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女影】文化的中介者、轉譯者與行動者：胡台麗的民族誌電影

編按：2022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以「懷念胡台麗」專題，選映《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1984）、《蘭嶼觀點》（1993）、《穿過婆家村》（1997）等三部影片，紀念臺灣民族誌影像先驅導演胡台麗（1950 - 2022）。本期《放映週報》邀請作者謝以萱以專文介紹，帶讀者重訪胡台麗導演的生平與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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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

在一場公開談話中， （注1）胡台麗如此介紹著自己。她回憶著大學歷史系剛畢業不久，因為好奇心而跟著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今人類學系）到臺東卑南族南王部落做田野，而這一去，讓胡台麗就此與人類學結下不解之緣；好奇心，也成為驅動著胡台麗持續關注不同文化與人群最初始的動力。

出生於 1950 年的胡台麗，名字「台麗」似乎預示了她作為臺灣美麗之見證的一生。至 2022 年逝世前，胡台麗正式發表的紀錄片共有九部，學術研究與文學專著有七本，參與編撰的學術文章、書籍、散文、田野散記無數，更主持多項重要的研究計畫，包括《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2007 - 2015）， （注2） 並推動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與臺灣民族誌影像學會的成立、積極參與女性影像學會的事務，以「一定要下部落」的田野工作態度持續鼓舞著 90 年代創團的原舞者舞團至今。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是臺灣視覺人類學、民族誌影像的先驅。

她不僅是位人類學者、紀錄片導演，亦是一位作家、影展策展人，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角色，卻在胡台麗的身上形成一種互補而非互斥，連續疊加而非斷裂的關係。無論是文字或影音的記錄與書寫，她彷彿順手捻來即有優異的成果。胡台麗的文字被形容是「帶著那個年代流行的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式的詩性敏感、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式的女性覺醒」（注3）——她以外省媳婦暨人類學博士生的身份到臺中南屯農家「做田野」寫就的散文〈媳婦入門〉，獲得 1978 年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而胡台麗與南屯婆家劉厝村的緣分，也從那時就緊密相繫。

《穿越婆家村》的開場，是胡台麗帶著兒子李赫從臺北返鄉的路途，鏡頭拍攝他們走出舊臺中火車站，搭上計程車，穿過市區一路往南屯的婆家劉厝村駛去。車窗外的沿途風景從熱鬧的商店街道轉變為大片農田，車上的母子倆閒聊著往事，當年還在母親子宮中的兒子，如今已是覺得回老家有些無聊的青少年；婆婆生活一輩子的劉厝村也即將因為高速公路興建、都市開發，而面臨土地被徵收、拆遷的命運。那是 1993 年，胡台麗得知劉厝村即將不復存在後，回去進行的紀錄片拍攝。火車奔馳過鐵軌的聲響，伴隨著的是鄉愁、是地理上的城鄉移動，是時間上的光陰推移，是胡台麗從臺北女兒到南屯媳婦的過程；是剛從人類學學院畢業的外省女孩，到能夠以流利輪轉的臺語與村人們話家常的田野工作積累。

說是田野工作，但劉厝村對胡台麗來說，不僅僅是人類學研究的田野，而更是她以媳婦身份進入的婆家，或者，更多時候對胡台麗來說，生活即田野，田野即生活。也因此，《穿越婆家村》不僅是一部記錄臺灣傳統農村文化、見證其變遷的紀錄片，更是一部家庭電影，乘載了婆家成員——從老到小，從在世的親人到已逝的祖先，包含節慶、祭儀、農作、家務勞動等日常生活樣態的家庭影像紀錄。電影像是彼此獨立成篇但又篇篇有著內在相連的短篇小說集，以農村的生活節奏與時序為經，從婆家不同世代家人為核心，所擴延出去的左鄰右舍農人，乃至於村裡經營小工廠的中小企業主為緯，分成 14 個不同的段落，含括經濟、政治、宗教、親屬關係、飲食文化、庶民娛樂等主題，從「徵收說明會」起始，至「婆婆搬家了」收尾；期間經歷稻米插秧、收割豐碩的兩穫，從一年的春節到來年的年夜飯，見證歡快豐碩的農村生活、高速發展的都市化過程，以及不同世代之間價值觀的差異與轉變。

胡台麗以敏銳且充滿好奇心的眼光，帶著 16mm 攝影機在現場觀察、提問、蒐集、記錄，再感性且詩意地將看似事件式、零散拍攝的影音素材剪輯成一飽滿完整的圓。將處在臺灣社會變動最快速之時代下的劉厝村，其物質生活到精神文化都做了完整的保存，及時為逝去即不復返的人事物留下珍貴的紀錄。

值得一提的是，《穿越婆家村》不僅保留村人們古典、道地的臺語用語，農村生活的各式聲響，也都盡收電影中。宗教祭儀的誦經與傳統器樂聲，或是反映時代氛圍的國、臺語流行歌等搭配影像的配樂使用，亦讓影像所能乘載的敘事更為豐厚。而這正是傳統的人類學民族誌書寫所無法辦到的。當人類學者進入田野時，田野帶來的各種刺激，乃是充盈五感的身心靈體驗，有語言、文字、聲響、氣味、色彩，這些不同的經驗與感官感受如何以不同的媒介、形式來保存、傳遞與轉譯？正如她曾說過的：「文字和影像這兩種工具，沒有哪個是主、副。當你進入一個田野情境，受到很多衝擊時，感受很多面。要以何種方式呈現理解和感悟？文字和影像各有特色，也各有缺陷，若單純用某一種形式呈現，我常覺得不滿足，所以我會追求不同形式。」（注4）胡台麗的《穿越婆家村》提供給我們相當精彩的示範，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 90 年代臺灣農村影像民族誌。

在人類學學術書寫之外，胡台麗對民族誌電影的思考與實踐，早在她從美國學成歸國後的 80 年代就已展開。《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是她執導的首部紀錄片，當時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任職的她，帶著越戰後美軍捐贈給所內的 Bell & Howell 手轉發條式 16mm 攝影機和 20 捲膠卷，來到臺東達仁鄉土坂村拍攝五年才舉辦一次且在當時近乎式微的 Maljeveq 五年祭。（注5）影片從排灣族五年祭的辦與不（能）辦，談及原住民傳統祭儀在日本、國民政府等殖民政權的統治，又受到不同教會力量的影響下，經歷被嚴厲禁止、轉化與復振的過程。

影片不僅詳加記錄儀式的事前準備功夫，包括儀式使用的器具、紋飾的意涵、祭品的準備，以及儀式的各種分工與性別角色，胡台麗經由部落內部的協調過程觀察到各派系的權力消長、反映在現實情況之價值觀的世代差異，呈現不同時代的儀式樣貌變遷與文化展演的意義。《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展現儀式所能含括的多層文化意涵，不僅是在物質文化這類可見的層面上，還蘊含著不可見的社群人際關係。換句話說，胡台麗透過紀錄片的形式，讓難以透過文字勾勒的文化內涵有更豐富的表述。

《蘭嶼觀點》從 90 年代成為觀光熱點的蘭嶼談起，反思長期被主流漢人社會邊緣化、被人類學研究者客體化、被資本主義經濟邏輯剝削的蘭嶼達悟族（當時仍稱雅美族），所處在資源分配高度不均的現實（包含經濟、醫療、環境、教育等），那現象絕非只是傳統惡靈觀念與現代醫療之間的衝突，而更是涉及族群、階級、城鄉等差異。達悟青年直白地對著鏡頭說：「人類學者在這裡做研究，常常讓我們覺得做的研究越多，對達悟族的傷害就越深。人類學研究只不過是成為他們晉級到某一社會地位的工具，並沒有回饋給蘭嶼，這是我覺得最遺憾的地方。」胡台麗在影片初始便擺上自己身為人類學者對田野工作的反省，一層層揭露蘭嶼所面臨的現實的複雜性，透過蘭嶼在地青年和耆老的視角，例如在衛生所服務的布農族醫師 Topas Tamabima（田雅各）、反核廢料運動領導者 Siaman Rapongan（施努來）與 Si Pozngit（郭建平），透過他們的陳述，以母語、以自己的敘事方式展現複數的「蘭嶼的觀點」，表達對消費式的觀光與攝影、現代化醫療與惡靈、核廢料與文化傳統，進而觸及人與文化、人與土地之關係的深層思考。 （注6）

胡台麗的電影通常不會掩飾其作為外來者、人類學者、紀錄片工作者，甚至是《穿越婆家村》中做為媳婦、母親等的多重身份，她常於影片開頭即表明其身為拍攝者，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刻拍攝此題材的立場，讓觀者清楚地看到她是以什麼樣的思考路徑與態度在田野地記錄拍攝。她不是作為他者的文化代言人，也非追求傳統民族誌影片強調客觀、寫實、不介入的記錄方式，她讓觀者意識到任何故事的開展與探尋，與拍攝者的人格特質、在田野的人際關係與際遇高度相關。此乃胡台麗於首部紀錄片便已奠定的拍攝態度。

胡台麗的紀錄片不只是民俗采風式的田野影音採集，不是只作為文獻留存、學術研究的材料或補充，「相對於論文書寫，影像的訴諸是更直接的，得到部落的迴響也較大。」（注7）學術研究的嚴謹，文字作為媒介本身的限制，令體制內的研究者難以在學術書寫上更面向大眾、充分且及時地表述在田野中的所感所察。電影拍攝，乃是胡台麗試圖打破學術象牙塔的實踐，在那研究環境相對保守的時代裡，她即積極地跨域，和一群電影工作者例如錢孝貞、 （注8） 張照堂、李道明、李中旺先後展開合作； （注9） 她不僅拍攝記錄，也積極地參與影像推廣工作，她的電影是要流通的，她的攝影機是文化觸媒，刺激當地人思考影片與文化傳承的關聯性， （注10）並能帶起後續的討論與對話。

相比於一般的紀錄片導演，胡台麗的電影多了她奠基在人類學訓練上的自覺與文化觀察敏銳度，特別是在探究議題的同時，亦帶有反思拍攝者與被攝者主體性的批判視角。她的民族誌電影，是電影又是民族誌，既具備電影的敘事美學，亦帶有民族誌書寫的在地觀點與全貌視野。

因此，《石頭夢》（2004）雖然以老兵劉必稼出發，但不同於陳耀祈的《劉必稼》，胡台麗於退伍老兵輻射出去的生命經驗之外，更將目光放在聚落裡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甚而延伸至在東部出生成長的下一個世代；也因此《讓靈魂回家》（2012）不只是關乎太巴塱阿美族人赴中研院民族所迎回祖靈、重建 Kakita'an 的祖屋，胡台麗記錄文物復返與文化復振的過程之餘，更關照社群之間的互動與協商，以及在地知識如何與其他知識體系產生關聯，呈現當代原住民社群面對博物館與研究機構，斡旋於國家治理與地方政治角力之間，並受到基督宗教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下，社群內各家族與不同世代的成員在面對此事時所抱持的複雜且多重的立場。她以此事件為軸，勾勒出一幅動態的當代原住民文化形塑與延續的圖像。

文化如何溝通、協商與延續，是胡台麗畢生最關注的母題。紀錄片與寫作，乃是她藉以表述所思所察的藝術類型——無論是田野中的影音拍攝、人類學研究的學術論文或面向大眾讀者的散文。而透過影展籌辦與影片放映所進行的推廣工作，或是她以田野工作方法陪伴、參與原住民的文化復振，都是她參與社會實踐最身體力行的方式。

「在人類學的圈子裡打滾這麼久，但是我很難講清楚人類學到底是什麼。我只能說我所期盼的人類學，絕對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在知識理論建構的同時，有積極熱情的社會實踐意圖。人類學既然是人類學者取材於人群社會而建構出來的學問，理想上如經由人類學者的熱情和努力，人類學知識應能回饋人群而在社會實踐的領域有相當的發揮。」胡台麗曾如此說道。（注11） 

她雖然是一位人類學者，但不是坐在「搖椅上的人類學者」，只專注學術場上的競逐；是紀錄片導演，但不是只顧個人的影像美學與藝術表述的影像工作者。她是專業的文化中介者、轉譯者、行動者，讓不同文化的人群得以透過她的行動、透過她的影像與文字書寫來相互理解，作為認識與開啟對話的出發點，而非終點。■

．封面照片：《穿越婆家村》劇照；2022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