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脈絡下的巴塞隆納電影運動 (The Barcelona School)
Rosalind Galt在2006年冬季號的SENESES OF CINEMA 期刊中中發表了一篇文章：Mapping Catalonia in 1967: The Barcelona School in Global Context。文中論述了1960年代在巴塞隆納曇花一現的前衛實驗電影流派 ( The Barcelona School後文簡稱「巴派」) ，此運動和當時盛行於西方世界的左派民主思潮之間的相互借鏡，以及在西班牙威權統治脈絡下巴派電影所代表的反抗意義。作者摒棄一般電影史論述慣用的時間座標，而採用空間/地理座標與巴派電影人的幾部代表性電影之間的互動來重新定位巴派。
當時以馬德里為中心的新西班牙電影(New Spanish Cinema)，以新寫實主義(neorealism)試圖重現西班牙的政治社會現實，在妥協於嚴厲的檢查制度的情況之下，提供一種政治再現的可能性 (possiblist approach to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然而，巴派卻宣稱，體制之外的前衛實驗電影也能夠有效地介入社會，進而造成改變。當新西班牙電影隨著1960年代佛朗哥的「歐洲化」政策而逐漸壯大之際，歐洲電影正處於和政治社會風氣之間二者密不可分的親密關係時期，一如之後風起雲湧的1968和法國新浪潮電影，巴派電影卻恰好再現了一種在佛朗哥政權之下「反抗的不可能性」。
巴派電影的幾項特色都和歐洲新浪潮密切相關，如自然光、非專業演員、缺乏完整劇本等等。法國距離巴塞隆納只有幾百公里之遙，對於當時封閉的西班牙而言，法國無疑是一個自由的象徵。在巴派電影中顯而易見的新浪潮指涉，再再顯示了巴派電影人和歐洲現代人文思潮的接軌，前者並且巧妙地借用了後者來當作反抗馬德里政治中心的利器。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或西班牙新寫實主義的興起，乃是為了對抗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宣傳電影(propaganda)，強調的是現場目擊和見證(witnessing)的真實性(reality)。然而，巴派卻發現：「再現真實」是不可能的，甚至於連說故事都不可能。Jacinto Esteva 的《Alrededor de las Salinas》(鹽工的周圍)是一部介於敘事電影和紀錄片之間的實驗作品，片中不斷以旁白干擾觀眾的思考；畫面上明明是紀錄片的影像風格，但是旁白卻一直提醒你那些拍片過程中虛構的部份。這樣的「發言矛盾」(enunciative ambivalence)其實一直都是並存於政治暴力之下的回音。
1960年代正值加泰隆尼亞歷經現代化的時期，消費主義當然也滲透進入藝術領域。Carlos Durán 的《Cada vez que…estoy enamorado creo que es para siempre》(每一次當…我就墜入愛河並且我相信會天長地久) 正是一部擁有強烈「流行雜誌風格」的實驗電影。時裝模特兒在現代感強烈的高第奎爾公園(Park Güell) 走秀，一旁還有搖滾樂團正在演唱美國歌曲。一般認為，巴派電影過於追求形式，缺乏深度，但是在看似戀物的表面下，嘲諷式的反省卻從來不曾少過。
在政治氣氛嚴峻的當時，類型電影或B級電影也是電影人於「不可能」中試圖尋求、創造「可能性」的一個出口。巴派電影人和英國、義大利、或德國所共同製作的許多恐怖電影，部部仍然指涉、控訴他們永遠的敵人，法西斯政權。Pere Portabella的《Cuadecuc, vampir》以巴派的電影美學重新詮釋了1970年恐怖電影經典《Count Dracula》( 德古拉公爵；由Jesús Franco 導演 )。這部作品以「幕後花絮」的形式並置了影片和演員於鏡頭外的表現；Christopher Lee (飾演德古拉的演員) 在鏡頭內外的矛盾行徑、殘酷與歡笑並存的弔詭，正暗示著無所不在的佛朗哥將軍、以及粉飾一切的強大政治暴力。
出身於安達魯西亞(Andalusia)的布紐爾(Buuel)的殘影，依然盤旋在巴賽隆那的電影之中，代表了一種對於戰前時代藝術自由的緬懷。《Dante no es únicamente severo 》(但丁不只是嚴肅的；由Jacinto Esteva和Joachín Jordà執導) 就完完整整的重現了布紐爾《安達魯之犬》中著名的「以刀片割破眼球」那一幕。除了致敬之意，他們也將這部電影史中基進電影的代表，重新放置於當代論述中加以重新詮釋，以控訴當時華美外表之下令人不忍卒睹的暴力現實。
加泰隆尼亞作為西班牙最為富庶的一省，一方面是歐洲大陸進出伊比利半島的港口，一方面也和馬德里卡斯提爾(Castille)此政治文化中心維持著一種微妙的拉鋸關係。長久以來，加泰隆尼亞人擁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他們認同於當地文化更甚於西班牙國族身分；如此特殊的地理政治關係，造就了巴派的獨特歷史地位。在佛朗哥政權之下，在地文化被強權所壓抑；因此，巴派在尋求文化認同之前，首先必得觀照自身的存在問題： 在「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同時、也造成了「內部放逐」(internal exile)。這樣的雙重身份、雙重認同，在全球化趨勢之下變得愈來愈普遍，巴塞隆納派的全球定位因而也更加值得電影研究者加以探討。
（本篇文章可於SENSES OF CINEMA 網站閱讀全文：http://www.sensesofcinema.com/contents/06/41/barcelona-schoo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