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區域的多元，彰顯本土的文化格局：中國電影學者馬然談第十屆TIDF

編按：第10屆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結束至今已過了將近一個半月，轉眼間，第18屆台北電影節開跑即將在本週四（6/30）開跑。TIDF與台北電影節都是國內少數真正舉辦國際長片競賽的影展，前者有「國際競賽」與「亞洲視野」，後者則有「國際新導演競賽」，都是行之有年的國際競賽單元（除此之外，高雄電影節則有我國唯一的短片國際競賽。）然而，當老牌歐美影展們各據山頭，全球新興影展又不斷湧現，這些以「國際」規格自詡的影展應該如何突圍，在世界中佔下一席之地？又該如何同時持續深耕在地社群？這一直是這些（相對年輕的）本地國際影展面臨的挑戰。

另一方面，身為華語社會一員，台灣的影展又該如何在兩岸之間曖昧的政治關係，以及國內社會的放大檢視之下，持續關注對岸的創作動態，並和本地社會溝通，讓大家看見此舉背後的文化意義？現於日本大阪市立大學任教的中國電影學者馬然參與了今年的TIDF影展活動，也寫下了他對本屆影展的觀察，透過他的文字，我們或許可以看到這些台灣影展如何透過策展與放映，持續扮演兩岸電影創作前線的關鍵角色與重要推手。

2013年在北京，我為了不能舉辦的影展（北京獨立電影節）在一間市區內的賓館茶室進行場外討論時，初識TIDF策展人林木材。對當時的我而言，TIDF大概不過是「又一個」屬於21世紀的新興亞洲紀錄片影展——因為從2013到2015年，雖然不只一次在參加北京獨立影展時失望而歸，卻由於研究計劃，來到南韓的DMZ國際紀錄片影展（創辦於2009年）和東京的「座高圓寺紀錄片電影節」（創辦於2010年）。

DMZ影展是國際級別，有大開眼界的選片與競賽，有緊扣學術前沿的論壇，更有市場和創投，一切都那麼有腔調，卻唯有觀眾參與令人失望（有人認為因為所在地高陽市沒有大學城）；後者回顧部分壓倒新片競賽，不過因為背後推手多是從小川紳介、土本典昭等人得到運動真傳的資深人士，他們藉每年主題重新審視日本戰後史，談沖繩，談日本赤軍，談在日朝鮮人，也談地震與核能……單廳影展、主題鮮明，不過如果不懂日語，大概無法從中得到樂趣。

在亞洲有了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之後，新興紀錄片影展所面臨的問題一方面在於如何依靠選片與市場的優勢在密集的國際影展中突圍，另外一方面在於如何與所謂本土（local）和區域（regional）結合——本土既是說本國電影文化傳統、工業（是的，民族電影的概念沒有廢除，它不過是在電影節網絡轉換了型態）；也是說城市文化和本地觀眾等。在這次短暫的TIDF經歷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它如何通過選片創造並且經營自己的「本土」與「區域」。

林木材在影展結束後的採訪中說，TIDF最關注的，還是華語地區的紀錄片所具有的「創意和能量」，超越了簡單地理上東亞與東南亞的華人社會概念。而正因為中國的獨立電影節所面臨的窘境，TIDF最有價值的部分也包括它能夠具包容性地通過「華語」的橋樑，開擴展映中國獨立作品的場域，使得後者能夠在一種更加民主的語境中，藉由一個國際性平台，得到以正常方式與其它華語作品一起進入社會話語（哪怕並不主流）的可能性。

正因為語言、文化的便利，這些獨立作品所開拓的在西方主流影展、國內受打壓的獨立影展之外的第三種在地展映空間就更顯得珍貴；也正是因為這一空間的成立，我們或許也得以再確立台灣的主體意義，也從而反思台灣作品、台灣競賽在華語作品與中國作品之間，作為廣義的政治性中介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可以說是TIDF中一個非常讓人激動，且令人著迷的項目。比如說吳文光領頭的「民間記憶計劃」不僅在TIDF進行了首次台灣的「回憶：飢餓」劇場演出，他們也即將再次來到台北進行工作坊，可以說是TIDF所傳輸的「越境」創作能量的新延續。

不過所謂第三種空間並不是政治「避難所」， 而更應該是一種展示多元面貌的平台。密切關注中國發展議題的《大路朝天》和《大同》在本屆TIDF皆滿座令人心生讚嘆，不過不知影展今後是否會擴展有關中國獨立紀錄片政治的美學的討論，也可以利用其平台多去引介諸如李珞的《河流與我的父親》（「記錄X記憶：重演」單元）這樣的作品。

影展流程的完善以及觀眾、志工的培養，都需要時間考驗，因為它所依賴的正是影展核心團隊與組織結構的相對穩定，以及與所在城市各方市民團體、觀眾等的協商。比如和南韓的部分國際影展一樣，TIDF有一些活動等往往也變回「本土影展」，這基本上是語言與翻譯的問題：一方面少數的國際觀眾不（好意思）需要英文翻譯，另外一方面中英口譯的志工雖已盡力，但他們的臨場能力卻還需要更多磨練。

作為觀察者，我已經十分受惠於國語的環境，這種「如此遠那麽近」的華語文化體驗令人迷醉，也或許正是TIDF在亞洲中獨樹一幟的最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