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多重人格分裂症
由於先前《十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的提名，中國政府將禁播於4月舉行的香港電影金像獎。甚至「他」還很可能「三連發」，即連續禁播奧斯卡頒獎典禮（已實施）、香港電影金像獎（已確認）和台灣金馬獎（已揚言）。「已實施」的禁播，針對兩部紀錄片：一部講環保、一部講抗暴 ；而「已揚言」的目的應該是警告，較類似在南中國海造出幾座島嶼，搞搞軍事演習。
《十年》究竟是部什麼片呢？當香港以外的電影界人士聽說時，都瞪大眼睛：投資50萬，票房660萬？影片並沒在全港的戲院鋪開上映，且於一票難求的局面中落了畫！是的，即便從商業角度講，《十年》也是一朵不折不扣的奇葩。這齣由五部短片組成的電影，主題是對十年後香港的想像，由一家基督教雜誌發起製作。直到去年十月，團隊內部依舊在討論：究竟將影片upload到YouTube上好呢？還是由導演自己包場請人來觀看更好？與另一部即將上映的、由三位青年導演合拍的《樹大招風》很不同，《十年》從構思到創作訴求，真的僅是一個短片合集而已。甚至與很多獨立電影一樣，《十年》以idea的大膽、創作的自由、風格的多樣化而見長，同時又存在整體感較弱、形式風格略強於敘事、人物形象偏單薄等明顯短處。
從現象上梳理，這是中國又一次強行將本來很自在的對象拉入政治語境內，把本不相干的「他者」列為國家的敵人。被禁者與他們的前輩一樣，由最初的恐懼、不解、驚訝，隨一輪輪壓力的來臨，而轉為：倍感無奈、莫名興奮，甚至急於想知道下一步「審判」是什麼樣的等等心情……。只是這樣一部電影，中國為什麼要用黨報發社論去批評呢？還刪除其於中國境內的信息呢？甚至要禁播將之提名的電影獎呢？
中國獨立電影的研究者和傳播人張獻民曾說過這樣的話：假設誰能把中國政府（文化部門），如何出台一項決定或政策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及其內在規律研究清楚，著述成文，那這個人可以博士畢業了。
限於中國政府對事實和資料的絕對掌控，及其數十年來變化莫測的多重人格，今日今時，當然不會有人具備充分條件去完成這篇博士論文。而本文，也只能從最近的禁播談開去，大致嘗試摸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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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黃飛鵬《冬蟬》（《十年》提供，劇照攝影 / And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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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治、禁播史
1976年，大陸引進了於十幾年前出品的美國電影《音樂之聲》（Sound of Music，台灣譯為《真善美》），並做了普通話配音。可是，1976年有一部於電影史上比《音樂之聲》更重要得多的美國電影，其名叫：《總統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台灣譯為《大陰謀》），片名中的「總統」是曾秘密訪華的尼克森。當然，中國是斷然不會引進這一部的。《音樂之聲》是1949年後於中國上映的第一部美國電影，但其實直至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的。如同乒乓球一樣，藝術（電影）或體育，歷來只是手段而已。
作為一部風靡中國的美國電影，《音樂之聲》被電視台反復播放數十年至今，當然是我成長中重要的記憶之一。這部電影於電視台的播放曲線（單位時間內的播放次數），與中美的外交曲線是完全一致的。79年鄧小平訪美前後，是其播放的第一次高峰（影院加電視臺）；89年六四開槍後，停播數年；1993年柯林頓出任美國總統後，重播頻率較為平均……。1991年，中國政府發佈了《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那時，我正上中學。有位同學的家長在電視臺工作，他密報給全班一個消息：我國要與美國斷交了，因知很多人喜歡《音樂之聲》，所以今晚電視臺會臨時加播一次，但很可能是最後一次了——因此，我又多看了一遍這部電影……。
原來，除了禁播，還有臨時加播，除了《十年》這個「國家的敵人」，其實還有《音樂之聲》這個「中國人民的朋友」的，是不是？這一切的邏輯，究竟以何為準則呢？也許用政治主導，可解釋一二，但又非全然和必然。偶然和個人因素也很關鍵的，特別之於一個多重人格的集體，有太多意外和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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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伍嘉良《本地蛋》（《十年》提供，劇照攝影 / And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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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解離的文藝創作
政治主導的歷史，要追溯到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將之稱為「毛氏黨文化觀」，認為這個《講話》包括了「從創作主體、文藝功能，到創作題材和創作形式等文藝學的所有領域，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黨文化體系。」最核心觀點是：文藝家的創作必須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不存在「創作自由」。《講話》發表七十年後，作家出版社組織了100位文藝工作者，各自手抄《講話》中的一段後結集出版，做為70週年紀念。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抄的是哪一段呢？如下：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正確的立場。……」
這些有資格手抄的人裡面，還包括另幾位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比如：賈平凹、王蒙、馮驥才等。但是，這些事及背後的邏輯，卻不是最荒謬的，最荒謬的是：佈置抄寫功課者的自相矛盾、反復無常。這是一種精神疾病，維基百科詞條解釋如下：
「解離性人格疾患，又名多重人格，是心理疾病的一種，常與精神分裂搞混，較早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版本將其命名為多重人格障礙（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MPD），後來改名為解離性身份障礙（Disassociate Identity Disorder, DID），多重人格即具有超過一個人格存在（若只有兩個則稱為「雙重人格」），就猶如「在一個身體裡住著好幾個靈魂。」
中共內部的改良派長期寄希望於一個根本沒存在過的幻想：「開左燈，向右轉」，意思為嘴上堅持毛的思想不變，行動上做改革。——假設這是一個「開車動作」，司機首先需分裂為兩重人格：一重向別人顯示我的車要左拐，另一重卻將方向盤扭往右邊。而這個「右」，又被表述為：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道路——括號內的，是分裂出的人格中的又一重。假設再細看：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只限於經濟改革，與政治體制無關——但中國的政治體制，卻叫「人民＋民主＋專政」的。從黨話語表述，這個「人民」又可代換為「無產階級」，可是，分明在瑞士的銀行內存有這個國家實施專政者的大量資產……
無論是建國初的批判《武訓傳》，還是後來的「用小說反黨」案，這類持續發動的政治運動，全都一樣混亂不堪。一部名叫《劉志丹》、描寫中共紅軍的小說，先在黨報上連載，因某位與內容有涉的領導的一封信，令管控思想的幹部於沒讀過小說的情況下，認定那是一部反黨小說，並寫紙條給毛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是一大發明。」毛很高興，因又可藉此肅清黨內派系，便把包括習近平父親在內的習仲勛等在小說中的幾位主要人物，於現實中打成反革命集團。文革開始後，小說案再度進展，受迫害的總人數過萬——已很混亂了吧？但還沒完：於1979年的平反冤假錯案的風潮中，這個用小說反黨的集團也得到了平反，甚至因此正式出版了這本小說。但不到6年，又有老幹部提出不同意見，該本小說再次被禁。而具體處理禁止該小說的人，正是反黨集團中的習仲勛……。
差不多30年後，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去CCTV等媒體「調研」後，明確指示：「媒體姓黨」。這與莫言所抄過的「立場問題」，是同一個意思。於2014年，習近平也召開過一次文藝座談會，之後一年出版了《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參與者也有莫言、賈平凹、王蒙、馮驥才等作家，電影人包括陳凱歌、馮小剛、顧長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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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郭臻《浮瓜》（《十年》提供，劇照攝影 / And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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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機器新面貌
佈置抄寫功課的是精神病患者，埋頭做功課的當然就更是了。即將頒布的新版《廣播、電影、電視及出版管理辦法》（具體名字不詳），除了規定不能私自送影片出國參展以外，還將取消拍攝許可證，也就是說：拍攝後、放映前的審查依舊，但拍攝前將不再審查。這樣一件「好事」的後果是：花了大量資源拍攝完的電影，很可能被禁播，製片公司的損失將更大。也就是說：這個新規定要求「做功課」的人進行更為嚴格的自我審查。
如此，就不難明白一種反復出現的處境了。2009年時，因選了一部關於熱比婭的紀錄片，中國政府要求參與那屆墨爾本電影節的所有華語片（不僅是中國片）「自願」撤片。最終，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約7部片「自願」退出。更好玩的是，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在報導中，都出現了一部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名字：《上訪》，那位被讚揚的「愛國」獨立導演趙亮，曾因這部片被國保談過話，影片也只在地下影展放映過。這是一種什麼處境呢？也許可稱之為：集體多重人格分裂的處境。
中共的「文藝整風」，從延安，到胡風案，到批判《武訓傳》，到「以小說反黨」案，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將頒布新的《廣播、電影、電視及出版管理辦法》，整風從未停止過，並會一直變換名稱延續下去。而集體的人格病症，從一開始便病入膏肓，最無救（也無需救）的是：患者常年享受其中，「做功課的」不斷維護「佈置功課者」的權力，兩者間也不斷進行人員流動，即身份的轉換，不斷幻化新面貌，在各種媒體間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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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歐文傑《方言》（《十年》提供，劇照攝影 / And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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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步刊登於
《今藝術》雜誌2016年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