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攝影機的城市漫遊者
攝影師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已經63歲了（1952年生於澳洲雪梨），卻還像個小孩子。他普通話流利，幾乎沒有白種人腔調，穿著皺皺的長衫，一頭凌亂的白色捲髮，開口輕鬆寫意，身體隨著酒精濃度自然搖擺。他說喝酒不是為了進入創作狀態，只是因為不喜歡吃東西，「啤酒就是我的蛋白質，紅酒是我的礦物質」。我問：「那身體腸胃受得了嗎？」他立刻起身倚著柱子，秀出肌肉擺姿勢，說：「還行吧！」（除非看到健康檢查報告否則應該沒有人會相信）事實上，他的廣東話、法語、英語也同樣流利，噢！他還會唱「中華民國國歌」。
他最為台灣影迷知悉的身分是得過坎城金攝影機獎、多座香港電影金像獎與台灣金馬獎，王家衛的御用攝影師。1994年《東邪西毒》拿到威尼斯影展最佳攝影，2000年《花樣年華》再度國際上大放光彩，他與王家衛、張叔平的緊密合作，幾乎是一代香港電影的代名詞，但回溯最初，只是因為喜愛這個朋友。「我跟王家衛在一起，一開始是因為張叔平。為什麼那麼多年跟王家衛在一起？是因為我們有一些互補，如果你不關心他、不跟他來往，就算電影賣再多錢，我認為都是失敗的作品。所以我一般不看電影，我看的是人，如果不誠懇、不尊重這些人，那一定是不成功的藝術作品。」杜可風說。
採訪杜可風是一次奇妙的經驗，他沒有任何設限與架子，反而認真盯著我，問道：「妳為什麼做這一行？讀哪個大學？」當我解釋中央大學是國民黨來台後才創立的黨校，位於桃園中壢，他又旋即大笑：「中央大學？那不是應該在日月潭嗎？」他愛台灣的神情溢於言表，但那種愛不是身分或土地認同，而是「台灣給我的啟發太多了，我必須還給它一些。」
他在1970年代就到台灣參與創立蘭陵劇坊，是台灣第一波劇場實驗運動的先鋒實踐者，還與「雲門舞集」、香港劇團「進念二十面相」、張照堂等人合作過攝影，1983年也見證台灣新電影浪潮，與楊德昌合作拍攝《海灘的一天》。杜可風說：「沒有張艾嘉、沒有楊德昌，我現在不會坐在這裡。蘭陵劇坊、賴聲川的劇場讓我認識表演，學習尊重，林懷民的舞蹈讓我肯定人在舞台上移動，在這個框架中去處理光和空間，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拍所謂獨立電影，我們必須面對現場的限制，所以我的風格一是來自演員跟攝影機的互動，對我來說，這就是舞蹈；第二，是對空間、舞台的肯定；第三，是一種自由，把演員放在這個空間中，讓他們跟攝影機跳舞，才會是一個對的節奏。一切就像爵士樂一樣自由。」
一切就像爵士樂一樣自由
「杜可風」這個名字的意涵不只是自由像風的「可風」，也可雨可歌，可農可藝，他當過跑船水手、在以色列墾殖、在泰國行醫、在印度務農，雲遊四方，無所拘束。他語意怪怪地說，「我是澳洲出生，又是杜可風，是一種好精采的自由。」彷彿杜可風這個名字是一種招牌風格，一種人生態度。而攝影機與軌道使他真正成為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flâneur），以頹廢的身體漫遊各地，以全身的神經感知觀看城市空間，與人群氣味緊密連結，呈出滿佈象徵神話的影像。
上一回自己擔任電影導演，已是1999年自編自導自攝的處女作《三條人》（Away with Words），但他還是認同自己是個攝影師，他瞪大眼睛說：「杜導？不要害我失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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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杜可風於佔中期間的香港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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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拍攝《香港三部曲》（Hong Kong Trilogy: Preschooled Preoccupied Preposterous），先是應香港電影節之邀，拍了短片，即以兒童視角為主的全片第一段〈開門見山〉。影片上網後有高達150萬人次點擊率，因此他與本片的製片孫明莉想發展成長片，後又因著九月底隨爭取普選而發生的「雨傘運動」，杜可風覺得，不能不記錄這個歷史時刻。「以覺得電影需要社會責任感的創作者來說，這樣的歷史時刻，即使先用iPhone、相機、用自己的錢，也一定要拍。我差不多拍了一百部電影，住在香港這麼久，香港給我的東西太多了，我必須還給它一些，這剛好是個讓年輕人開口的機會。我總是很忙、到處鬼混，剛好有雨傘運動，應該拍出來，對我這個年齡層的人說話。」因此，有了後續講述青年的〈愚公移山〉與老者的〈後悔莫及〉，成為香港的老中青三代《香港三部曲》。
製片孫明莉談及，前製訪談陸續花了一年時間，但因風格另類，也沒有明星、明確的故事，甚至搞不清楚是故事片或紀錄片，尋找資金時遇上不少困難。但在雨傘運動期間，許多不同社會身分的人都在街頭上集體創作，本片的訪談與拍攝過程也在這樣的氛圍下逐漸成形，「雨傘運動時，看到那麼多人出來發聲，我們想理解大家想要什麼，因此不是我們說香港的故事，而是去看他們想說什麼。這是一種民主的創作過程，很多香港媒體都問我們政治的問題，電影當然有涉及政治，但我們想創造一個空間，讓香港人說心裡的話。」孫明莉說。
佔領中環期間，杜可風也在街頭拍攝，但因為大家都認得他，無法太自由地拍攝，只好選擇在清晨、半夜時拍攝，「所以裡面關於雨傘運動的場景看起來都很安靜。我們都知道沒有希望、也沒有聰明的答案，但不問問題，就不會有可能性，或是生活中比較積極的精神。年輕人在帳篷中跟朋友一起交換意見，我覺得這對思想、創作、未來都是很精彩且重要的過程。是這股力量推動我們去完成這部電影。」杜可風說。
訪談一年，正式拍攝期只花了十天時間。因著雨傘運動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焦慮，杜可風開始訴說這個他居住許久的熟悉城市。「旁白都是訪談時錄下來的，我們選擇比較有吸引力的人物、有趣的旁白，設計比較詩意、拼貼的場景和影像風格。比如小朋友給我們觀看世界的啟發，什麼樣的故事可以配合他們的幻想與對未來的期待？」以攝影、場景調度擴大語言，使之成為一個電影化了的空間結構，其中，演員都是素人老百姓，杜可風把他們放進幻想空間，變成電影故事，因此過程中「每天都有新鮮感，班底也都很有經驗，所以可以很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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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三部曲》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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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鏡頭，演員會知道我愛他」
靈活並非隨意，而是來自內容、空間、與人本身的總和結果。正如杜可風，說話看似嬉鬧，其實每句話都說得認真，份量十足，他多次提到「我們應該肯定」、「我必須對拍攝對象負責」，所以一旦答應，一旦開始拍攝，就「逃不掉了」。
作為導演，如同對身邊的人保持熱切的觀察與關心，思考他的所見所想。「我憑什麼聽他們說的話？但我天天看到那個人，想知道他怎麼生活，因為他也活在社會之中，做出了很大貢獻。我了解你一部分的喜怒哀樂，也對社會、城市有一點看法，但又可以客觀地去看。這部片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個新鮮的組合。」
作為攝影師，則是捕捉演員的氣與精神，投入愛與美的互動之中，再將之凝結成影像，分享給觀眾，而攝影師只不過是演員與觀眾之間的橋樑。「為什麼你會喜歡梁朝偉、張曼玉、淺野忠信？他們其實什麼也沒做，但我就想關懷他，想做他的父母、情人、朋友，想跟他發生親密的關係。」畫面之所以看來很美，「不是因為我的光，而是因為他的氣，我只是製造自己的氣，去配合他們。比如《踏血尋梅》裡的女主角，她看完電影後告訴我：『我沒想過我看起來這麼美！』我不用跟她發生關係，透過鏡頭，她就可以感覺到我愛她。作為攝影師，能做的只是精神鼓勵，演員信任我，知道我愛他，那時候我就必須退一步，必須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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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踏血尋梅》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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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作為一個異性戀男子，拍男人和拍女人是否有差別？杜可風大笑：「男人很麻煩，女人很容易，我唯一關心的男人就是張國榮，其他我不管。」他說創作與酒精沒有太大關係，卻與女人有關，「女人就像海一樣，是無限的，有海浪，會不斷變化，女人對我來說是最大的精神來源。因為那些互動，想跟他一起合作，才會出現自己可以肯定的東西。」
就如同與製片孫明莉的合作，也是因為先成為朋友，發現她的生活經驗與看法不同，「電影裡訪問很多年輕人，我憑什麼寫他們？如果不是因為信任，為什麼要跟你說這些話？也是因為我有責任感，才能擴大交流。我們相信我們做的東西有存在的意義，相信可以跟更多人分享。」杜可風將目光轉向我：「就像我這個下午接受妳的訪問，一起喝台灣啤酒，也是一種選擇，不是因為真的能對宣傳起多大作用。」人與人之間偶然的遭遇、談話，在杜可風眼中都極其珍貴、美好。
拍一部電影，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很重要
不是因為錢，不是因為故事或導演明星，對杜可風而言，拍電影這件事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到了我這個年齡，已經不需要肯定我會拍戲，數位或膠卷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也有不同特點和結果，但數位或膠卷不是問題，而是年輕人的視覺經驗跟我完全不一樣，現在大家每天盯著手機超過六小時。但年輕人會給我很多啟發，比如我最近拍了一部關於足球的電影，我完全不懂足球，因此我會跟著導演走，看他怎麼看。我跟著你學習，才會有共同的語言。攝影師必須用另外一種角度，來呈現另外一種面貌，給他分享的機會。」
別看杜可風放蕩不羈，夜半工作整晚想著怎麼解決問題、長時間的拍攝工作沒辦法睡覺、與劇組每天幾乎24小時在一起，也是他必須付出的代價。「有朋友說羨慕我，我想這只是生活的選擇。犧牲一些，就會得到一些。為了創作，我必須犧牲一些東西，比如說我真的沒有家，天天都在飛機上、住酒店。有些朋友為了養家、讓小孩上學，就沒有辦法這樣過活。拍電影特別辛苦，拍廣告就像上班族一樣，而且錢很多。」
長到63歲，講到「我們年輕人」這個詞時，杜可風卻是挺起胸膛，樂於用自己的名聲為年輕人開路。「以前有藝術電影，但現在沒有中型電影，只有好萊塢商業大片和獨立小製作。我們年輕人怎麼跨過去、製造機會？就算有影展曝光，也不一定會有發行商有興趣。」趁著雨傘運動一周年，《香港三部曲》在香港透過網路訂票包場、kick starter群眾募資，「就像蚊子電影院的精神，與觀眾一起創造自己的空間。我們必須調整拍電影的方式、與觀眾溝通的方式，否則很多電影根本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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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三部曲》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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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年輕的香港電影創作者，杜可風也一直積極與各國導演合作，例如近期菲律賓實驗電影導演卡文（Khavn）的《殺手情歌》（Ruined Heart, 2015），還有翁子光導演、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攝影的《踏血尋梅》（Port of Call, 2015），產量驚人，跨域既深且廣，然而一開始，都只是因為單純的人際交往。
談到《殺手情歌》，杜可風說：「根本不知道在幹嘛，你知道那部片在幹嘛嗎？但我覺得難得跟一個瘋子（指卡文）合作五天，滿足他的幻想，給他另一個面貌，何不呢？」至於製作達一定規模的《踏血尋梅》，「我很久沒跟郭富城合作了，我想把他拍得好看一點、把胖子（指白只）拍得性感一點、把女主角的身體拍得美一點，這樣的互動很美。能跟他們有這麼親切的來往，真是太榮幸了。我的生活、電影，跟我來往的對象沒有不同，電影只是結果，過程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樣的合作精神，電影會有一種開放性，觀眾也會比較有新鮮感。」
接下來，杜可風會在檳城拍一部使用福建閩南語的電影，因為檳城的人有60％來自福建，「這也不可能有市場，但如果不用福建話，不可能表達他們心中的想法。」快速節奏遊走諸多城市，在當下的聚合中密切掌握空間氛圍，化為詩意風景，這似乎是一個一輩子拿攝影機的人，獻給世界最浪漫的態度。
最近，杜可風也創作藝術，與寫出陳可辛《武俠》片頭題字的女書法家許靜合作，在上海展出。而下一個導演計畫，還是關於香港。「我跟香港人有相同的困惑，對未來有同樣的期待，從這裡開始，就不能不負責任。有人說我是澳洲出生，但我已經四十多年不住那裡，沒辦法拍。」對於香港，則說：「我們如果不開口、不分享、不肯定，就會被分開，他們就會決定一切，但抱歉我們不接受。」杜可風要尋找的，是未來的自由與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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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三部曲》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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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香港三部曲》近期將於台灣院線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