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貨真價實的台灣魂

在2008年那個颱風肆虐、股票慘跌、政治醜聞延燒、全球經濟衰退的多事夏末，《海角七號》宛如苦悶台灣人心中一劑「抗漲」神奇特效藥，除了清涼消暑沁人心脾，還兼具心靈雞湯的神奇療癒功用，聯映戲院從全台四十一廳翻升到近百廳數，不但登上台灣院線史上華語影片的龍頭寶座，更創下總計新台幣五億三千萬的驚人票房記錄。

《海角七號》是一則關於失落的「台北夢」如何在國境之南重新找到再出發的能量的勵志電影，《海角七號》也是一則關於一群雜牌軍樂團成員如何在最短時間集結、排練、成功登台演出的熱血音樂電影；然而對於台灣人來說，《海角七號》之所以能跨越年齡省籍階級而掀起巨大共鳴，關鍵在於它透過今昔兩段跨越國族的愛情，巧妙引領台灣人重新遙想起至今已然跨越一整個世紀的殖民情結。那七封無法投遞的情書，那張姓名未知的少女舊照，一方面牽引著整部電影的懸念，一方面也肩負著在最後的高潮時刻，將橫跨六十年的滿腔思念瞬間釋放的重責大任。

魏德聖所編寫的功能性極強劇本，除了細心鋪陳懷抱心碎音樂夢想回屏東療傷的男主角阿嘉以及不情不願被迫出差的女主角友子的心路歷程，也不忘關照雜牌軍樂團的每位成員，以及其他周邊角色的過往心傷及想望。節奏上的緊湊精確，加上爆點不斷又環環相扣的劇情設計，讓雙向時空遙相對照，讓兩組有情男女終於在最後那首打破國族、語言、性別等種種界線的〈野玫瑰〉中，飽滿地呼應。舊日巨大的惋惜與哀傷，團練期間的內外多元對立，以及雜牌臨時樂團所象徵的樂觀積極成長意識，在這首普世皆知的國際民謠中，寬容地相互化解，進而完美調和。於是，星光幫歌手梁文音在電影尾聲的驚鴻一瞥，不再只是商業算計之下的噱頭炒作，而是如魏德聖在許多篇專訪中所強調「那是整部電影的原點」，貨真價實地成為推動《海角七號》的最大力量，完成了《海角七號》整部電影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將魏德聖過往短片舊作與《海角七號》放在一起看，會發現它們不約而同被賦予相近的核心命題，創作者的草根情懷及個人對於歷史的濃厚興趣是其一，劇中主人翁對於自身生命歷程的自我檢視則是其二（此點幾乎成為魏德聖作品一路以來的「既定儀式」）。例如《夕顏》裡的老婦藉由寫日記的方式與死去的丈夫、往日的自己對話；《對話三部》描述一對聽障男女在人生中三個愛情階段的不同「對話方式」；《後旋踢》以舞台劇形式呈現一名女子幼、青、熟、中、老等不同階段的心性狀態；《黎明之前》中死去的兩女（母與女）兩男（父與家裡僱工）即使來到冥界，仍無可避免地墜入宿命般交相纏繞的愛恨網絡；至於莽撞、暴烈、草根氣息的《七月天》，表面上在講徬徨少年「成家」因父喪而意外從當地幫派兄弟中尋求認同的青春成長經歷，卻在思索、批判兩性傳統價值觀、父權體制與國家機器之餘，精巧地將不同世代卻殊途同歸的悲劇性宿命論串連成一頁傷感的詩篇。將這些訊息與《海角七號》裡七封情書所關乎的「原點」串連在一起看，才發現魏德聖對於個體生命歷史「源頭」此一母題的濃烈關注。原來他持續透過各樣的情境與變奏，去發展、推動劇情架構的邏輯性，去經營作品的感情成份；再藉由追尋原點的一次又一次自省，去呈現國族歷史脈絡下因世代歧異所導致的種種荒謬，去完成作品最後的意義。

《海角七號》的全民爭看熱潮，不應該被簡化成跟風、追流行、「蛋撻效應」，關鍵在於影片本身所流露出來的正港「台灣魂」確實征服了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你我他。魏德聖以超越類型片的細微敏感，活潑地捕捉當代台灣城鄉生活，為「全球情感，在地特色」的商業電影做了精彩的示範。或許《海角七號》在技術層面與導演調度上不盡完美，但它無疑是台灣電影史上美學與歷史意義的一次精彩追尋與完成，同時也是魏德聖所畫出的第一個「完整」的圓。而我相信，即將在今年秋季開拍的《賽德克巴萊》，絕對會是更為巨大的另一個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