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樸拙之姿，在未明的歷史與現狀中突圍：記 2022 Ji.hlava IDFF 伊赫拉瓦紀錄片影展

2022 年 10 月下旬的第 26 屆伊赫拉瓦紀錄片影展（Ji.hlav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Ji.hlava IDFF），是捷克本地重要的紀錄片盛事，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乃至往東望去諸多前共產國家的紀錄片工作者，嘗試尋求合製資金或作品放映機會的西進跳板。今年的伊赫拉瓦仍舊採混合形態，在六天的實體影展結束後，緊接著兩週以線上影展方式，在捷克境內持續發揮影展效應，總計創造高達 86,000人（戲院 36,000，線上 50,000）的觀影人次。

這個影展放映影片的數量向來非常地多，比如今年就放映了 376 部作品（97 部世界首映，37 部國際首映），並舉行了 102 場映後座談；此外，在影片放映外，伊赫拉瓦也有相當多的講座活動，像是強調彼此對話、發掘對當代世界嶄新觀點並導入公共論辯的「Inspiration Forum」，目前來到第 12 屆，今年便以「尋求更公正的世界」（looking for a fairer world）為核心精神，於五天活動期間、分五個方向進行了 24 場專題討論，內容除論及年初的烏俄戰事，也涵蓋科技與網路社群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全球日益不公之下的基本人權受損問題，以及只追求經濟成長的資本主義對生態環境跟政治造成的破壞。同時今年影展也首度舉辦「Conference on Ethics in Documentary Filmmaking」研討會，探討紀錄片製作中以各種形態發生的權力議題。

伊赫拉瓦放映數量之多，也因該影展除了競賽單元，還有龐大的非競賽及回顧單元。像是非競賽單元內不只有主題性規劃，也包含如專門放映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學生作品的「FAMU Presents」，與放映捷克電視台出資製作內容的「Czech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至於今年的回顧單元，則有以「Notes on War」為名，放映二戰以來，以特殊形式呈現各類戰爭相關主題的紀錄片創作；而焦點影人部分則關注兩位美國獨立電影要角，一位是以《藥頭》（The Connection，1961）一片聞名、充滿實驗性格的 Shirley Clarke，另一位則為受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影響，作品帶有濃厚人文及政治行動色彩的 Lionel Rogosin；此外，今年更有「Transparent Landscape: Philippines」單元，以長短片總計 41 部的規模，完整地探索菲律賓電影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紀錄片。

政治動盪中的傷害自陳

筆者此次關注捷克本地乃至東歐地區的作品。例如，白俄羅斯女導演 Sasha Kulak 的《Mara》便以新穎的手法，處理 2020-2021 年間白俄羅斯因選舉舞弊所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期間，許多抗爭者和反對派人士遭受盧卡申科當局的拘捕迫害，此前已有如《Courage》（2021）和《When Flowers Are Not Silent》（2021）等作品做出即時貼近的紀錄，相形之下，《Mara》雖然距離事件時間點較遠，卻較著重內在反思、聚焦於抗爭中浮現的創傷癥候。

反映在本片敘事的方式上，導演藉由主觀的第一人稱旁白，意識流般傾訴出個人在抗爭期間私密的感受，並在對視覺景象看似疏離的姿態裡，構成複雜的評述及情感上幽微滲入的關係：如深夜中驚醒的哭泣、同伴被警察粗暴對待或夜裡人間蒸發、不知會延長到何時的抗爭逐漸消磨能看見改變的盼望、整座城市在騷亂跟宵禁裡顯得破敗又淒涼。這些，都在本片的音畫空隙間，營造出深刻的張力，敘事者似想迴避眼前殘酷而想別過眼去，又禁不住頻繁凝視，彷彿企盼能從中找到鼓舞人心、說服自己堅持的理由。

此外，導演借用斯拉夫文化中一位女神 Mara（或稱 Morana）的形象，請人據此扮裝、戴上面具，成為一個在片中無言卻時刻在進行遊走的謎樣人物。Mara 是跟夢境、噩夢相關的神祇，也跟重生與希望有關。Mara 的置入，為本片多鋪陳了一道細緻的想像紋理。她時而走在抗議人群間，時而兀立於幽暗室內，有時更離開城市來到杳無人煙的自然環境（如湖畔）。這位女神怎麼看待此刻動蕩？她對這些因迫害與夢魘而受苦的人們有所同情嗎？換言之，Mara 的出現，其實是設計作為白俄羅斯民眾在抗爭中的潛意識的具象展現，同時連結起片中不斷比對的如夢想與恐懼、幻覺與現實感、決心與動搖等各種複雜心緒。這讓《Mara》不僅是描寫抗爭的紀錄片，更是描繪抗爭心靈地圖的影像散文，因為它不只傳達了口號與標語，更呈現出個人在行動中總如影隨形浮現的未知、茫然與脆弱。

Damir Markovina 的紀錄片《Deserters》，則是一場透過信件、明信片內容所進行的對話。1973 年出生的導演，成長於克羅埃西亞古城莫斯塔爾（Mostar），當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年輕的他就如當時許多人，因戰亂四處逃散，成為難民，本片處理的核心，便是他這一代人的流離經驗，如何改變此後人生的際遇及價值觀。

莫斯塔爾在戰前曾是多個民族、宗教成員混居的文化繁盛之地，片中蒐羅、以旁白所訴說的書信內容，皆來自 1990 年代初期於莫斯塔爾就讀同一中學的學生。他們在戰爭爆發、各自流亡後，以信件或明信片聯絡著遠方的朋友，問候彼此或他人近況。對這群因戰亂被迫中斷學業、許多離散到英、法、義等歐洲各地、乃至跨海到美、加的人而言，戰爭陰影留下深刻的影響。在那些書信中，經常除了思念外還透露出朝不保夕的語氣，不知明日將身處何方，而附上的電話、地址僅供暫時聯繫，無法保證未來就連絡得上；可是，也僅有在這由魚雁筆墨創造的紙上空間，他們才能分享、傾訴著共同的記憶與失落。

但同時，戰爭也撕裂他們原先的情感，逃亡的人不再相信故鄉的存在，只想將莫斯塔爾拋諸腦後，至於有些留下參與內戰的，也立場趨於極端，開始仇恨穆斯林與外族人，曾為同學、和平共存的景象，也在殊異人生際遇下變得四分五裂、不堪回首。在影片由旁白主導的敘事中，Damir Markovina 同時把明信片圖像進行了動畫加工，這些來自莫斯塔爾或臨時落腳地的明信片，圖像往往為該處顯著地標（如莫斯塔爾便是知名的拱型古橋），隨著戰事與逃難的曠日廢時，敘事基調愈趨陰暗，明信片圖像上的環境也開始被任意塗抹甚至清除，倘若明信片圖像代表記憶中或此刻暫時的「家」，那麼塗抹消除的動作，便也意味這些人真正淪落為身體及心靈上的「無家之人」，不再擁有能帶來歸屬感的穩固認同（只有為求生存而因地制宜轉換的身分），因為這些，都已伴隨著南斯拉夫的覆亡，一同被埋葬。

三部銳意的捷克作品

多年前臺灣影展與院線曾上映一部捷克劇情片《烈日長紅》（Dark Blue World，2001），內容講述二戰期間捷克不戰而降後，捷克飛行員逃至英國繼續抵抗納粹的故事。而 Tomáš Bojar 的紀錄片《Good Old Czechs》，關注的同樣是這段特殊的歷史。本片使用兩位飛行員（駕駛戰鬥機的 František Fajtl，跟身為轟炸機投彈手的 Filip Jánský）的回憶錄內容，作為敘事的主要方向，但當旁白以第一人稱訴說飛行員的記憶之時，導演也剪入大量相關的檔案影像（archive image），跟聽覺上的呈現，共同構成一組平行但又呼應的結構。

特別的是，本片並不想重述關於戰爭英雄的故事，而是藉由交錯使用這兩人的觀點，用一種更接地、實際的角度，綿密觀察戰爭下的日常。這兩人各自從捷克偷渡到英國、加入英國皇家空軍作戰的經歷，本身就已是驚險又精彩的故事（其中一人甚至大膽地直接從德國本土穿越），但是驚險之餘，他們一路上對環境、局勢及內心的觀察，才更是本片重心所在；至於那些來自各國檔案庫內，或者擷取自政宣影片，甚或是私人拍攝從未使用過的原始素材，則為旁白講述的事件，又增添共時性的多方觀察。影片的視聽結構就像兩道焦距不一的目光，一同篩選出平民眼中的戰爭狀態，但同時也顯露出濃烈的生活感（如在英國皇家空軍內與他國飛行員交流的細節），以及間或湧現的戰爭反思（像是 Filip 受命轟炸德國民眾居住地區，他會疑惑這麼做是否合理）。

生死交關的天空戰場上，這些捷克飛行員其實死傷慘重（最終僅有約 20% 左右的人活下來），然而存活返國的，卻有許多人因曾幫西方國家作戰，被戰後成立的捷克共產政權視作有通敵可能，往往被監視、囚禁、更別說丟掉工作或打入冷宮，直到捷克民主化後才獲得應有的平反。當初憑藉一股年輕熱血（František 和 Filip 逃去英國作戰時才17歲）投身戰場的他們，自不曾預料到未來會有這等遭遇；然而，可敬之處也在於，這是身為個人在性命堪憂的危機下做出的選擇：他們決定鼓起勇氣，為了他人、也為更大的價值去行動。而我們也得以從影片當中窺見，個人的自由意志在戰事之下的可貴。

另一部充滿懸疑、又讓人無比沉重的捷克紀錄片，則是 Viktor Portel 的《The Investigator》。影片以捷克警探出身，後成為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調查員，負責調查南斯拉夫內戰重大罪行的 Vladimír Dzuro 為主人翁出發，透過他以旁白回憶的口吻，引領觀者回溯當時的混亂跟暴虐不仁。

本片宛如一個警探緝凶故事，影像跟隨這位調查員當年偵查的腳步，遊走在事件現場遺跡與檔案新聞之間，同時亦安插許多設計好的畫面，去描摹、貼近 Vladimír 口中那些經驗的情境；而在主人翁主觀視角外，影片也採訪到極少數願意受訪述說當年經驗的受害者，同樣不現身於鏡頭前、而以旁白現聲。片中最主要的一樁慘案，即是 1991 發生於克羅埃西亞的武科瓦屠殺（Vukovar massacre）。在武科瓦遭圍城淪陷後，當時在協議下本應從該地醫院疏散的人員傷患，卻在上車後被南斯拉夫人民軍（Yugoslav People's Army, JNA）另行帶往他處虐待、任憑塞爾維亞軍事人員處決，丟棄在亂葬崗裡。然而，透過 Vladimír 見證開挖墳塚的駭人跟倖存者的描述，我們不僅沒有因沉冤昭雪而鬆一口氣，反而更像是心臟中了一拳，彷彿被丟進黑暗之心。

這股伴隨影片進行而逐漸累積、瀰漫的壓迫感，在武科瓦屠殺一案及其他案件後續的發展更加明顯。儘管 Vladimír 最終追緝到該為罪行負責的主謀（一位是屠殺當時擔任武科瓦市長的 Slavko Dokmanović，另一是別名「Arkan」、惡名昭彰的塞爾維亞民兵領袖 Željko Ražnatović），但在後續法庭審理當中，他們不是在牢裡莫名上吊自殺，便是意外遇刺身亡。案件的詳細始末與背後更大的組織共犯結構，也因此斷了進一步揭露的線索，無從得知到底有多少人涉入其中，又有哪些人現今位居高位。於是，試圖梳理罪行的《The Investigator》到了後來，反倒突顯出這場內戰遺留下許多無法啟齒的糾結和秘而不宣的疑團，令受害者迄今不敢現身，遑論有公開公正的審理。

至於 Eliška Plechatová 的短片《The Landscape of Ashes》片長雖僅五分鐘，卻展現出凝鍊的美學。雕塑背景出身的導演，以三頻道的影像呈現她對森林景觀變化的觀察，只見這些極為貼近、微觀的景象宛如抽象畫作，不停變動幻化，而隨著時間過去，原先各自成形的枝葉殘屑被外力侵入而產生質變，在扭曲變形的粉碎湮滅中，又逐漸再次聚合、結晶、以另一種型態出現。觀眾彷彿見證一場由物質構成的視覺交響曲，令人不由驚嘆其千變萬化。

不帶任何說明的本片，僅憑藉精心排列的畫面、律動的剪接、及對拍攝物的適度加工（如擠壓、火焚、水淹），便直接讓觀者體驗物質本身奧妙的神秘性，三頻道的形式，更同時提供不同視點，時而各異其趣，時而接續呼應，觀看影片之時也因此像是沉浸在某種宏觀龐大的循環結構裡，意識到此時此刻現存之物、包含我們自身的渺小無常。帶有詩性結構的《The Landscape of Ashes》，因而也是一則關於生命狀態的體悟，而毀滅與復原的力量，正在此間交錯運行。

觀看本屆伊赫拉瓦紀錄片影展的捷克及東歐作品時，筆者常感受到一種想奮力追上其他地區（特別是西歐）腳步的企圖心。這不僅反映在就資源有限的製作條件或透過合製管道帶來的契機，盡力去學習、嘗試形式的可能性（儘管有些從製作專業角度來看不見得很精緻），也顯露於這些紀錄片積極挖掘自身國家現狀與歷史殘跡，怎麼建立並理解「我們是誰」的自我認識。或許，這亦是自共產體制瓦解至今，這些國度的影像工作者們共同面臨的焦慮，並由此產生的創作驅力。■

．封面照片：《The Investigator》劇照；2022 Ji.hlava IDFF 伊赫拉瓦紀錄片影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