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出一個希望之前，先要了解絕望」──專訪《白日之下》導演簡君晉、女主角余香凝、剪輯指導盧煒麟、配樂朱芸編

2023 年東京影展（36th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選映多部香港電影，其中，由新銳導演簡君晉執導的《白日之下》尤其受到矚目，在東京影展開展之前，該片就傳出榮獲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等五項大獎提名的好消息，令外界對該片題材感到特別好奇。

《白日之下》是導演簡君晉自 2013 年的青春愛情電影《當C遇上G7》後，第二部完成的劇情長片，是貨真價實的「十年磨一劍」。有別於上一部片的類型，這次新作卻是較為嚴肅且沉重的選材，他以 2015 年爆發的「康橋之家」院舍虐老事件改編，以記者調查角度切入故事。片中余香凝飾演的記者凌曉琪，其原型正是當時負責揭露此案的記者龍婉琪及勞顯亮。

以相當近期的真實社會事件進行改編，其距離並不容易拿捏，更何況片中亦出現針對身心障礙者的虐待甚至性侵情節，稍有不慎，便可能成為一種剝削，或惹來罵聲。就另一個角度來看，此類題材也向來不是商業賣座類型，如何吸引觀賞入場欣賞，並進而達到影響力，也並非易事。但就整體看來，《白日之下》之所以獲得各大影展與獎項青睞，正是因為它在各方面都成功抓到了一個平衡。

這次筆者來到了東京，除了與《白日之下》導演簡君晉、女主角余香凝（Jennifer Yu）進行深入訪談之外，也請本片剪輯指導盧煒麟和配樂朱芸編，個別針對剪接與音樂部分提出創作想法。請見本期《放映週報》的逐字專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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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導演先談一下當時的創作構想，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發展出這個從新聞事件改編而來的作品。

簡君晉（以下簡稱簡）：整個過程籌備了五年多。2015 至 2016 年間，有一系列殘疾院舍和安老院的新聞，當時很轟動香港，其實當下就有這個想法（拍成電影），但也隔了一段時間，這新聞是 2015 至 2016 年間的事情，而我醞釀到 2017 年至 2018 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角度，因為覺得我們做創作不能只把這個事情重新拍出來，也不是要真相還原。而是透過這個事情，我們有什麼感受？人們要如何反省這件事情？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到最後我想了一段時間，不如去找記者一起來聊天，從那刻開始，聽完記者分享他們的角度和掙扎，就覺得可以用來創作。

有一個點是很重要的，當我問到記者：「當你們做了一件很英雄的事，他們的家屬會不會很感謝你們？」因為當時的新聞下，造成了香港第一間被除牌的院舍。記者回說，有部分家屬是感謝他們的，也有另一部份的家屬是用髒話罵記者多管閒事，讓當事人無家可歸。我突然覺得善與惡之間是有矛盾的，就覺得這個角度可以作為故事的起點。

──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產生很多連結參考，比如說《驚爆焦點》（Spotlight，2015），也是以記者的角度揭露一個醜聞；如果是以身障者受虐這樣的議題，比如臺灣《無聲》（2020）和韓國《熔爐》（Silenced，2011）都較有名氣，想請問導演在編導的過程中是否有進行一些參考？

簡：這三部電影我都有看過，但就沒有特別參考《無聲》和《熔爐》，但這些電影在社會帶來的迴響，讓我打從心裡希望這部電影也有相同的功能。但正因為我看過這些電影，很多的角度都不想與他們相同。另外，有參考到《驚爆焦點》記者室的分鏡和鏡頭運用，還有參考《The Post》（臺譯：《郵報：密戰》，2017）如何拍攝新聞社的鏡頭和戲。《無聲》和《熔爐》都有看過，但就沒有特別參考。

──真實事件改編成電影的過程，應該面臨很大的困難。就我所知，當時參與報導的記者龍婉琪和勞顯亮也有參與放映座談，也有發表他們的想法。他們在電影改編創作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又如何合作呢？ 

簡：一開始跟他們接觸的時候，他們就表明希望協助我創作故事，但那時候都沒有人投資，只是我想了解這個故事、想作為一個電影故事創作的構思。所以，這五年多以來是不斷透過他們找相關故事，不想要很多東西都是憑空捏造出來的，還有社工和演員的幫忙，在香港有很多演員是為社福界拚搏很多年，做了很多資料蒐集，為我們提供很多幫助。

──我讀到一個訪談內容，其中一位記者龍婉琪有提到現實的處境其實比電影還要糟很多倍，這讓我不禁思考，導演是不是也確實在電影中的呈現上有進行一點克制？

簡：我從記者的口中知道院舍的環境是很差很惡劣，我也有去過一些院舍，環境的確糟糕，但希望刻意透過各種鏡頭，或是音樂等呈現再克制一點，因為我希望這部電影能夠接觸到群眾，而不是拍一些嘩眾取寵的、血淋淋、骯髒不堪的東西。希望這部電影的力量不是來自於這種鏡頭，它的重量是來自裡面的人物關係和我們帶出來的故事，不是想用這些東西作為噱頭。最重要的是，我不想消費別人的痛苦，這是我最為討厭的事情，所以當有觀眾在說電影裡拍得很慘，我會想跟他們說現實其實更為惡劣。但他們有這種想法很棒，有一個震撼的地方就不要忘記這些事情，現代人們多震撼的事情很容易兩天就忘記了，就是希望透過這部電影來提醒大家，現實其實還有人活在黑影底下。

──剛剛導演提及剪接在後面有一些克制的部份，想請問，當剪接師盧煒麟看到這些素材的時候，有什麼反應和想法？

盧煒麟（以下簡稱盧）：我覺得，像是剛提到的《熔爐》就是一套典型的類型片，裡面有女生被強姦的畫面，都會用比較分鏡式的處理方法，怎樣去呈現最可怕的事出來。反之，《白日之下》不是這類型的影片，比如我跟你之間有距離的，像裡面的角色，很客觀地在看這個事情。我們希望戲劇和真實有一個良好的比例，它不是一部很完全的文藝片，裡面需要有適當的戲劇比例。去告訴觀眾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在同時間也有記者的角度去帶領觀眾。

──後面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朱芸編老師，跟剛剛的問題是一樣的，在這樣的作品當中，使用音樂也是要很謹慎的，如果太過煽情的話就會給觀眾不一樣的想法，我有注意到你們在性侵的方面是用了配樂，對我來說是使用蠻為克制的，想請教跟導演溝通配樂時，針對這樣的題材有顧慮和想法？

朱芸編（以下簡稱朱）：說得完全對，這部做配樂的時候要非常謹慎，我在電影前半個小時都把配樂完全拿走，基本上是沒有音樂，有的話也是很輕很輕的。我們跟導演都不想刻意給觀眾一個情緒，想讓觀眾可以很客觀的知道這個事情發生，一旦進音樂的話，就會給觀眾一個感覺。所以。頭半小時都沒有音樂的，最後比較大的電影情節，如洗澡的那些畫面，會有選擇配樂的角度，是要去配合畫面，還是配合每個演員心裡的感受，最後，我們是選擇用一個抽離的方式去說這段故事。如星星的那一段，是有一點法國印象派的感覺，有鋼琴、大提琴代表 John 哥（姜大衛）那個角色，而小提琴則代表女生，在我心目中雖然他們話不多，但是有一個連結，對我來說有一點像兄妹的感覺，所以我期待他們是有一個火花和強大的感受在裡面。

──也請 Jennifer（余香凝）談一下，像這樣子沉重的題材，在當時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是不是曾經有一些顧慮存在？當時看到角色第一個想法是什麼，是怎樣跟導演討論？

余：當時，第一個想法就是這劇本太好了，我的顧慮是怕自己會演不到導演想要的那個好。我也知道導演寫了這劇本五年，他真的放了很多心力在這劇本上。如果你說我第一個感受，應該是很憤怒，也有一些悲傷在裡面。因為這些事情還在發生，但是我們都看不見，沒有人爆料出來。而我需要做的事，是要百分百專注在這裡面。

這次我在演的時候，有顧慮的是我家庭和小朋友，當我在演戲的時候希望 24 小時都在這個角色裡面，但是現在沒有辦法，因為回家我就是一個媽媽。但是，在片場的時候我就放下電話什麼都不看，專注在這個角色裡面。在一開始的時候，我有這種顧慮，但我做功課的時候看很多的報導，去真的院舍內觀察環境，拿捏一個記者的感覺，跟很多記者們溝通了解他們的心態。我把所有的功課都放在這個角色上，這個時候，我的顧慮就打破了。

──我在另一個訪談內，其實有看到你提到對記者原本是很陌生的，好奇在接觸的時候有沒有有趣的發現，比如記者這個職業或是新聞圈，是你原本不曉得的，但因為接觸過他們後，獲得一些資訊和習慣，對你的詮釋有幫助？

余：我以前多數接觸的都是娛樂記者，都是比較輕鬆一點的。當我接觸到新聞記者後，他們的態度是有一點嚴肅，也不想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很大，也不想說自己是英雄、在做公義的事。他們都會說：這只是我的工作。但你會感覺到他們內心有一股熱血裡面，我常聽到他們很用心地寫了報導，但最後都會因為某些原因而無法刊登，這些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事。

──在電影中有一段很深刻，劇中有一個新人問你的角色：「你會不會曾經有一刻覺得很憤怒？」這位新人感覺是因為你的角色面對什麼恐怖的社會事件都非常淡定，所以就忍不住想試探你的情緒。

余：這一句話是我在有次訪問中，問記者本人的，可能導演聽到後覺得這個問題很適合這個戲中的新人問題。而我真的很想知道，現實這位記者有沒有真的流過眼淚。

簡：其實這句話是劇本原本沒有的。但我帶他們去見記者龍婉琪的時候，余香凝突然問到記者，其實你以前有沒有哭過或留下眼淚，他馬上回答沒有。

余：但我覺得這麼快的回答是假的。

簡：他也說，因為你看到很多混蛋還在逍遙法外，你是沒有感覺的。我當下就覺得，我以為他會說有，沒想到他當下就馬上回答沒有。所以這一句話有很特別的感覺，就把它加進去電影裡。

──你覺得他沒有說真心話嗎？

余：就我演員的直覺，怎麼樣他也有不開心和失落，感覺這是想掩蓋自己脆弱。

──如果一整天都是帶著憤怒的，工作不可能長久，也可能要說服自己。

余：可能就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模式。

──再來，讓我覺得最驚奇的是，監製竟然是爾冬陞導演，我自己本身也是爾冬陞導演的粉絲，很喜歡他早期的作品，像是《癲佬正傳》（1986）。忍不住做一個連結，《癲佬正傳》也是關於社會和精神病患的一個事件。以爾冬陞導演來當監製也是這個脈絡嗎？

簡：其實沒有很直接的關係，五年前因為有人介紹，讓我有機會登門去邀請爾冬陞導演來當監製。我們也沒有多想要找其他人來當監製，五年前他第一眼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讓他想起《癲佬正傳》這部電影。他覺得電影不一定能夠改變世界，但可能改變一點點，他 30 年前拍完《癲佬正傳》後，覺得這個世界沒有改變，但起碼能夠提出問題。而且這故事有這個重量和力量，他覺得這很值得拍攝出來。當然不能夠馬上完成這個作品，但從五年前開始，他就一直很支持這個作品。

──爾冬陞導演有給你這作品什麼建議或其他方面的協助？

簡：劇本階段他給了我很多意見，我們開劇本的會議一般都 9、10 小時，在劇本上他一直很執著、認真、細心，他會提出一些意見。但在拍攝上只說了一遍，他並不是強行要我接受他的說法，而是要我拍出我的版本，他很常說這是導演的作品，監製只是負責監察整個過程。所以整個過程他都是一直給我意見，但是完全沒有干涉。直到剪接的過程他也有一直提出意見。

他的細心是要你的劇本連標點符號也要工工整整，容易於閱讀。認為這個是作為編劇的專業，連標點符號和字體大小也會細心注意。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一直忽略，作為一個編劇甚至文字工作者都應該要有的專業，這個事情是我很佩服。

──再來下一個問題是關於角色的設計，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部份，我覺得導演沒有很刻意要去平衡每個角色，比如院長的角色，我們會很明確的知道他的行為，導演並沒有為了要討好，而力求虛假的平衡。我好奇的是導演當時刻還每個角色的時候，怎樣拿捏分寸去刻劃每個角色？

簡：其實在寫作劇本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好清晰每一個角色，我們不會做到大奸大惡，反派之所以為反派，就是他不會覺得自己是壞人，覺得自己是好人，甚至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對的。這個事前和林保怡討論的時候就明白了。到最關鍵的時候，我們跟每個主演都有共識，就是不洗白這個角色。他始終是一個反派，林保怡也很清晰，其中他一個眼神、一個回頭細節，我都要捕捉清楚，因為一旦有了偏差，就變成為這個角色洗白了。我會帶着觀眾角度去思考事情，我們編劇和演員們一直都要很清晰。像演員在整個拍攝過程中不一定完全記得，所以過程中我們會不斷互相提醒。

──關於剪接部份，我們都可以做一個連結，這部電影的剪接是根據一開始的設定下去完成，還是剪接的時候有做什麼特別的調整，比如角色塑造和觀點？

盧：導演在還沒開拍的時候，給我看過一版劇本，但即使到開拍的時候我也沒有很仔細去看這份劇本，因為這次的剪接我想看著每一天新鮮出來的素材，那些片段給了我什麼感受，比如院舍的環境和演員的表演，當我還未熟透劇本的時候看到的反應，我可以直接地感覺裡面的情節。了解到原來他這個眼神是代表怎樣的感覺，女主角去聞頭髮的時候，可以有別的意思在裡面等，整個感覺就像一名記者，將不同的素材組合成這個世界該長的樣子。我完成初剪後，再跟導演修正那些需要被放大，或有些是可以拿掉的部分。

──報社主管一直強調的一句話：「記者沒有這麼偉大」讓我最印象深刻，在我觀看的感覺，我會覺得記者這角色其實也是導演的一種投射，因為很多導演都會拍社會議題的作品，但拍完也不見得可以帶來什麼改變，記者也是。導演怎麼看我這個觀點？

簡：我也同意，好像爾冬陞導演常跟我說類似的話，「電影其實沒有那麼偉大」，我們改變不了世界。可能是一個投射，作為一個導演可能有這個感受，入行 11 年也是未到看透世事的地步。我也是有熱血，但嘗試把熱血藏在裡面。如果面對剛入行畢業的人們，又好像會看開一點的感覺。其實電影工作者多少都有投射記者的感覺。

──其實也不一定沒有辦法改變，在韓國的電影經常會令到政府修法，我都覺得很厲害。可以請 Jennifer 談談在演出的時候有沒有一股使命感，希望這個作品可以改變這個社會？而這個作品的結局對我來說有一點點悲觀了，Jennifer 從一開始接到劇本到決定演出，到投入角色和現在的角度，會覺得這個過程是徒勞無功的嗎？

余：其實在拍攝，當下大家都沒有想什麼，只是專心把它完成。但在大家第一次看成品的時候，感受真的很深。那時候才開始想著打開有沒有辦法令更多觀眾們看完後，可以引起一些迴響。當然這個可能是一個天真的想法，希望可以像韓國《熔爐》讓政府作出一些改變，像是修改法例。就算不行，能夠引起大家關注知道有這件事情，其實有很多觀眾看過還未上映的優先場後，很驚訝地發現原來是真實事件改編。這我們才知道有很多觀眾以前是沒有看過這新聞的報導，另一些則是知道這個有事件，但不知道當中細節等。至少我們能夠透過電影去告訴觀眾，現在是有這種事件再發生。當中也有真實事件中的人物，母親是其中一個在天台洗澡的家屬看完，來感謝我們把這件事情說出來。希望有觀眾看完自己的表演，可以珍惜眼前人，多接觸和關心自己在意的人。

──想問問朱老師，這次作品能不能帶給香港觀眾一些新的視野？

朱：我不敢去想太多，我相信我們整個團隊出來這個作品，也許影響不大，但是有作了一個起頭的作用，希望有一個東西發生會讓它有轉變，我們整個團隊都把百分之兩百的努力放進去，因為我們都有感覺到這個作品對我們每個人的意義都很大。我做這部作品的配樂時，導演說不如我們來錄一下樂器，因為香港很少在重視樂器，最後決定去對導演和我都很有意義的國家：義大利，來進行錄製。其中一個原因是意大利的藝術有影響到導演去拍電影的想法，也是我想做音樂的其中一個地方。第二個原因就是，義大利做一些情感類型的音樂會特別有感情，我們去了意大利很有名電影配樂作曲家顏尼歐．莫利克奈（Ennio Morricone）的工作室，能夠邀請到常為莫利克奈演奏演的小提琴和大提琴手，他們都是大師級人物。跟他們在溝通的時候完全沒有架子，他們都很真誠的，了解我們要什麼感覺盡量去配合。義大利之行，讓我們整個團隊真的很感動。

簡：我補充一下，剛剛聽說覺得結局好像有點悲觀，但對我們來說，在最後是有希望的。我不是想作一個世界太平、天下太平的假希望，而是我們想在帶出一個希望之前，先要了解絕望，現實是多麼殘酷。像剛剛 Alan 說，現實還是有人再不斷努力，即使徒勞無功還是謹守崗位報道真相，去做認為對這個世界更加好的事情，還是有人希望這個世界更美好。我認為這種執著是我們最想表達的，而不是單憑個案的作者電影，那些電影也很棒，但就像說第四權很厲害，會讓世界有大改變。但這次我們是想用另外一種方法去表達有希望。

──最後，這次來到東京影展的首映，有沒有日本觀眾的特別回饋讓四位感覺比較深刻？

簡：很多很好的回饋和問題，有些記者提到他在做一些人權和人道主義的報道，對他們來說電影也會提到這個傳媒甚至新聞工作者，行業已經到了息微甚至夕陽。他們自己是有很深的感受，就算撇除了以上的議題，裡面的人物也讓他們很感動。雖然這個是香港的故事，但到了世界各地像是東京他們也會連繫到本地的故事，也會有共鳴，感覺真的很難得。■

．封面照片：《白日之下》電影劇照；台北双喜電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