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言的《意外的春天》與〈漢姆林的吹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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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艾騰.伊格言的影片《意外的春天》改編自班克斯(Russell Banks)的同名小說,奪得該年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影片敘述加拿大一個小鎮在冬日裡發生的一件校車車禍(原書故事發生在美國紐約州),車上十餘名小學生慘遭滅頂。小說採取多重敘事觀點,分別四個與事件相關的人來獨白:校車女司機戴樂絲(Delores Driscoll),保養校車的車廠老闆同時也是越戰老兵比利(Billy Ansel),從美國紐約趕來要拉受害家長委託其進行賠償訴訟的律師史提芬斯(Mitchell Stephens),以及在車禍中僥倖獲救但半身不遂的女孩妮可(Nicole Burnell)。律師史提芬斯在得知車禍之後即驅車趕赴小鎮,開始說服鎮上居民對學校以及可能的有關單位提出訴訟。已經喪偶的比利在事故中失去自己兩個小孩,但是他清楚知道訴訟無法平撫創傷,也對於小鎮的居民無益,出庭作證只會必須不斷重陷不堪回首的悲痛中。但是面對律師進行中的法律程序,他除了對往日曾經共同刻苦建立社區的居民訴諸以情之外,並無能力阻止。妮可在小說中是長期受到父親以暴力性侵的中學啦啦隊長,電影中則是受到父親以助她成為歌唱明星美夢誘惑而發生亂倫關係的女兒。在車禍後雖然僥倖得存,但是半身不遂的身體讓她看清父親對她的行為乃是一種欺騙。就在她的父母積極配合律師希望獲得大筆賠償金之際,妮可巧妙地以一個誇張的偽證瓦解律師的訴訟。影片最後以色彩繽紛的摩天輪以及事故的校車被吊起象徵小鎮進入一個美好的未來(英文片名:The Sweet Hereafter)。

伊格言的改編以律師史提芬斯敘事主軸,但是仍舊保留四人的觀點貫穿其中。電影一方面是頗為忠實的改編,然而更受各界好評的卻是伊格言另外加入的童話詩〈漢姆林的吹笛手〉。吹笛手的故事在電影中首次出現是在妮可為比利照顧兩個小孩時唸的床邊故事。布朗寧的詩以活潑生動的語言描述漢姆林發生鼠災,鎮長與商會均無力解決,引得百姓聚集抗議。隨後,正當鎮長與商會代表們束手無策之際,身著黃紅兩色斑駁花衣的吹笛手來到來,表示只要一千荷幣(guilder)即可代為解決鼠害。果然他的笛聲響起,老鼠便全數跟在他身後被引至河中淹沒。只是鎮長見他只是吹吹笛子,加上一副波西米亞人模樣,不顧先前甚至提出願付五千荷幣的承諾,只願支付五個荷幣打發他離開。顯然具有神奇魔力的吹笛手於是吹起笛子,將鎮上的小孩全部引至山中的神祕洞穴中盡皆被山洞吞沒,只有一個跛腳孩童因為跟不上而倖免。鎮長、其他商會代表與家長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兒女失去蹤跡,事後再以重金懸賞也再找不回心愛的小孩。布朗寧的詩最後描述漢姆林鎮上如何將此事件記錄在鎮上的明顯處,並寫入鎮史要後人引以為戒。他同時對自己的侄兒以道德的口吻說出要盡力撫平人與人之間的嫌隙,對於給予吹笛手這類的承諾一定要遵守。

伊格言在《意外的春天》裡納入布朗寧的童詩不僅是簡單的「套層密藏」,透過在影片的敘事中包藏一個類似故事的小敘事來提供對映的文學趣味,也加深電影所要傳達的意義(如律師史提芬斯與妮可的父親就像吹笛手)。這兩個文本之間並不僅是對映或是隱喻的關係,而是有更複雜的「互文性」。就在妮可的父親從比利家接她上車後,他並未將她直接帶回家,而是停在一個穀倉前。他略帶脅迫的眼神讓有點猶疑的妮可還是跟著他走進穀倉。此時,畫外音響起妮可持續朗讀吹笛手童詩的聲音:「那時有沙沙作響聲如忙碌的聲音/…跑向/美妙的音符,又叫又笑。」隨後,妮可的聲音繼續唸出小孩子們被山洞吞沒,以及因為行動不便唯一倖存的小孩無知地感嘆自己沒有跟上的段落。與此同時,銀幕上是妮可隨父親進入點滿燭光故做浪漫佈置的草堆,妮可手提著的吉他,燭光與吉他暗示父親賴以引誘女兒的搖滾明星夢,緊接著鏡頭上搖,我們看到的是父親將女兒拉到身前開始親吻的亂倫鏡頭。 此時影片已經以將妮可的父親定義為童話詩中帶領孩童走向死穴的吹笛手。而且,妮可的聲音在這個段落裡明顯憂鬱許多,同時配樂也帶著陰森的蒼涼,加上場面調度裡是父女兩人一前一後走進黑暗的穀倉,正與這十一行布朗寧原詩所描寫兒童快樂的景象形成劇烈的反差。

布朗寧的原詩是以客觀全知的權威敘事者的觀點來敘述吹笛手的故事,影片則是在此處已經透過童詩文本賦予妮可「受害者」的身分,同時也讓電影的亂倫情節「映射」出〈漢姆林的吹笛手〉被抹去的孩童觀點。於是童詩裡原本被活潑的語言以及童詩的形式所掩蔽的成人社會「黑暗」面,已被伊格言的電影具體凸顯出來。在此之前,比利的小男孩已經在妮可唸這首詩時已經提出質疑。他問妮可如果吹笛手有魔法,為何不利用魔法讓大人付錢給他就好?透過納入〈漢姆林的吹笛手〉這個文本不僅是提供一個鏡子來重複電影情節,伊格言的電影此時等於是對這首詩提出一個從孩童的觀點所作的解讀,質疑大人為何因為自己的問題/私慾犧牲孩童?

本片不少評論者都注意到〈漢姆林的吹笛手〉童詩映射出電影中的二個父親,律師史蒂芬與妮可的父親山姆(Sam),就像是童詩裡的吹笛手,甚至戴樂絲在山路上開著校車載孩童上學的鏡頭也像是吹笛手引著小孩走向山洞。然而,妮可取代原詩中功能並不止於此,布朗寧的詩在電影最後的幾個片段中有了更進一步發展。當妮可由父親推著輪椅進入鎮上的活動中心進行證詞陳述時,畫外音再度重複她與父親進入穀倉時吹笛手詩關於小孩被山洞吞沒的幾行。不同的是,此時影片特意採用廣角鏡頭呈現活動中心寬闊的場地以及天花板上亮著一排排節慶的小燈泡,而整個銀幕也不再是黑暗,後景一排窗戶讓室內光線充足,同時音樂音軌播放的是節奏輕快的搖滾樂。同時,妮可唸完「我說全部嗎?不,有一個跛腳,不能跟著跳完全程」後,畫外音便嘎然而止,並未繼續接下來關於這個小孩悲傷的部份。相較於先前的片段,影片在此呈現妮可雖然半身不遂,但是卻已經是一個能夠為社區在災難後帶來新希望的主體,不僅不再悲傷或迷戀過去父親所描繪的美好未來假象,她很快就透過假證詞瓦解了律師與父母要透過訴訟獲得金錢賠償,但過程將使小鎮居民對立的做法。當律師與妮可的父親因妮可出其不意的舉動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之際,妮可的畫外音再次出現,而且內容是採用布朗寧的吹笛手詩的形式來描述自己的行為與她父親當時的模樣:「我為何撒謊只有他知曉/我的謊言已達成功效/他賴以大唱高調的雙唇/已冰封如冬日的寒月。」

妮可在片中最後一次的畫外音發聲,出現在史提芬斯在機場與飛機上意外同座的女兒昔日好友愛莉森(Allison)道別。史提芬斯不再西裝畢挺,而是身著運動裝,頭戴棒球帽。影片顯然有意要賦予他「孩童」的特質,除了他的衣著以及短小的身材外,愛莉森臨走時還像個母親般拍拍他的肩膀,要他代為問候他的女兒卓伊(Zoe)。他在上車前看到已經改當巴士司機的戴樂絲依舊笑臉盈盈招呼乘客。此時妮可的畫外音再次出現: 「當你兩年後再見到她,不知道你是否已經了解。不知道你是否明瞭我們所有的人──戴樂絲,我,倖存的孩子們,罹難的孩子們──我們都是不同一個鎮上的居民了。那是一個有自己特別規範,自己特別法律的地方。是一個居民都住在美好的新未來的小鎮。 」

不同於布朗寧的詩中小鎮的居民只能在事後亡羊補牢,留下紀錄提醒後人,片中妮可在活動中心片段中的發聲已經從孩童的觀點改寫原詩。她成功瓦解了大人之間的訴訟,讓原詩中僅被當作大人恩怨犧牲品的孩童在電影中得以獲得主體性。妮可最後的發聲更跳脫布朗寧的〈漢姆林的吹笛手〉的框架以及該詩背後與吹笛手故事同樣的「大人為主,小孩為從」的意識形態。布朗寧吹笛手的詩雖然副標題是「童話故事」但是最後關心的仍是(大人)社會的道德議題:「讓我與你一起/來將所有人的嫌隙都擦去」。電影反轉原詩的意識形態結構與形式,由妮可(孩童)對史提芬斯(大人)發言,而且也以更自由與更生活化的語言來表達。

伊格言與原書作者班克斯均表示刻意透過中世紀風格的配樂與吹笛手的故事要讓影片具有童話(fairy tale)或寓言(fable)的特質。不同於布朗寧的「童話」,伊格言的電影最後結束的畫面並非是大人,而是回到事故前比利兩個小孩安睡,妮可走到窗前,看見窗戶在車燈的照耀下彷彿天堂的榮光。這個彷彿硬插進來的結尾看似突兀,但是妮可已經說明在「新未來」的世界裡有自己特別的規範與法律,這個結尾凸顯的正是這個新世界是屬於孩童的世界。依照妮可的列舉,在這個新世界裡有戴樂絲,她自己以及所有的小孩。那是一個屬於孩童與母親的世界。即使是已經不在人世的小孩,在戴樂絲的身上很清楚呈現對他們的愛並不會就此隨之消失。戴樂絲的家中掛滿了鎮上幾乎所有小孩的照片,她對每個小孩如數家珍,是片中完美母親的典範。同樣的,妮可在為比利照顧兩個孩子時與他們之間展現的親密與溝通以及提供孩童的安全感,正是以工作為先的史提芬斯沒有能夠提供給他女兒的。在〈吹笛手〉的原詩裡公共事務似乎理所當然都由男性主導,女性與小孩是社會裡地位較低下的次要群體。在伊格言的《意外的春天》裡則是以妮可為孩子們讀床邊故事的段落作為結局,賦予妮可這位同時代表孩童與母親的女性「新吹笛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