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約翰藍儂》（The U.S. vs. John Lennon ）－再給和平一次機會

約翰藍儂（John Lennon）在1980年十二月八日於紐約自宅前遇刺。相隔二十餘年，既然主角已不在人世，導演David Leaf與John Scheinfeld該如何拍攝一部關於約翰藍儂的紀錄片？他們決定讓歷史影像（Archival Footages）自行說話，同時摻雜著大量的人物訪談（Talking Heads），讓多方觀點各自陳述立場。

這種經由舊畫面與新談話交織而成的故事線，似乎是多數的歷史紀錄片都會採行的手法。而影片好看與否，也直接取決於畫面鋪陳是否精彩，訪談內容是否深刻。《美國與約翰藍儂》將論述重點著墨於六零年代尾聲至七零年代之初，約翰藍儂與美國政府之間一連串的理念角力與政治對抗。倘若置於當下的時空氛圍來看，寓意更顯深遠。

電影由1971年一場聲援John Sinclair的演唱會拉開序幕。John Sinclair是底特律龐克樂隊MC5的經紀人，同時也是一名激進的政治運動者，提倡大麻除罪化，因遞給臥底警探兩根大麻煙而被判十年牢獄。這場經由全國電視轉播的演唱會便是因他而起，約翰藍儂與小野洋子應主辦人Jerry Rubin之邀與會高歌。聯邦當局抵不住輿論壓力，幾日之後便宣佈John Sinclair出獄獲釋，可是也頭一遭感受到約翰藍儂帶給美國社會（尤其是青年人）的影響力竟是如此深遠，於是他成了尼克森總統與FBI情報頭子胡佛的眼中釘。往後幾年，約翰藍儂不但電話遭到竊聽，出外受到跟監，移民局還不斷找上麻煩，希望他返回英國，別再與美國政府作對。

時值美國因錯誤決策深陷了越戰泥沼，愛國主義無限上綱，尼克森政府對於任何鼓吹反文化、反戰與反統治的人物都心懷怨恨，盼能除之而後快。約翰藍儂從小被父母離棄，加上工人階級的出身背景，他的基因裡刻鑄了執拗的叛逆性格。自幼痛恨警察，厭惡威權，在每一所就讀學校都成了問題學生。也因個性使然，當尼克森要求約翰藍儂閉嘴，他豈肯乖乖就範？然而，他採行的並非當時許多社運份子奉行的激烈革命手段。約翰藍儂效法甘地，認為暴力無法解決問題，只有愛與和平才能真正服眾，達到美國政府撤軍越南的訴求。

約翰藍儂的名句是:「先成為藝術家，再來當政治家。」正因為他有一顆較周遭的人都更清楚的腦袋，才能將披頭四神話徹底地遺留於六零年代。當1971年約翰藍儂搬遷至紐約定居，便致力於反戰議題，完全揚棄了過往的明星光環，成為一名入世的人道主義者。《美》成功抓住了那段動盪歲月的神髓，配上Power To The People與Give Peace A Chance這些約翰藍儂譜出的反戰之歌，觀眾不但體驗了白色恐怖的荒誕與愚昧，也目睹著諸多難得一見的經典畫面。

例如1966年，披頭四宣稱自己比耶穌更受歡迎（由於這段話遭到傳媒不斷曲解，還在當時掀起了一波損毀披頭四商品的熱潮）；例如1969年，約翰藍儂與小野洋子躺在阿姆斯特丹與蒙特婁的旅館房間，在床上進行著Bed Peace與Hair Peace等柔性反戰訴求；或是1969年耶誕節前夕，他們在世界各大城市立起的「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 」巨型看板；而一席由紐約時報知名的戰地女記者Gloria Emerson與約翰藍儂之間的尖銳談話，更是機鋒處處。此外，著名的語言學家Noam Chomsky、小說家Gore Vidal與黑豹黨創建人Bobby Seale也都慷慨受訪，供給史實更多元的稜面。

與移民局打了多年官司，約翰藍儂終於在1976年拿到了綠卡，取得美國的永久居留權。遺憾的是，卻也在四年之後，他在同一塊土地上意外結束了生命。我們除了與遺孀小野洋子在電影中一起懷念他，《美》最渴望傳遞的訊息是人類不要步上過往的後塵，讓歷史成為嘲諷自身的笑柄。眼看布希政權毫無在伊拉克撤軍的打算，約翰藍儂若天堂有知，恐怕也只能惆悵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