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書寫歷史——拜訪亞洲電影資料館（Asian FIlm Archive）

編按：創立至今歷經 17 年，亞洲電影資料館（Asian FIlm Archive）在文化資源稀缺的新加坡持續奮鬥，致力拓展電影文化、推廣民間檔案保存意識，最終生根發芽。本期《放映週報》，由作者張晉瑋走訪位於新加坡市中心國家圖書館大樓內部的亞洲電影資料館辦公室，與執行總監 Karen Chan 以及檔案員 Chew Tee Pao 進行訪談，與讀者一同談談新加坡的電影修復／典藏現況，以及他們透過策展、檔案近用等方式，做出的推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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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種時基媒體（time-based media），無論用作何途，皆能回歸至銘刻於此一媒介的基本屬性——紀錄。此一「紀錄」並非全然指涉「再現真實」式的純粹機械複製手段，而是嵌合於不同產製脈絡與文化語境下，乘載使用者的操作意圖或目的，將感知與記憶外置的持存方法。視不同情況，電影能夠成為批判語境下的「文化工業」表徵，也可以是帶有反抗意味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媒介。無論如何，電影的出現勢必成為一種新的記憶技術，在這個前提下，可以視拍攝電影為一種產製記憶的手段；而修復、保存、典藏電影則成為「詮釋記憶」或「書寫歷史」的方式。

那麼，是否也能夠將一座致力於保存、修復電影，並透過策展、開放檔案近用（access），以及舉行電影修復活動與工作坊的電影資料館，同時視為一處致力重探過往、爬梳記憶的歷史書寫機構？位於新加坡，強調保存（preserves）、共享（provides）、推廣（promotes）、培育（nurtures）亞洲電影文化的「亞洲電影資料館」（Asian FIlm Archive）便是這樣的機構，其利用有限資源，一方面向內凝聚民間、政府力量，積極為新加坡當地社群提供典藏／修復電影資源；一方面向外串連東南亞各國的電影修復與推廣機構，舉行眾多跨機構放映、影展活動。本文邀請亞洲電影資料館執行總監 Karen Chan 以及檔案員 Chew Tee Pao，一同談論如何在電影修復／典藏資源匱乏的新加坡生存，及其於新加坡串連不同機構推廣亞洲電影與修復的種種實踐。

藏身之處

目前，亞洲電影資料館位於新加坡市中心的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大樓，分別在四樓與六樓設有辦公室。藏身於此處的亞洲電影資料館並非圖書館的長久住民，17 年前，他們草創初期的第一個落腳處其實是由新加坡國立大學開發辦公室（NUS Development Office）主任暨獨立藝廊 The Substation 主理人周慶全（Chew Kheng Chuan）所提供的辦公室。創立 17 年來，亞洲電影資料館與新加坡當地的政府與學術單位有著密切的往來，其挹注之資金與人事使他們得以能夠營運至今 ，並逐年拓展電影修復、策展以及推廣計畫。提及此種營運模式，Karen 分享：「新加坡其實是一個土地與資源都非常少的地方，在創立初期時我們便意識到，單靠自己的力量也許很難在這裡創建、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片庫或空間。因此，我們便積極和各種政府單位與民間力量合作，除了確保機構能夠生存外，也希冀透過這些單位的力量觸及到更多群眾。」

意欲觸及更多群眾，並非出於業績或考核上的考量，而是機構創立至今的核心價值，「亞洲電影資料館希望能夠拓寬觀眾對於『電影』的想像。」Karen 接著說：「事實上，新加坡人非常喜歡看電影，而我們想和這些影迷們分享，其實除了商業戲院播放的好萊塢電影外，也有許多值得關注的亞洲——東亞、東南亞以及中亞——電影，這些作品都是在商業戲院中難以看見的。」若是希望將這些難以出現在大眾視野的非商業亞洲電影帶給觀眾，勢必牽扯到放映空間的問題；然而，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亞洲電影資料館並沒有自己的戲院或適合放映的場地。Tee Pao 憶道，「一開始我們只能十分游擊地，在任何願意提供放映空間給我們舉行活動的場地播放電影。甚至，在 2018 年開始策劃主題性的亞洲電影放映活動時，也沒有找到固定配合的場地。」這樣的情況一直到 2019 年，亞洲電影資料館找到了位於新加坡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內的奧爾德姆戲院（Oldham Theatre），從此開始於該處舉行常態性策展與放映活動，才算是圓滿解決。

今日的亞洲電影資料館，雖未有獨立的機構建地，但在複數單位的串連與協商下，仍在新加坡站穩了腳步。Karen 提及，除了辦公與放映場館外，亞洲電影資料館亦於國家圖書館管理處（National Library Board）旗下，專注於表演藝術領域的複合性圖書館「library@esplanade」中設有開放民眾近用的亞洲電影檔案庫（Asian Film Archive Collection）。其中，藏有 1950 年代末期迄今的劇情長片、紀錄短片等 。此一面向大眾的典藏資料庫，除了與前文提及之放映場館與修復中心組成「修復、典藏、放映」此三亞洲電影資料館核心關注外，亦實踐並呼應貫穿三大關注內在的「共享」價值。Karen 闡明，「我們希望這個檔案庫，或者說，整個亞洲電影資料館，不單做為『檔案管理／修復者』的角色，更同時透過電影，成為介紹、邀請民眾一同重新考慮自身歷史的影像文化『共享者』。」

策展：典藏與修復的延伸

為了實踐「共享」價值，在提供民眾近用音像檔案的庫房外，策劃影展亦是亞洲電影資料館另闢的一條重要推廣路徑。根據電影性質與策展規模的不同，他們將放映活動依影展結構與主題分為：與不同電影資料館合作，以雙方典藏電影為題交叉策展的年度活動「互助合作」（Reciprocal）、以當代眼光重新檢視／詮釋自身館藏的常態節目「目錄之外」（Off the Catalogue）、根據當下影展新片／國際機構修復計畫，分別引進新加坡放映的「典藏修復」（Restored）與「新片上映」（Releases），以及根據地區脈絡，聚焦不同時期導演、演員等電影工作者的放映專題「回顧」（Retrospective）⋯⋯等。綜觀來說，所有主題皆共享其對「亞洲電影」，尤其是「東南亞電影」的特別關注；另外，除了館際合作外，亞洲電影資料館亦在各放映活動中積極展示自身修復、典藏之作品，Tee Pao 指出：「我們希望亞洲電影資料館對大眾來說不只是一個修復、典藏電影的庫房，而是兼具修復相關的技術性典藏事業，以及主動推廣、宣傳及教育亞洲電影的文化單位。」修復、保存及典藏電影固然重要，但對大眾來說，僅僅是在背後默默地搶救、考掘瀕危或古老電影作品，實際上無法增進大眾對這些作品的認識，遑論談及單一作品的重要性，甚或「典藏、修復及保存電影」為何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工作。

「積極放映館藏電影不單是為了讓大眾了解亞洲電影資料館正在做些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想向大眾介紹何謂『檔案』（archive），以及『檔案』之於大眾的關係。」

Tee Pao 分享，為了實現這樣的願景，在放映活動與策展節目中，亞洲電影資料館亦邀請電影修復相關人士，包括修復師、資料館館員、研究者等，一同和觀眾討論關於檔案的諸多概念。Karen 接著舉例，「在今年七月我們與泰國電影資料館（Thai Film Archive）的『互助合作』節目 中，除了 Tee Pao 之外，亦邀請了對方的副理 Sanchai Chotirosseranee 一同聊聊在電影修復、典藏實踐中所遇到的各種挑戰與經驗。」積極舉行跨館合作的最終目的，除了試圖串連東南亞，甚至亞洲各地的電影機構與電影社群外，更希望能為「檔案」開創被大眾看見的機會。

「在規劃『互助合作』系列活動時，我們在選片與協商的過程中考慮的關鍵點之一，便是試圖將過去難有播映機會的典藏影片重現在大眾的視野中。」Karen 進一步指出在今日舉行「檔案」放映的重要性：「讓這些電影在今日重現，並不是意圖懷古；我們在放映時確實會向觀眾介紹這部作品的『前世』，但是，我們更期待的是讓觀眾自由地與電影本身產生各種不同的關係，並從中衍生出一種應時的『今生』詮釋。」一部電影的前世今生，或換句話說，理解、詮釋一部電影的方式，並非單向且僵化的；相對，其進入不同的歷史時空或文化脈絡時，往往會迸發出截然不同的討論路徑。

Karen 從新加坡的人口組成談起：「我們的社會中其實存在著許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族裔的住民，即便他們現在可能都被叫做『新加坡人』，但實際上形塑他們自我的文化脈絡或生活模式可謂大相徑庭。」立基於文化上的個體差異，亦直接形塑了觀看、詮釋電影的殊異切點，「這便是我們想向大眾介紹『檔案』的其中一個原因，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透過自身與檔案的交會中，重新，甚至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以及新加坡。」Karen 如此說道。

「電影其實就像是一個能夠打破種族與語言藩籬的媒介，它如黏著劑般，將所有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並使一些對話能夠產生。」Karen 接著說明串接亞洲電影資料館各個放映節目的共同點：「我們希望透過策展，打造一座跨文化的橋樑，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能透過電影理解彼此。因此，在不同的放映節目與活動，包括映後座談、問答等，我們最終希望串連『不同族裔』的新加坡人一同享受電影的樂趣，並開啟跨族裔、文化間的討論平台。」而觀眾的迴響也確實鼓勵了亞洲電影資料館，Karen 笑著說：「幸運的是，觀眾非常喜歡映後問答或是能夠展開對話、討論的活動，尤其在疫情之後，人們在經歷了許多分離或孤立的經驗後，更積極地想找到能夠與他人交流、互動的機會。」

執常民之筆書寫歷史

除了修復、典藏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外，近幾年針對常民檔案（vernacular archive）的保存意識逐漸升高，許多電影典藏機構紛紛開放民眾將家中的膠卷、磁帶等流動影像媒介捐贈至機構，由其代為修復、典藏。然而，欲使典藏常民檔案此一「拓展」業務順利進行，其直接牽扯到機構在軟、硬體上的條件：硬體方面，若是沒有足夠的典藏空間（控制溫／濕度的系統、土地成本等），幾乎不可能「收容」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檔案；軟體層面，若是機構編制較小，修復員的數量無法負荷典型電影修復外的業務 。亞洲電影資料館亦遭遇上述雙重挑戰，他們並沒有足夠容納各種檔案的典藏庫房，也沒有足以承攬此一業務的人員編制與經費。

「這是現況給予我們的挑戰，若要說我們是否也要遵循一些大型機構，開始典藏、修復這些檔案，那答案可能是沒有的，但這並不意味我們對此面向不感興趣；相對，我們轉以另種思路推廣常民檔案的典藏與修復。」Karen 分析過去的大型傳統機構大多以「海納百川」為方針——即盡可能地接收來自各處的檔案，這樣的方針背後反映的是機構本身的定位與路線；然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更多的是與其他機構，包括檔案館、學術單位合作，並和各單位分享、交流自身專注／典藏的檔案（類型）。透過這樣的交流，我們可以建構出一個單靠自身力量無法達成之龐大典藏、保存社群，並同時讓檔案增加『見光率』。」

這同時也說明了亞洲電影資料館意欲發展的方向，「比起讓大眾依賴單一機構——即便『機構』的存在也很重要——我們更希望培養出一個能夠普及檔案典藏與修復的資訊識讀，以及了解修復任務之重要性的社群。」將任務從單一機構轉向社群參與，除了能夠讓檔案修復、典藏事業更加全面，更重要的是：「民眾將不再是在對家中檔案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將其交給一個他們也未必了解的機構；而是慢慢地讓大眾了解『檔案』的概念，並讓他們知道，檔案修復其實是一項流轉於社會中的全民運動。」

Karen 表示，這也是為何亞洲電影資料館積極走進校園與社區，和學生或民眾們分享何謂「檔案」的原因。「亞洲電影資料館其實更像是一位試圖流轉於不同世代的『陪伴者』，我們希望在檔案、典藏知識教育與普及的過程中，培養出機構與社會間的信賴關係。藉此，民眾才會更積極地支持我們，讓我們繼續存在，為下一代繼續推廣檔案的重要性。」Karen 認為此種透過資訊傳播，與社會共振的共生模式也有助於全民面對數位時代帶來的挑戰，「今日，數位技術的發展讓製作影片的成本大幅降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所謂的『檔案』數量與日俱增，而新技術也牽扯到與之對應的新修復、典藏方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典藏檔案也變得更加艱難，這也是為何我們強調『社群典藏』（community archiving）式的全民運動。」也許常民未必擁有如典藏機構中的專業檔案收藏空間，但透過基本的檔案知識教育，包括媒介物理屬性、保存條件等，一方面能夠延長音像檔案的壽命；一方面在日後真的需要由專業機構典藏時，也將大幅降低修復難度。

時間共振

強調在地社群參與、拓展影迷觀影文化、提升社群檔案識讀，是亞洲電影資料館的核心精神。一個機構之於社會的關係不僅限於上對下的單向依賴，而是在進入社會文化場域不斷地產生對話與溝通中，「滾動式地」形塑社群中對檔案與機構的想像。此種時刻更新，不固守僵化定義的特色，亦如「檔案」一詞的特性，「數位時代，或者說隨科技進步帶來的另項挑戰，是關於『檔案』定義的流變狀態——它將隨著新媒介與載體的出現，不斷衝擊、挑戰我們與大眾對於檔案的想像。因此，與其急著『定義』，不如將解釋權擴大，讓我們與民眾一同討論何謂『檔案』，並生成永不止息的動態詮釋。」Karen 如此說道。

電影，擁有異於現實世界的時態，它源自媒介自身對時間的抵抗，隨後在每次播送中獲得了既固著彼時，亦投影此刻的跨時共振。如同歷史，總在不同的時刻與語境中，抵抗過去，歧生新意，其意義與內涵，靜待觀者與之共舞，譜出詮釋。而這場舞的前奏，由亞洲電影資料館起頭：燈滅、投影、奏樂，此刻我們不只正欣賞著一部電影，更同時書寫著自身的歷史。■

．封面照片：亞洲電影資料館辦公室；攝影／張晉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