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戰爭時代的個人情感——
張釗維導演出生於台南，大學唸的是清大電機系，後來進了歷史研究所，他的碩士論文研究民歌運動發展史，並出版成書《誰在那邊唱歌—1970 年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之後參與紀錄片拍攝，代表作包括《暴風雨前的飛翔》、《綠色矽島首部曲—台灣資訊電子產業史記事》、《財富之道》、《向右走、向左走》、《消失的左眼》、《反對者陳獨秀─1879-1942》、《教改學堂》等。他的新作《冲天》講述1937至1945年空軍抗戰的故事，並向那些殞落的年輕生命致敬。訪談時導演提到他的父親是台籍日本兵，曾經因受傷住過台南的醫院，結果離開後沒多久，醫院就被炸了；母親在台南的家則是在兵工廠旁邊，美軍轟炸的時候，有一顆炸彈掉在井裡，結果沒有爆炸。但即使是這麼親近的人所經歷的危難，聽故事的我們也只能試著感同身受，畢竟身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很難真正進入他們的內心，體會當時的感受。
《冲天》由台灣「中華文化總會」與「視納華仁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已於上個月18日於中山堂首映，接下來在九月份會在華山光點電影館舉辦的「2015國際華人紀錄片影展」有兩場放映，並計劃於十一月於院線上映與全台觀眾見面。本期《放映週報》專訪本片導演張釗維，從這部紀錄片的緣起開始談起，請張釗維導演回顧資料蒐集與訪談的過程，也談到他對於這批經歷抗戰的空軍從起初的不了解，到最後如何被他們身處劣勢所激發出的強烈情感所震撼。他也想藉由本片提醒台灣觀眾，雖然我們不生於戰亂的時代，但此刻仍有許多國人願意為了救別人而身陷險境，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像是風災時拼命搶救的消防隊員們，但正如那些為國捐軀的空軍與支持他們的親人，這個社會給予這些人的重視，遠遠不及他們的付出。
請先談談《冲天》的拍片計劃，是如何開始與台灣中華文化總會合作的？
張：從兩方面來說，CNEX 一直都希望能在重要的歷史年份做些什麼，像是建國百年時，做了《總督府風暴》，就是講蔣渭水。另一方面，我們開始想這個事情的時候，中華文化總會的楊渡秘書長，是我的老朋友，也做過紀錄片的製片，是跟二二八有關的，就找我說他們想做有關抗戰七十週年的紀錄片，聊了幾次後，就決定要拍空軍，中華文化總會的會長劉兆玄的父親是空軍，對這個題材也很感興趣，所以大概是去年年初的時候，就開始想故事大綱，討論過沒問題就繼續往下走，跟文總（中華文化總會）的溝通過程也都按部就班地進行。
那麼導演自己對空軍這個題材的興趣是？可否談談針對這個題目的研究與資料蒐集的前置準備工作。
張：我從小就是模型、軍事迷，很多男生都是這樣，所以對這方面的題材會有興趣。另外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我喜歡歷史，這樣的主題也是一個挑戰，因為空軍沒有人做過，我自己也並沒有太多了解，後來真的去找資料時，才發現很多都藏在民間的角落，一般人其實是看不到的。
這次的受訪者，有些是透過中華文化總會牽線，包括空軍官校、空軍司令部方面。但是我們按照提供的資料去找，發現許多名單上的飛行員都已經過世，或是搬走。我們第一個訪問的韋憲文（空軍飛虎隊成員），就是由文總那邊介紹的，然後像是高志航（抗戰時期空軍四大隊大隊長）的女兒高友良，則是我們團隊裡的故事策劃曾經訪問過的人。後來有幾位像陳炳靖，就是那個很帥的，是現役飛行員提供的。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跟陳懷民的外甥，一個在北京，一個在長沙，都是很偶然的機會聯繫上的。
梁再冰其實很不喜歡跟媒體接觸，因為記者通常找她就是要談林徽因的八卦，所以她對大陸的媒體很有戒心。我們其實是經過了三、四個月的時間，一開始是透過朋友找到梁從誡的兒子，跟他聊過之後才幫我們去跟他的表妹，也就是梁再冰的女兒說這件事，後來她女兒說可以，我們才能去訪問，但還是有先跟梁再冰的女兒說好，不要大張旗鼓地拿出攝影機來，要儘量輕便，因為梁再冰的防衛心還是很重。於是我們做了一些準備，把七期學生的照片帶過去。然後一進門，梁再冰就說：「我最怕你們記者，你們要跟我談什麼？」我就拿出照片給她看，只問了她一個問題，就開始批哩啪拉的講了半個小時。找人的過程其實有些幸運，包括陳懷民（空軍第四大隊隊員）的外甥劉兆安，是我一個大陸的朋友在拍武漢地下龐克樂隊的紀錄片，找我去看試片的時候，我們聊天提到我最近在拍一個抗戰空軍的片子，他就說我們受訪者裡面就有一個人的前輩是空軍，我說是嗎？那就聯繫看看吧！然後就問他的前輩是誰，結果竟然就是陳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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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片導演張釗維（右）訪問梁思成與林徽因之女梁再冰（左）。梁思成與林徽因戰時對許多國軍飛官照顧有加，因此被稱為飛行員的「名譽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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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有歷史研究的背景，在這次的史實題材處理上，有些較為戲劇性的表現，您想要記錄的觀點爲何？
張：我本來就不想拍一個軍事或是戰爭片，如果從國民政府的角度來拍這部片，那麼一開始就會提宋美齡、蔣介石，因為是他們催生了空軍，但我沒有採取這種敘述策略，我並不想談中華民國空軍的建軍史，我要談的是在這場戰爭裡，這個機構組織裡的個人，以及他們身邊的人是怎麼面對這些事。我當然會想做一個跟在Discovery或公共電視看到不一樣的抗戰史、或二戰史，但如果要做一個考據非常嚴整的，對我們來說時間不夠，而且也事實也眾說紛紜，所以如果從個人的角度切入，就避開評斷歷史的功過，另外也是考慮觀眾的接受度。女性的角度是因為我一開始讀過的東西，比如說像陳難的信，還有從一些長輩是空軍的朋友，提醒我空軍的太太是很特殊的一群，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要怎麼切入女性角度呢？因為我跟空軍也沒有什麼淵源，人家憑什麼要跟我談這些私人的事情。
但是看了劉粹剛與許希麟的情書，讓我想尋找的是一種在戰爭這種極端的環境裡人的情感張力，所以你說戲劇的狀態就是從文字想像出的畫面，但我都覺得我表現的遠不及他們經歷的情感強度。比如說親眼看見自己的丈夫，在空中與敵人纏鬥，差一點被打下來的這種經驗，應該不是很多女人都有過的吧。這群年輕人的特殊性，其實也有一種普遍性，如果把現在的我們放在一種極端的情況，也許會有類似的反應。我就在尋找這些例子，那陳懷民的妹妹陳難的信也是如此。我那時也沒有料想到能訪問到她的兒子。她們的故事都散落在各處，網路上都有，但沒有人去統整。像是劉粹剛的事情，就是從回憶錄中看到的，裡面還有許希麟親筆寫下的回憶，而我把這些文字用口白呈現。他們的故事都太精彩，紀錄片呈現的只是一小部分。而這也是二戰結束後七十週年，當年參戰的人最後一個十週年有機會被看到，到八十週年他們有可能都不在了，所以我有一種心情是，想把這部片獻給那一群當年參戰時二十出頭的青年們。我訪問到最年輕的也有九十六歲，最年長的一百零二歲，所以我的焦點會在他們身上，想讓他們發聲，那當然抗戰前都已經過世，所以就由他們的後代來談。另外，我一開始就設定，不要專家學者的訪談，他們可以提供歷史、知識背景，但我要的是親身經歷者，或是看過這些飛行員的人，像是高志航的女兒，陳難的兒子、梁再冰、梁從誡，我要的就是他們的角度，我要用他們的證言、回憶錄來建構一種真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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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美混和戰鬥團的飛行員李繼賢先生是本片受訪者中最年長的飛官，受訪時以高齡102歲，李繼賢曾赴美受訓，並在抗戰末期返回中國參戰。李繼賢先生於今年八月過世，想壽103歲，《冲天》為其留下最後的身影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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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片計劃要在院線上映，希望讓台灣觀眾看到什麼？
張：我知道現在台灣社會的氛圍，對和中國有關的歷史不是那麼感興趣。其實我剛開始的時候，最想做給中國看，並不是說跟他們相關，而是想告訴他們「這場戰爭其實是這樣的」，七十年之後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我更希望這部片去日本，滿好奇他們會怎麼看。
台灣觀眾在首映後的反應讓我滿驚訝的，這部片可以穿透不同的領域跟年齡階層，我覺得這是好事，我沒有特別希望台灣觀眾要以何種方式來接受這部片，但至少我們回到人的本身，台灣的觀眾若有反應，就意味著這個社會有共同的protocol，無論你的意識形態是什麼，若能回到作為一個人的角度，就可以與這部片開始有對話的可能。
即便是將來我拍一些大人物的紀錄片，也會想回到這個角度，之前有做過一些提案大綱，像是孫中山、蔣介石，但是沒有發展成腳本。我真正拍出來的是陳獨秀。至於蔣介石，我在看參考資料的時候，他的侍從官對他的描述讓我印象很深，他說蔣介石從早上起來，到洗臉刷牙，下樓吃早餐，時間都是固定的。如果我要拍，不管是飛行員、指揮官，還是蔣介石、毛澤東這樣的人物，我一樣會從人的角度切入，從日常生活裡看出他的特殊性，然後我們才能理解他在歷史上做出的決定，在某個情境底下的反應。像真實生活中的劉粹剛（第四大隊隊員）其實比我在影片裡表現的還要更激情、更癡情，因此你會知道他在戰鬥裡面對敵軍的態度。
我希望看到這些人的內在情感，雖然還沒有能力去詮釋，但我想要表現出來我眼下這些人的內心狀態。像有一段文字是飛行員的自述，說到別人看他們好像是很勇敢、神氣的，但是其實他們只能面對當下，沒有心思去想別的。如果是劇情片，我會透過對話的方式，或場景的設計去表現，但這是紀錄片我不可能這麼做，那篇文字很長，而且充分地說明了一個飛行員在空中面對生死的狀態，當他回到地面跟人說那種心情，別人是不會了解，他只能自己咀嚼，所以無時不刻都在面對自己，處理自己的情緒。而飛行員們對於生死一瞬間的戰爭記憶非常地清晰，包括都凱牧（空軍第一大隊隊員）到現在還記得跳傘的確切時間是「十一點十三分」，或是陳炳靖（中央航校十二期學生）飛機中彈後跳傘掉在中越邊境，花了五天走出來，每一天的細節都講得非常清楚，這些經歷烙印在他們的記憶裡。
如果以台灣本土的歷史題材來說，其實跟空軍的狀況也是一樣，許多資料都散落在各地，要去拼湊出來，就能看出個人在歷史裡的樣貌。所以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不管是戰爭裡的人，或是面對侵略反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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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冲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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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片是以記錄抗戰歷史為主體，但其實此刻拍攝這部片的重要性，也是在於他的牽連的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七十年。但關於二戰的史觀也是比較偏向西方，那現在中國那邊也有許多人在做相關的研究，是否這部片會形成屬於亞洲戰役的角度出發的觀察？
張：當時的敵人雖然是日本，但我們對他們的了解是很刻板的。這部片的做法是讓一般觀眾看見日本在戰爭中的思維，當然軍國主義讓他們採取極端的手段，但你看孫中山在過世之前到日本的演講，是希望團結日本形成大亞洲的力量，一起解消西方的帝國主義。這個大亞洲的概念，是在二戰之前一直被壓迫的亞洲國家都想要去處理的，而日本也這麼認為，但他們後來用軍國主義的方式去面對。
因此，拍這部片的時候我一直在問：「到底這場戰爭的性質是什麼？」我們的課本到現在還是侵略與反侵略，還有日本的壓迫，可是這場戰爭的性質，並不只是如此。所以我希望到八十週年的時候，會看見更多亞洲國家自己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其實老國民黨對日本是很熟悉的，包括蔣介石也是留日的啊！現在的民進黨也覺得與日本很親近，但其實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我們對日本的認識還是很皮毛的。中國大陸更不用講，台灣是很哈日，但不見得很「知日」。
可否談談用抒情的口白來講述情感，動畫來呈現戲劇性的手法？
張：動畫的風格有一段摸索的過程，開始本來想要做3D，但時間上來不及，還有想過用真人來演出，但考慮到現在年輕演員大概很難演出當初飛行員的樣子而作罷。片中的動畫都是由真人演出後再去勾邊，由一群很年輕的動畫團隊設計視覺呈現，他們很有想法，希望能走素樸的風格，跟真實的歷史產生相同的調性。我覺得他們是對的，那種感覺有點像記錄老飛行員訪談間的插畫。本來空戰想用3D動畫 ，文戲用人，但是空戰裡也會有人，做3D會比較有問題，後來才把兩者統一用線稿的方式來做。至於大量的口白來呈現回憶，也是剛開始時我們就想這麼做，因為那時候也沒有把握能夠訪問到本人，所以想用演員的聲音來表現他們的情感。
片子最後也是用口白來結束，可否談談選擇這個結尾的用意？
張：腳本時，我覺得困難在於要怎麼結尾：是要結束在抗戰勝利嗎？但怎麼表達呢？就是開心的狂歡嗎？那不是我要的。當我看到齊邦媛寫下勝利夜裡那種心情時，我知道那就是我要的結尾。外面是歡欣鼓舞，但她的內心卻很沈重。因為當時的勝利，從之後內戰的歷史來看，也只是鬆一口氣而已，所以我的結尾可以說是一個反高潮。齊老師的文字是我讀過關於抗戰文章對勝利的描述方式，讓我感覺最強烈的，這也是我希望觀眾能夠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