於 1989 年，便是基於它正是得以呈現階級落差與同理心的時代舞台。蕭雅全也是那樣一個時代的見證人，他認為那可以說是臺灣貧富差距瞬間拉開的轉捩點。曾經，人們可以清楚計算每個月存多少的錢，那麼再過多久之後，就能買下車子、買下房子，世界的可規劃性與可預計性是高的。言下之意，未來彷彿存在著公式。蕭雅全談道，這樣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地長在他的父母輩身上，他自然也耳濡目染。

然而，1980 年代末的社會變動，卻狠狠衝擊著這樣的價值。在過了更久之後，我們回頭望見，彼時能夠掌握資訊、善用工具的人成功致富、甚至越來越富，而沒能趕上的人則繼續停留在原來的那班貧窮列車之上。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就此拉開。

顯然，蕭雅全的父母可能是那個停留原地、彷彿被時代拋棄了的一類人。但他很清楚，「同理心」是原生家庭給予他最可貴的價值之一，在他分享的創作筆記中亦曾提及，故事主人翁廖界的父親廖泰來，故事裡被「老狐狸」謝老闆形容為「失敗的人」的原型，正是帶他一步一步認識這個世界的關鍵啟蒙人——他的母親。

「我的母親周淑姿也曾用她的方法，為我介紹過這個世界，那帶領我成為此刻的我。在我成長過程，世界變化，我得加入新的學習，才能應付新的世界。偶而我會自問，我做得有她好嗎？而這個發問從來沒答案，我與她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都可能弄對一些事，也可能弄錯另一些。」──引自蕭雅全導演臉書

貧窮那一邊的人，真的失敗了嗎？蕭雅全如同他的母親，通過電影《老狐狸》選擇了溫柔，他溫柔地與下一代對話。

回到價值觀啟蒙的年紀，從一個 11 歲男孩的單純慾望說起

蕭雅全筆下的廖界想要有一個房子，這個慾望既典型又單純，而他的執著卻仍保有一份天真，一句老狐狸謝老闆跟他說的「你就是我」，動盪著他的價值觀念。喝口冰水、深呼吸、告訴自己「干我屁事」，11 歲男孩被他天真的慾望牽引，試著靠近老狐狸口裡的成功。

買房、買車是許多臺灣家庭的典型夢想，這個議題甚至到今日都不過時。蕭雅全也記得深刻，年少時父親積攢了錢要買車，但以他們的條件，只買的起二手中古車。父親給了少年蕭雅全一個明確的數字「三萬元」，他便朝著這個目標，白天在那看勾選價格範圍內的選項，晚上拿給父親看，他也曾像是那個小廖界。

片頭以字卡破題，直搗主角廖界要面對的核心議題，蕭雅全則坦言是剪接的選擇。他回顧，前部作品《范保德》（2018），人物多、相互交叉的故事也多，他喜歡也擅長把人物寫得細、形塑的立體，「我主動這麼做，也覺得這樣做很美……但這麼做的結果，似乎讓觀眾感到吃力、有距離感」，那曾經有點任性的創作者觀點，這回果斷放下，在《老狐狸》劇本創作階段就調整改善。收斂故事裡的人物支線，緊跟著主角廖界的慾望走。

年紀算起來，廖界也並未直接指涉蕭雅全這代，他補充道，「10 歲左右是個人價值觀啟蒙的關鍵年紀」，這是為何這個故事選擇了 11 歲男孩的視角。他再以宮崎駿電影為例，若我們仔細盤點，會發現宮崎駿特別喜歡選擇 10 歲左右的主人翁，看他們怎麼認識與面對這個世界。

生命經驗刻劃時代容顏

雖說時代的呈現，甚或是歷史的回顧，並不是蕭雅全創作此片的初衷，但經由他自身成長經驗的回溯與投射，無形之中仍刻劃了那個時代的容顏。比如，電影開場即映入觀眾眼簾，故事主人翁所居住的那一條街坊。

蕭雅全分享，故事坐落在在「臺北縣」（今新北市），是一個非常直覺的投射。他的父母北上工作，就是落腳今日的新北板橋，他自己則是國內移居的二代。臺北縣一直都比較是衛星城市的存在，人們可能只住的起這裡的房子，但還是會到臺北市工作。而電影的其他主創如攝影林哲強、藝術指導王誌成也有著相仿的生命經驗。曾經在片中實際位置萬里拍過片的王誌成，便主動提出了這一條街坊。

至於街坊中的店家與角色職業設定，其實是劇本創作時非常本能的選擇。從《命帶追逐》（2000）、《第36個故事》（2010）到《范保德》，通過故事刻劃特定職場空間裡的人物，彷彿成了蕭雅全的招牌。這一次呈現的港式餐廳、老兵麵店，似乎也不例外。

廖泰來的職業設定為餐廳領班，這個本能的選擇也來自蕭雅全生命經驗，他的父親正是一名餐廳領班。然而，在這背後更深層的象徵卻是「階級」。蕭雅全指出，那樣一個時代之下，服務業人力大量被需求，進入的門檻並不高。也就是說，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工作在入行時並不被要求有太高的的專業度。而從基層做起，再怎麼往上也就是個領班。當廖泰來面對他已嫁給富裕人家的青梅竹馬楊君梅，他的位階終究比對方低了一層。

至於老兵角色之所以開設的麵店，蕭雅全坦言其實也是剛好故事中有個下樓吃飯的戲，如此一來便能「一兼二顧」。而那第二顧就是為了帶出時代究竟出現了甚麼大變動。

人們被利益所蠱惑，可以一夕暴富，亦可一夕一無所有。住在小廖界家樓下的老兵角色，巧妙的支線指涉了一件臺灣真實發生的金融投資案件——「鴻源案」。藉以體現 1989 年股票投資事件，對臺灣基層人民帶來的巨大影響，也回應選擇這個時代入題的初衷。蕭雅全表示，解嚴（1987 年）之後的臺灣，一切規則都正在被打破，管理的不健全、制度的不健全，帶來了像鴻源案這類的投機機會，而當年絕大多數的受害者，就是領有穩定退休金的公務人員以及外省老兵，真為此自殺的，也確實大有人在。

一個寫實基調的寓言故事

論及美學的決定，蕭雅全不好大喜功，他肯定美術、攝影以及音樂等都是共同打造目前成果的關鍵推手。甚至，除了人為造就的成果，電影裡潮濕與冷調的氣質都是老天給的。

電影開拍後，除了第一天出了太陽，緊接著上天給的「餽贈」便是不止息的雨水。蕭雅全形容這大概是拍片圈最害怕抽中的「下下籤」，更慘的是，就算都是雨天，也分大雨或小雨，為了連戲，劇組甚至得在小雨中繼續造雨。可這下下籤，最終倒令電影的美學呈現更完美。

倘若說有甚麼基調是一開始就清楚定義的，那便是奠基在寫實背景，再往「寓言」走進。所謂寓言，是透過故事讓時空可以被超越、角色背後有其可被延展的內涵，與蕭雅全默契甚好的團隊，包含前述提及的攝影林哲強、藝術指導王誌成則在這樣的框架下，落實影像的呈現。

蕭雅全解釋，比如美術所呈現的場景是近乎百分百的追求寫實，但人物的造型上他們就會點綴符號性的標誌，像林珍珍穿的正紅大衣、老狐狸無論在哪都穿著的三件式西裝，就都暗藏著符號式的象徵、他們所的代表的階級。而在影像的調度上，觀眾也可以很清楚的在老狐狸於仙草攤販前出場時，因為光線、因為人物站的高低位置，感受到一絲不尋常。那或許不完全寫實，但卻能快速呼應電影的寓言性。

有沒有哪一個畫面，能夠代表「不平等」

寓言的性質，也在許多影像設計與場面調度中發揮的淋漓盡致。打從創作這個故事開始，蕭雅全就一直思量與尋覓一個能回應「不平等」的畫面。最終，他找到了「單向透視鏡」這個元素。「單向透視的邏輯是一方看得見外面，另一方卻看不到」，而當玻璃兩側的光線不平均時，誰看得見誰就有可能逆轉，蕭雅全強調「暗處的人其實更佔了上風」。

蕭雅全說道，他先是在片中前段放入了這個現象做為一種預告，調侃了劉奕兒所飾演的林珍珍。當林珍珍對著玻璃整理服容時，在玻璃另一側的廖界與謝老闆看得一清二楚，她卻毫不自知。到接近電影得尾聲，一場車子裡謝老闆洗腦廖界「你就是我」的戲裡，則更直接地採用鏡相效果，呈現兩人之間高低位置的拉扯。

那近乎跳脫了寫實意象──明明是廖界，鏡射出的卻是謝老闆的臉，並非後期特效所為。靠的是在兩位演員中間多放了一塊單向透視鏡創造出的光線遊戲，也正符合他所追求的寓言效果。

再更往前談起這場段戲前面的鋪陳，老狐狸宛如「神」一般的從垃圾堆裡出現在廖界眼前，蕭雅全在寫劇本時就很清楚「一定要在場 98－場 101做出兩人之間位置的逆轉」——他甚至背出劇本場次，順勢演示起那鏡頭角度要如何擺設、光線要如何表達，還原那時他在現場的興奮，「拍到了！」。

不僅通過影像表現出不平等，音樂的選擇，對蕭雅全來說也是完成寓言美學的功臣。他與音樂總監侯志堅起初也曾直覺的認定，就用 90 年代歌曲掀起一波懷舊風，對片子肯定再加分不過。但他們越討論的深入，卻越覺得並不想這麼做，他更期待，音樂更積極的協助這個故事。

「我們總能在聽到一首歌的瞬間，回到那個時光」，電影最終選擇的兩首主要歌曲，一首謝老闆兒時窮苦喜歡的歌〈一隻鳥仔哮啾啾〉（日治時期民謠）；一首則是屬於廖泰來年少時期情竇初開的主題曲〈When I Fall in Love〉。而正因為音樂使人回到「當年」，可以讓在車裡的廖界要求謝老闆賣他房子時，逆轉其本處於下風的位置；讓餐廳領班廖泰來面對貴婦楊君梅時，從階級的不對等瞬間回到平等。從蕭雅全說話的神情，也都還可以感受到，他仍對這兩首歌曲的精準選擇雀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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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碰與探討階級矛盾、公平正義的電影在當代並不少，我希望我的作品不只是揭露客觀事實，更要有自己的看法與主張。」面對創作，蕭雅全如此言道。

電影尾聲，看似長大了的廖界（Steven），成為了一名建築師，藉此，蕭雅全也拋出的自身的觀點。在界線的兩端，我們仍舊可以有選擇與主導的機會，現實與時代有其無奈，卻並非絕對。不過，身兼編劇的蕭雅全又說，其實自己並不想承認溫昇豪飾演的 Steven 一定是廖界，縱然觀眾大概也看得明白，那個一面喝冰水，一面像父親一樣貼心地用厚紙包覆刀片的中年男子，實在是太過明顯的暗示。

接受了老狐狸的提點，又吸取了父親給予的教養，成為了獨一無二的自己。他或許就是廖界，但蕭雅全更想說的是，那一個長大成人的我們，有機會為自己選擇，我們要長成的樣子。

老狐狸從故事命題到極富象徵性的呈現，觸碰同理心與階級，說的是蕭雅全所認識的這個世界，也是向觀眾拋問、開啟對話的精采寓言。■

．封面照片：《老狐狸》導演蕭雅全；攝影／蔡耀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