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淡了之後，也就更為清晰」
第一次看《八月》，只是覺得清爽、窩心，真心希望這個夏天永遠不要結束。因為工作的關係看了第二次，是後製細節還沒抵定的試看片，邊看邊把每一個戲劇轉折細細記下。這種散體的詩意作品，散體的戲劇結構並不明顯，但萬縷千絲的戲劇線發散出去，都有所著落，交織在一起，讓人愈發神往。第三次，金馬影展看大銀幕，細節、調度、表演，一目瞭然。每看一次，好感就更增深一分。更有甚者，看完之後，閉上眼睛，任思想和記憶重新活躍，竟是愈回味、愈有味，從原本的「喜歡」到「神往」，後來竟是「由衷喜愛」了！ 2016年11月22日晚間，《八月》的導演張大磊接受筆者訪問，聽他娓娓說起成長經驗、藝術養成、與非職業演員合作的交心模式，再看著他一路得獎，真的就像看到好朋友的才華和努力獲得肯定一樣，深深為他高興。這位青年創作者，也絕對是華語影壇日後務必密切留意的優秀作者。
曇花的養份由何而來
《八月》，原名《曇花》。張大磊說，劇本熬了四年終於完成，但籌措資金卻處處碰壁，幾年間心上像悶了個鍋蓋，情感宣洩不出來，就幾乎沒辦法往下一步走。幾經波折，劇本多次修改，也發生過不計其數「革命性」的變化，好多次是改到一半推翻了又重新來。還經歷過特別膠著、揪心的階段，逼得他很想趕快把這部電影拍掉，就算要改寫成別的故事，只要那裡面能保有一點點自己的影子就可以了。
幸好，這樣的妥協並未發生。
《曇花》拖了五、六年，最終改名《八月》，在2015年開拍。花了一個月拍好，加上兩次補拍，整個攝製到後續修改的過程，也是他和自己對話的過程。初剪裡，點題的「曇花」先後出現四次，象徵主人公曉雷的成長階段，敘事結構鮮明。但定剪時，大磊導演心血來潮，把四次曇花刪去，只留兩次，打散了原本分幕清楚的節奏，卻使整部片子更顯流動而輕盈。也許因為醞釀了太久，使得原本可能濃郁而強烈的個人指涉淡了，「看淡了之後，也就更為清晰」，張大磊說。
縱觀全片，此間不少影評人直指影像上有強烈侯孝賢、楊德昌，甚至賈樟柯、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等大師的影子。言下之意似乎對《八月》的原創性不予茍同。《八月》乍看雖彷彿有著鮮明「台灣新電影」模仿痕跡，然而，在新浪潮作品裡，新銳創作者急於表達自己、創造新時代的銳氣，在《八月》卻幾乎完全不見。張大磊和掌鏡的呂松野勾勒的詩意影像，更多時候是將他們長年吸收的養份，消化之後自然反饋，並非生招硬套。而連接影像元素、整合敘事線索的核心，應是整個團隊在氣質上、情感上的協調，透過天賦的藝術直覺，以及源自文學、源自經典電影、源自更深層生活思想的創作意識，化於無形，寄託在散體行文，徐徐織成時代的全貌。
大磊導演才坐定，寒喧兩句，筆者迫不及待就問了第一個問題——《八月》也好，「曇花」也好，請問大磊導演，創作養份自何而來？
「養份啊......」大磊導演開始思索。
整個《八月》的旅程起源很簡單。少年張大磊年輕氣盛，高中玩搖滾樂隊，後來輟學，想要突破自身陷入的困境，想要出走。「其實沒別的目的，就想離開家，就選擇了去俄羅斯」他說：「但我沒想到的是，其實出關的時候都還好，都很興奮，覺得終於自由了。但到了俄羅斯的時候，是夜裡，當時已經是冬天，十一月份，已經下雪了，有校車接我們到學校。就在快到學校的路上，經過了一個小鎮，車窗外，那個鎮裡全是矮矮的木房子，堆積著特別厚的雪，關鍵是——從每一扇窗戶你都能看到屋子裡頭滲出來的黃顏色的光」。
在那一刻，張大磊心裡就是一個感覺，「哇！我離開家了！」
「所謂的『家』，或者說『故鄉』，那個情感，直到那時才真正能體會到。之後很本能地，經常會想到很多過去的事情。那是你自己身處在家庭生活當中的時候，不會去注意、會淡忘掉的。而那些場景、那些情感和溫情，我在離開家之後，自己一個人在俄羅斯求學的時候，深深體會到了」。
因為失去，因為遠離，所以珍惜。說起來是老生常談，但正因此，那個平凡的力量，成為一種普世價值。美國經典名劇《小城故事》（Our Town）裡，逝去的靈魂重返人間，體會生命中最平凡的一天，卻被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撼動到無法自已，臨別紅塵之際，靈魂問道：「有人能在活著的時候體會到生命的珍貴嗎？每一分、每一秒？」
答曰：「沒有。或許只有聖人和詩人能體會吧。他們偶爾會的」。
美國名劇和《八月》八竿子打不著關係。但這層「或許只有聖人和詩人能體會」的簡單、平凡之珍貴，我們竟然在《八月》裡找到了。
在俄羅斯，張大磊說自己本來想學音樂，他喜歡搖滾，喜歡古典，但陰錯陽差選擇了電影。但俄羅斯電影、乃至它的電影傳統、歷史源流等等，對他的影響其實不大，他受惠最多的是人在異鄉，擁有相對而言開放而自由的視野和學習空間。於是啟蒙階段，像一塊吸水海綿一樣拼命吸收來自四面八方的養份，影評人提出的侯孝賢也好，楊德昌也好，他自己承認的賈樟柯、塔可夫斯基......他說，「這些都跟個人的經歷還有很原始的情感有關係」。張大磊強調，這些創作者和作品，對他而言，「跟自己當時的感觸和感受不謀而合，真的是很自覺地產生了很多情愫，這還真的都是俄羅斯帶給我的。因為自己身處在一個那樣的環境，還有我當時的經歷。那樣的空間，那樣的學習氛圍，自然而然地去吸收，然後消化」。
大磊導演和片中的「曉雷」一樣，出身電影製片廠。在1990年代初期，親身經歷大集體時代的結束。電影廠，就是生活和記憶的一部份；成長歲月裡，正好遇上中國大陸一波新潮的「城市電影」出現，這些影片——或文藝、或歡快，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大城市、大都會的急速發展，在人際關係、在家庭、在男女情愛、在生活，在各方面，悄悄展現著幽默，靜靜揮灑著情緒。
張大磊說，他對這些「城市電影」印象很深。片中特別安排的《爺倆開歌廳》、《遭遇激情》幾個片段，就是那些「城市電影」的代表之一。但他坦白：「小時候真的看不懂。但沒事幹我們就要去看電影，把電影的台詞從頭背到尾。但片子究竟講了什麼，真不懂。唯一留下印象的就是主演的像陳佩斯老師他們這些前輩的面孔。到現在我們甚至都覺得他們不是演員，他們是我們的鄰居一樣的。感覺很親切。」而《八月》的觀眾，看著《八月》的劇中人在看電影，看到劇中人跟這些電影的互動，這多重的觀賞和多重的情感交流，扣合在《八月》片中父親望著銀幕，感動落淚的鏡頭，兒時的「不懂」已被歲月淘洗成為不懂也無妨的暢快，成為一個抒發的過程，白光一現，銀幕亮起，關於電影的種種，自然開始滾動，流淌。
一個八月的下午
在俄羅斯五、六個年頭，張大磊回國隨即投入工作，當助導、執行拍攝，北漂闖蕩，沒有太多時間留在家裡。一直到2008年，回到家鄉呼和浩特，在八月的某一天，來到姥姥家跟親友團聚；午飯後，他坐在院子裡的躺椅，抬頭仰望兒時常常看著的天空。張大磊說：「我又能感覺到時間在走了。」
九〇年代的孩子不像現在被科技、娛樂信息淹沒，被無數課程累癱，有著大把空閒等著揮霍，「當時是覺得很無聊的，現在想起來其實也挺孤獨的，有一種孤獨感。」
整個訪談中，大磊導演說了不下十次的「孤獨感」。卻因著這份孤獨感，還有他的敏銳，讓我們在《八月》裡感受到那麼多創作者灌注在曉雷這個角色身上的情感和觀察，以及曉雷這個藝術形象主動去聽、去看、去體會物換星移的感受。
「尤其是當那個八月份那個中午，坐在那個院子的躺椅上的時候」，張大磊回憶：
「那個『孤獨感』特別強。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成年人，離那段無憂無慮的時間很遠了。但在那個瞬間，當年的感覺又回來了，我居然能看到從中午到晚上的時間變化，在那一剎那，我特別感動。再回頭，又同時看到了家庭成員年幼的長大，年長的變老，一代一代，一輩一輩，薪火相傳的家庭情感和家庭氛圍......心裡頭有好多事情想講。好多——想起來很遙遠的事情，細去想呢，又抓不住。那種感覺特別像夢，特別打動我！當時我就覺得，必須要做一個這樣的電影。把我之前的生命，大概至少是前二十年吧，梳理一下。講一講」。
《八月》不單只是「講一講」。張大磊從創作的最初，就仔細拿捏寫實與寫意間的微妙分寸。《八月》選擇黑白攝影，看似為營造懷舊氣質，但它更是為了一種「像夢一樣」，似實似虛的情懷。張大磊說，要追求懷舊，透過彩色攝影中景物的色彩堆疊，反而更能達到目的。但他選擇讓灰階的層次沖散色彩帶來的強烈效果。於是乎，《八月》並不再是一城、一地、一時、一刻的故事，它可能擁有——至少導演是這麼希望的——更大的感染力量，能和更多觀眾的童年記憶產生連結。透過呂松野的黑白攝影，我們看到了張大磊抒寫出對往日滿滿的孺慕之情。在前作《塔洛》裡，呂松野的攝影奔放，甚至豪邁而強烈。到了《八月》，張呂這兩位自求學期間就長期合作的創作者，採取了節制、內斂的細膩筆觸，用黑白攝影拍出了葡萄的色澤以及曇花的氣息。
在有限資金下，整個團隊通力以情感搭起了《八月》，張大磊深感自豪。而若要說《八月》是不是有什麼強烈的理想執著與追求，張大磊覺得，從2008年到2015年，經歷了差不多七年的時間，他一直只是在做這件事情，「這不光是我的故事，而是整個團隊對於過往生活的感情。」七年的消耗，七年的等待，七年的打磨和結晶，看淡之後，一切都乾淨，也都簡單了。
侯孝賢的影響、沈從文的啟發
侯孝賢導演曾經提過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對他拍電影的影響。還有沈從文以一種冷靜的態度、一個相對抽離的距離，像第三者一樣觀察自己成長歷程的書寫方式。大磊導演說，看到侯導在訪談上的點撥，使他更加確立自己的藝術直覺是正確的方向，也讓他起意重新揀起《從文自傳》，尋找靈感。
在創作《八月》劇本之初，他憑著直覺，以及從過往養份所得的藝術修養，步步前行。「這樣的散體表達方式，這樣的一種文體，真的是從我的直覺來的，」張大磊說。「在看了侯導的紀錄片之前，我還沒細讀過《從文自傳》。我之前看過沈從文先生的其他作品，但這時我才明白，或許可以從中得到更多啟發。《八月》的劇本並不是一邊從沈先生的作品裡吸取營養一邊創作，只不過憑著直覺把劇本做出來之後，居然在《從文自傳》裡得到了一個肯定。讓我更加確定跟作品裡的自己稍微拉開一點距離的觀察，是一個好的決定」。
片子裡運用這手法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場電影廠的運動會了。大磊導演說，那並不是他童年往事的如實再現，而是一次揉合不同回憶，以及不同層次視角的「藝術創造」。他解釋，「這些場景是有（藝術）價值的生活經驗，從一個作者的角度來看，它們是可以打動我，也是我覺得可能可以打動觀眾的場景。把它們安排在一起——運動會它是一個集體的、真的可以讓我們回到過去『大集體時代』，看著大家在一起同時做一件事情，尤其是拔河項目，那必須是大家在一起的。這在我印象中太深了。
「至於曉雷，我當時希望他也是我的觀察對象。作為創作者，我特別想觀察我自己，然後讓觀眾透過這個視角去觀察作品裡的我。現在回想到當時那種有大把時間可供揮霍的童年，可能是很孤獨的，但當時不懂孤獨，這個孤獨感可能是現在回想起來才有的。也可能是一種對比吧，過去有集體，有家庭，現在是另一種面貌，所以我特別希望把這種感覺拍進去。」
除此之外，還有片中似夢非夢的殺羊，也是張大磊分不清是夢境或是回憶的印象「這到底是夢還是真，實在分不清。所以我有點任性地想，一定要讓它真實發生一次，放到片子裡，讓片中的我看看那到底是什麼樣子，也希望藉由這個機會來觀察我自己在看殺羊會是什麼樣子。
「而且這個解不開的夢，非常像整部《八月》給我的感覺。那究竟是真實發生過的、我的童年？還是它是別的東西？現在我把它變成一個藝術作品，是真的是假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思索一下，我現在把它拍了出來。就在那裡」。
一種相互信任的質樸表演
《八月》片中的所有角色，全都是由非職業演員擔綱。他們幾乎是在電影裡，把那個年代生活中的躁動與安詳，誠樸地在鏡頭前重新活過一遍。被問及是怎麼跟演員溝通？大磊導演說，他在創作之初，就打定主意和非職業演員合作。
他在過往工作中，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這些所謂的「素人演員」，透過這些深而廣的接觸，他很明白這些不以表演為職業、簡單而平凡的素人，其實心裡是有很多故事的。大磊導演說，一旦建立了信任，他們的能力與投入，絕對是超乎想像。「開始拍攝之後，我和演員之間很少是真正『導演』在『指導演員』，更多時候我們是在交流、在聊天，劇組裡大家都經歷過故事裡想講述的那個時代，而我們每個人在當時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記憶，我們整個團隊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拿出來大家分享」。
那導演呢？原來，他坐在攝影機旁，觀察、判斷、調整。好幾場戲並沒有具體的對白，導演給演員一個梗幹，一個情境，讓他們即興發揮，臨場捕捉生活中的靈光。演員提供自己珍貴的回憶與生活經驗，揉合進那個情境，如果演員的走向和劇中人物有偏差，「我們就再停下來，我和他們再介紹一次劇中人物，請他們再一次把自己的生活經驗放到人物裡面。」張大磊說，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這樣，而且因為彼此有很強的信任基礎，外人以為要找素人演戲可能很難，但很多時候真的不是太大的問題。而且，「大家都很享受的」，張大磊笑道：「演員們也告訴我，在拍戲的那一個月的時間，大家好像真的又回到了過去那個時間，我們整個是很享受、很投入的」。
片中三個主要角色——爸爸、媽媽、曉雷，質樸清秀的表現，讓觀者留下極深的印象。全片一開始，小客廳裡一家三口端坐電視機前，邊吃飯邊配電視劇「棗花」，爸爸嘆了一句劇中人棗花真命苦，媽媽冷冷下了批語「長相決定命運」。
演員郭燕雲表示，那場戲導演只是給了一個方向，下的指令就是讓他們吃飯，然後家常閒聊。但就她一句「長相決定命運」，郭老師的角色頓時立體了起來。
郭燕雲私底下活潑、開朗，她跟劇中人的職業一樣，是個英文老師。認識張大磊是很偶然的機緣，當時大磊導演為了謀生，接拍結婚喜慶的攝影企劃，而且不是普通的婚攝，是真的有劇本、很認真的那種迷你電影。張大磊說，那是他為了保持自己作者的身份和作者的暖度，不在大型商業劇組裡迷失創作者獨立性，而選擇的人生道路。除了餬口，也可以藉此機會讓自己沉浸在創作的氛圍裡，不至於為生活奔波而離拍電影的夢想愈來愈遙遠。
郭燕雲和她先生的婚禮影片，就是由她口中的「大磊哥」拍攝的。
回想起這一段，大磊導演笑得開心。當時的影片寫的是一個農村題材，郭燕雲和她先生在故事裡扮演兩個下鄉的知青，故事就是講他們兩人鄉下認識了之後…...「我突然覺得她好會演戲！」張大磊說，郭媽媽（他們現在都這麼稱呼她）本人不是片中那樣嚴肅、刻板，「她當過老師，目前也當了媽媽，而且她也經歷過那個時代，她的童年生長在一個家教特別嚴格的環境裡......她真正本色演出的時候，大概只有夫妻鬥嘴吵架那場戲吧，其他時候那都是她的表演。」
《八月》的細膩，如有一絲一毫「演」的痕跡，都會讓整部片子成為青年導演做作的自溺呈現。然而因為導演與素人演員彼此的信任感，過去的生活況味，油然生成在銀幕上。比如夜來母親招呼孩子洗腳睡覺的戲，郭燕雲說，如果是憑自己的直覺來演，肯定是咋呼著要把已經睡在沙發上的孩子喚起身來洗。但張大磊帶著她回到1990年代初期對母親、對生活的記憶，那個含蓄而收斂，內在能量卻特別飽和的形象，就讓郭燕雲給活生生塑造了出來，看她忙完一切家裡頭的瑣事，還要在燈下批改作業簿，那身影，呼應著最開場「長相決定命運」的主婦式碎嘴，或者責備丈夫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以及管教孩子那近乎詼諧的冷面，實在讓人不得不配服大磊導演口中所說，素人演員「心中是有很多故事」而在取得他們的信任之後「產生出來的東西是很驚人的」！
飾演父親的張晨——張大磊說，他都稱張晨是「晨（兒）哥」。對張大磊而言，他就是他童年的「三哥」。張大磊在叛逆的十五六歲、十六七歲，忙著玩樂隊；那時候張晨已經在做樂隊了，「等於是他帶著我們做的」。張大磊強調，一直到現在他們仍然保持聯繫，對他而言，張晨真的像長兄、像長輩。張晨也經歷過1990初期，尤其是劇本裡那個父親，張大磊說，劇本裡那個父親心裡是怎麼想的，晨哥看完劇本之後馬上就能明白。「他本人也像我們劇本裡的父親一樣，是個情感特別細膩的人。在電影裡，父親這個角色帶著孩子進放映廳看電影，孩子悶得睡著了，父親是看得津津有味，還會感動得哭的！晨哥本人也是這樣，他很敏感，是情感很細膩的人。他現在也當爸爸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他肯定是一個好父親。真的很幸運，我們能找到對的演員放在那個位置。」
至於整部《八月》的靈魂人物，曉雷，他是張大磊導演最貼近自己人生的藝術形象書寫了。小演員的名字叫孔維一，小名「樂樂」。遠從內蒙兼程趕到金馬影展現場，主持人訪問他時，樂樂童言童語，開口就說「我想得金馬獎」，引起哄堂大笑。然而典禮當晚，這位之前完全不知金馬為何物，純潔一如白紙的素人，一舉擒馬。拿下最佳新演員獎時，表現落落大方，讓人望之欣喜。
據張大磊說，樂樂是他們見過幾百個孩子之後，才終於發現的驚喜。在他之前，大磊導演到學校、到少年宮，以及很多才藝課堂裡徵選，卻失望大過期待，「現在的孩子很聰明，視野很廣，很寬，但是覺得少了一些當初我們那時候的簡單和童稚」。也就是劇本裡的曉雷，他所必須擁有那種「感受到時間流動」的感受能力，在這些才藝精湛的孩子們身上，幾乎是看不到的。「他們太忙了！」大磊導演說，「家長給他們安排的很滿。他們很忙很忙。其實整個選角過程挺失望的，我幾乎都要湊和了！」
還好，朋友在微信上看到他童年的照片，說有個孩子和他挺像，或許值得一見。大磊導演就真的去了。去的時候，樂樂正在體育館裡練習羽毛球，張大磊沒和樂樂說上話，他帶著一個攝影機偷偷觀察他。「他在運動的時候是一個特別活潑矯健的孩子」張大磊分析，「但休息時，他沒有像其他的小孩們一樣在那兒玩什麼的。樂樂就自己一個人在旁邊，在觀察，在看，有時候他又什麼也沒幹，就在歇著。他那個狀態就是我想像中的樣子。」大壘導演找到孔維一的父親，非常驚奇地發現這男孩對演戲、當演員、當明星，絲毫不敢興趣，他反倒有些靦腆，有些抵觸，「這真的又很像曉雷的性格。」張大磊說。為了說服孔維一出演，大壘導演花了很長的時間，「把自己在身高和智力上都當個小孩地來談」，才終於把這事談成了。
在拍攝現場，孔維一的靦腆反而成為他最純潔的優點，可以很自然地活出曉雷在劇本當下的狀態。不過，孩子有時還是難免鬧脾氣。樂樂個性比較靜，對於拍耍雙截棍的那場戲，怎麼樣都不肯就範，他就是無法了解，這兩根破棍子，還有那個什麼李小龍的，究竟哪裡迷人。磨了一整天，後來甚至急得哭了，才拍成那顆鏡頭。大磊導演回憶，當時帶著樂樂一起，有時耗一個晚上跟他一塊兒打遊戲機，很早期的任天堂那種，其實樂樂也大開眼界，好像發現新天地一樣，原來這些老掉牙的破玩意兒，居然有那麼大的魅力！
片子裡有兩場「樂樂」孔維一的主戲，不但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對於大磊導演來講，也是愉快的回憶。一場是前文中的運動會，大家推車子的戲，導演只是簡單地點了一下，孔維一似乎完全明白那份在熱鬧之餘，突然抽身出來旁觀「集體」、旁觀「別人」的孤寂詩意，簡簡單單就把那份美感抓住了。透過鏡頭、透過演員的眼睛呈現出來的內心世界，也的確就是大磊導演所謂「感受到時間流動」的那份敏銳。
還有一場，就是《八月》全片最經典的澆花戲。戲演到鄰居長者說起「郭老師又來侍奉曇花了」，德布西音樂輕輕響起，郭媽媽手捧白鐵杯，含著一口水，噗嗤一聲一股腦全噴在葉子上。曉雷在一旁看的都呆了，忍不住笑了出來。張大磊說，那是他真笑了！攝影機本來拍到那裡就要喊停，但覺得這笑還真棒，就留下來了，那是是曉雷的本能反應。而那個笑，和滿盆的肥美曇花葉，連帶曉雷從躺椅仰望著滿架結實纍纍的葡萄，這一連串鏡頭，成為整個《八月》世界，在前半部故事裡，最為重要的詩意存在。
經典與傳承
2016年11月26日，《八月》在第53屆金馬獎獲得「最佳劇情片」大獎，爆冷，但也感人。《八月》的自傳性質濃厚，張大磊憑著藝術直覺，一方面刷淡了強烈的個人指涉，一方面強化了與前人、父輩的感動傳承，既讓留白成為觀眾看清世界的助具，更讓流動的創作血脈繼續綿延。
領獎時，舞台上呈現一幅「三代同堂」的景象。張大磊立於左側，「曉雷」孔維一立於中間，聯合製片人、也是導演父親的資深剪輯師張建華（曾以《悲情布魯克》一片榮獲金雞獎最佳剪輯）立於右側。三位在年紀、輩份上，呈現了「父、子、孫」三代的傳承，在電影意義上，又分別是「出資者」、「創作者」、「作品（藝術形象）」的三位一體。原來，正因這部作品「小」而「獨立」，更顯得藝術的力量可以無遠弗屆，在這個贏得榮耀的瞬間，已經消逝的時間與已經拆卸打碎的空間，透過金馬獎的肯定，得以再次交集。
電影裡，曉雷和剪接師父親拉起膠卷對光探視，父親說畫面裡的那位創作大師是「老雲叔叔」，膠卷上，出現的是對內蒙影業貢獻良多的前輩導演塞夫。塞夫與愛妻麥麗絲都是導演，夫妻搭檔，他們不僅是非常優秀的民族導演，塞夫導演逝世後，麥麗絲也成為《八月》的重要推手之一。在《八月》的最後，我們看到曉雷的成長，看到母親仍堅毅地維繫家庭運轉，看到父親在外地草原上努力地堅守工作崗位，片尾的一行字，把電影獻給我們的父輩，是影片定剪之後的最後加工，這行字，也圓滿了一個青年創作者從生活、從經典、從開放的自由、從海角天涯的廣闊世界，吸收到的所有養份，蒸餾結晶，淘洗沉澱之後，所留下來的樸而拙、誠而純的生命獻禮。
張大磊導演在金馬之後，隨即將展開新戲的籌拍，手上有兩個醞釀多時的題材，其中一個可能計劃在2017年的冬天開拍。大磊導演說，那會是一個冬天的戲，而且它會和俄羅斯有些關係，我們看到的場景同樣不會是非常現代的，它可能也會帶著觀眾來到一個分不清國家、分不清年代的小鎮，小鎮上聚集著他所喜歡的這群簡單、充滿了理想的誠樸人物，當然，鎮上的窗戶都要在雪地裡透出黃光，非常溫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