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紅VAN上：《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迷惘」這個命題，無疑是香港電影裡一道惹眼的疤。1997年王家衛的《春光乍洩》，英文片名若隱若現地叫做Happy Together，講述一對客居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男同志的流離失根，與他們的國族、性別認同；獨立電影導演陳果在1997年到1999年密集發表的《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和《細路祥》被譽為「香港三部曲」，講述九七回歸之後，名不見經傳的市井小民如：古惑仔、絕症少女、智能障礙男子、退伍軍人、兒童身上所發生的故事，寫實又殘酷的作品風格，昭然揭示政權交替的變化和成人世界的虛偽；亦切實地拍出了當代社會潦倒困頓的失落青年，他們前途灰暗、焦躁不安，一如即將回歸前的香港，到處瀰漫著「迷惘」的氛圍。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延續這樣的關懷，以獨到的影片氛圍與劇情張力，探討回歸後十七年來，香港社會的許多變化，從新聞自由被剝奪、房價節節高升、核電廠設置、特首普選等政治議題，到人我關係、社會氛圍、價值觀崩壞等時代背景，都透過陳果的鏡頭一一呈現在你我眼前。陳果曾說：「在1997年人人都很迷惘，那種迷惘是不關自己事，但來到今天2014年則不同；人人都迷惘地問：到底現在發生了甚麼事，這是一種集體的共同迷惘。」全片節奏緊湊，令人摸不著頭緒的迷失與死亡不僅僅是為續集預留的懸疑伏線，也正是對於大時代的隱喻。

但《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絕對不只是香港人的電影，與所有的末日電影的手法相同，眾人在緊張懸疑地氛圍裡，一步步地解決問題、亦面臨無情的死亡倒數，也在最無助、恐懼之時，發現心中長久忽視但最珍視的人、事、物。本片亦透過營造極端狀況，探討形形色色的人們面對恐懼時所流露出的真實人性：眾人剛發現自己身處詭異空間時，互扣帽子、破口大罵、拒絕溝通；分別逃命時，意欲獨善其身的盲輝（李燦森飾）、對於他者見死不救的阿池（黃又南飾）、獸性畢露的飛機昱（袁浩楊飾）；在失去所謂的「香港」後，法律、制度、道德和文明全然消失，以多欺少，對飛機昱執行私刑的眾人。透過鮮明的角色描繪，陳果拍出了恐懼蠶食心靈，人性變得扭曲、極端的過程，但又慈悲地讓角色們隨時間推移而有所感悟、重喚內心善良的那一面。最後，一夥人同心協力驅車前往大帽山，途中遇見為阿池找回耳機的盲輝，眾人不計前嫌，讓他重新上車。一改電影前半部的絕望、爭吵、撕裂，當眾人一同面對一輛輛砲火猛烈的裝甲車時，紅VAN雖被折騰得體無完膚，卻是一艘牢固無比的方舟，徐徐地航向希望。

一如王家衛《重慶森林》的〈California Dreaming〉象徵對於自由的想望、侯孝賢《南國再見，南國》的〈自我毀滅〉象徵的黑暗與極端失序、易智言《藍色大門》的〈小步舞曲〉象徵的青澀愛戀……，每部電影都有一首為它畫龍點睛的經典歌曲。《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由香港獨立樂團「觸執毛」主唱阿水（於片中飾演歐陽偉）逗趣又深情地重新演繹了David Bowie的〈Space Oddity〉，講述太空人因機械故障，只能無助地看著藍色的地球離自己越來越遠、自己卻無能為力，那般焦慮、痛苦的心情，「Planet Earth is blu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巧妙地呼應了所有擔心香港未來發展的有志之士的心情。

本是紅頂、卡其色車身的市公車紅VAN，因張貼廣告而看起來像是一台全紅色的車，象徵著紅色中國挾著巨大資本入侵香港；豆大的雨點落下來，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的紅雨幾乎將城市淹沒，像是中國將自政治、經濟、教育、生活等各方面大幅影響香港的隱喻；裝甲車緩緩逼近，一如六四事件時的一輛輛坦克；海報上面的標語：「一夜之間，香港沒有了」、香港版海報更有「還我香港」四字，政治意味濃厚；全片主視覺字型採用經常在香港七一佔中、台灣反服貿運動標語、旗幟出現的「蒙納超剛黑」……，種種元素讓全片「革命」意味不言自明，在同樣面臨中國資本、政治因素大舉入侵台灣的狀況下，台灣觀眾所感受到的強烈程度亦不下於香港觀眾。在現今商業電影製作體制之下，得以暢所欲言、大膽啟用新人的作品實為難得的產物，也期待下集上映，看看陳果如何帶領眾人離開滿是迷惘的大埔，走到得以改變、扭轉局勢的九龍。

關於作者

吳君薇
1991年生，高雄人。寫過一點字，認得一些音樂，看過幾部電影，策過幾個展。音樂是舊愛，策展是新歡，電影是情婦。像洋洋說過的：「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後想做什麼嗎？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我想，這樣一定天天都很好玩。」策展於我而言，大概就像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