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美國夢在越戰後的一場告別式─《計程車司機 》(Taxi Driver, 1976)

馬丁史柯希斯在1976年拍攝了《計程車司機》並以此片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勞勃狄尼洛所飾演的計程車司機崔維斯，在片中於社會的底層自己的困境中掙扎的形象令許多人印象深刻。許多人的討論著眼於崔維斯的人格的改變，與其小人物的處境。而透過本篇文章，我試圖從崔維斯的工作──計程車司機討論這部電影與其後越戰時代背景的關聯。除此之外，透過檢是崔維斯這個角色，我也試圖在這個小人物的身上尋找任何美國夢在後越戰時期的影響力。我認為《計程車司機》除了將崔維斯工作模式當作是一種越戰的寓言之外，崔維斯這個角色更是影片宣告向美國夢告別的發言人。

美國的強權領導地位與其民主信念守護者的角色是在二次大戰之後，天時地利人和俱足的情形下建立的，然而越戰並沒有使美國更進一步地向共產世界展現威力，反而最後以狼狽脫身收場。而誠如許多越戰電影所控訴的，越戰與美國的敗退對美國社會帶來許多衝擊，包括國人對於國家信心的動搖，參戰士兵在戰爭中道德價值認同混淆，最重要的是美國人民對於國家使命所感到的迷惘。在這社會背景之下，駕駛計程車這樣的工作就變成了一個連結越戰與美國社會的絕佳比喻。在那個沒有無線電叫車服務的年代，當計程車送前一位乘客到達目的地之後，計程車司機便失去了旅程的目標；只好在街上遊走，尋找下一位乘客與下一個終點。因而，在都市街道駕駛計程車的生活有如越南戰場剿匪生活的重現，乃因為司機與士兵工作的共同點，就是他們無法被明確指示確切的目標，他們只知道在上班／服役期間要做的工作就是載客／剿匪，但是他們沒有客人／越共的確切位置，因此他們只能在街道與叢林裡尋找。一旦眼前的任務完成，他們便又回到最初的情境。在身為越戰退役士兵的崔維斯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前線士兵所面臨的道德危機。崔維斯上小戲院看色情電影的嗜好，乍看之下好像與一般想解決生理需求的男士無異，但是當他帶著心上人貝茜上色情電影院約會的時候，我們才赫然發現這竟然是崔維斯的心中的「正當嗜好」。而他的嗜好就像士兵在戰場上被扭曲混淆的善惡價值觀，目的正當（看電影）但是方法（電影內容）則備受質疑；就像是在奧利佛史東《前進高棉》中的軍官柏恩斯，為了取勝而不擇手段一樣。

而計程車司機不只用這樣的工作與主角角色設定，象徵性的在美國國土上重現了遠在東南亞的越戰。透過主角崔維斯，本片也揭示了一個陷在泥濘中動彈不得的美國夢。「美國夢（American dream）」一詞是1931年由歷史學家James Truslow Adams在其著作《Epic of America》之中所提出的。他解釋所謂的美國夢就是個「讓每個人在這塊依其既能與成就提供機會的土地上，生活得更好、更富有、更圓滿的夢」；同時這也是「一個夢想使男人、女人都達到他們與生俱來能力最完全發展的社會秩序。」即使在今天所謂的美國夢已經無限延伸變成一個空泛的神主牌，這樣的定義還是提供了我們最基本的概念。從Adams的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知道美國夢不只是應許美國土地上的人民一個富足的生活；當它強調每個人均等的機會時，也展示了一個高流動性的社會，每個人只要透過辛勤的工作都有機會一展雄志，並藉此改變他／她的社會處境。但是我們在計程車司機中看到的美國夢，似乎不是這樣子。

當年《計程車司機》的宣傳標語是這樣寫的：「每個城市，每條街道，都有個無名小卒夢想著成為大人物。」雖然標語中夢的意味濃厚，但是本片看起來沒有任何的美國夢存在的痕跡，其實美國夢早已刻寫在崔維斯的一言一行中。崔維斯是一個從內陸來到紐約的年輕人，他受的教育不高，也沒有任何一技之長，使他只能從社會的底層起步，當一位計程車司機。他的遷徙如同早期從美國東岸往內陸、西部遷徙的祖先一樣，無不是希望在另一片的天地找到更多的機會。他工作也很勤勞（雖然這是他拿來殺時間的方式）－一週工作六到七天，每天從晚上六點開始到早上八點收工，一個月收入約有三百到三百五十美金的收入，在無處可花的情形下，這樣的工作方式的確幫他累積了一點財富，雖然不算很多，但也足夠讓他之後一口氣跟黑市買下四把手槍。如此一來，在紐約的工作的確如Adams的美國夢字面上所示使崔維斯變的更富有。

同時，崔維斯其實也是個有抱負的人，他有著一個整頓（organize）秩序的使命感，並對於城市中四處暗藏的污點厭惡至極；這樣的使命感在電影開始沒多久，崔維斯的第一段日記旁白中就表露無疑。在日記中，我們看到他非常在意城市街道上的髒亂；他感謝昨夜的一場雨，沖掉了人行道上的垃圾。後來，崔維斯也不只一次表示整頓自己的生活與社會環境的意願。甚至在後來當他的計程車載到總統候選人的時候，他也很直接地向候選人表達紐約迫切需要有人出面整頓的想法。顯然的，崔維斯透露出想要自社會底層脫身的強烈意願，他刻意置自己高於這個底層社會；透過和貝茜交往、與總統候選人攀談，他渴望被這些「菁英」認同，脫離社會底層，進而達成他的整頓秩序的理想。但是，他從沒有獲得任何的機會。這並不是代表《計程車司機》裡的都市完全就像自然主義小說裡的社會一樣，主角只能在這個社會中自生自滅；崔維斯個人偏差的道德價值觀也是阻礙他在階層中流動的主因。因此，在影片中所呈現的美國夢，就變成了一隻翅膀沾滿淤泥，無法升空盤旋的雄鷹，只被羽翼上的泥土壓在地面。

《計程車司機》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二十世紀版本，只能滿足物質層面的美國夢，無法在給予個人其他的助力。同時透過崔維斯的掙扎，它也質疑了美國夢中強調並篤信的個人主義，認為現在的美國夢已不再是一個只要相信便能成真的魔法，個人行為（human agency）在也無法凌駕於環境之上。因此，崔維斯血洗窯子一幕就像是陷在泥濘中的美國夢的最後一場困獸之鬥。這一幕並不是崔維斯先前所期望達成的終極目標，而是刺殺候選人失敗失敗之後，拿來出氣的替代品。總統候選人有資源上的絕對優勢（精良的隨扈），可以使他的地位不被動搖，而行動失敗後的崔維斯相信也看清了這一點，因此他洩憤完，因為對現狀感到無能為力而萬念俱灰，但是卻因彈藥用盡自殺不成，只好用展滿鮮血的手象徵性的向自己開一槍。這一槍開下去，及象徵著一個天真理想時代的正式結束，從此現實開始掌控大局。

電影最後的結尾並沒有刻意營造出一種美夢成真（Wish Fulfillment）的情境，反而更像是崔維斯之前刺殺候選人不成，轉而在妓院遷怒似的放手一搏的行為，恰巧因為是新聞媒體喜愛炒作的題材，因此他便誤打誤撞被塑造成了英雄。但他個人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因而炒作而有戲劇性的改變，反倒是崔維斯自己變了。在與其他的司機相處時，他的神經似乎不再繃得那麼緊了；而當他再次遇到貝茜時，他也不再留戀貝茜的眷顧。這個「重生」的崔維斯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不像是被迫與現實妥協的無奈與消沉，反倒像是對於自己的能力與處境完全了解之後的泰然豁達。最後當崔維斯乾脆地將里程器歸零，並且向貝茜留下一句「再見（So long）」後揚長而去時，就像是影片本身透過這個渺小的邊緣人，正式而且簡潔有力地向以往深信的美國夢告別，既不戀棧也不再有任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