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機器騙術拆穿事件簿
上周本報為各位讀者報導了2014年台北電影獎的得獎結果，相信大家也都還記得李惠仁導演的《不能戳的秘密2：國家機器》以黑馬之姿在40部入圍長片、短片、動畫的競爭之下，拿下「最佳紀錄片」與「百萬首獎」兩項大獎。導演也宣布因為有了這筆獎金，該系列的第三集確定可以在明年和觀眾見面，只是拍攝的主題和方向目前仍不方便透露。
正如片名後面的四個大字「國家機器」所示，這部續集給觀眾看到的，是李惠仁在首集於網路發表引起社會關注後，在害怕得罪產業利益團體以及損害我國防疫形象的政治考量下，官員仍一味搪塞狡辯，更向國際組織謊報實驗數據，企圖掩蓋疫情嚴重度的態度，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為了粉飾太平以及不要影響上司的政績，當專家會議從實驗數據上認定國內包發高病原禽流感疫情時，時任防檢局的許天來前局長，卻硬是將會議結論壓下。而當這件事情被立法院得知時，許前局長仍在質詢台上信誓旦旦的打包票，保證他絕沒做過這樣的事，結果謊言被當場拆穿。這些過程全都被李惠仁導演放入了《不能戳的秘密2》之中。
但說來令人無奈，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裡，這則新聞過了不久就被其他的新聞淹沒、淡忘，若不是看到這部影片，記者也忘了曾經發生過如此荒唐的醜聞，而根據李惠仁導演的說法，農委會至今仍有隱匿疫情的行為，但細節如何，我們只能靜待下一集的推出。而在本期的「放映頭條」，我們也很榮幸和這位百萬首獎得主面對面，聊聊這部紀錄片，同時李惠仁導演大方授權給我們在報導中分享他獲得首獎的作品，在訪問的最後也和我們分享了他另一個正在進行，年底有望完成的紀錄片《蘋果的滋味》。如果沒有看過這部紀錄片的朋友，可以透過下方影片觀賞，或是購買DVD收藏。
（影片提供：李惠仁）
在拍完《不能戳的秘密》之後，曾想過拍攝續集嗎？您在一、二集之間又曾在網路發表紀錄短片《不能戳的秘密：病毒失蹤事件簿》，是否在首集發表之後的後續追蹤過程中遇到了什麼事情，觸發了您拍攝續集的念頭？
李惠仁（以下簡稱李）：老實講，剛開始沒有。《病毒失蹤事件簿》很短，它只是另一種發聲的方式，原因是因為《不能戳的秘密》花了六年的時間去蒐集證據，到2011年時，有不知名的人寄了資料給我後，我才選擇在當年批露這件事情。當年光是在網路上發表，我當時就以為一切要告一段落了，因為第一集雖然有很多很難懂的部分，但就相關證據而言，事實非常明確，他們（政府部門）就是隱匿疫情。
照我以前當記者的經驗而言，新聞被批露、踢爆後，政府相關單位應該就趕快解決這樣的事情，例如失職的人員就應該處置，以前我跑新聞時都是這樣子。可是我後來沒以想到，那部片子在網路上播完，他們還在硬拗，第一時間還說要對我保留法律追訴權。那時候我的感覺是非常詫異，怎麼會遇到這樣的狀況！？我原本以為政府會痛定思痛，會趕快解決相關問的問題，後來才發現不是，而且我後來甚至看到農委會那邊還有公關公司幫他們做危機處理，因為他們那時候剛好有一個約，有個一年兩千萬的案子，幫他們做危機處理，他們那時候還想了很多辦法──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防堵李惠仁，不要再有任何負面影響」。
所謂防堵您指的我們在影片中看到，保全公司刻意在相關公開的研討會會場外防止你入內採訪嗎？
李：那是其他的。我說的則是在第一集7月26號的網路發表過後，農委會有緊急召開內部高層的主管會議，那天公關公司的人和農委會官員就馬上開會討論解決方案，防堵訊息擴散。
後來他們陸續否認證據、對我保留法律追訴權，做了很多動作，不斷的駁斥。那時候我就想「太可悲了，一個政府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那時我就在覺得，應該要再持續和政府進行攻防。但那時還沒想到要拍續集，那是後來在七月底，我以前在新聞台的一個老同事，後來去念博士和任教。他和他媽媽看完那部影片之後，他媽媽叫他打電話給我，關心我的安危，我就安慰他說台灣的人民都很善良，不會出現像中國「被失蹤」的情形（笑）。但是我的朋友也很語重心長的跟我講，作為一位記者、或一個紀錄片導演，你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做了，你接下來應該讓那些 NGO（非政府組織）的團體去接手後續的監督。很多人都是這麼做。
但我當下回應他，現在全台灣所有 NGO 或是其他的動物團體，沒有人比我更了解台灣農委會在隱匿禽流感疫情的情形，我不可能不管，我會繼續做，同時我要拍《不能戳的秘密2》，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才下定決心的。
拍攝續集時，您是怎麼找到影片的主軸呢？
李：第一集的過程雖然很清楚，但是裡面有很多艱深的生物科學問題，在網路上引起很多人的辯證，也讓農委會相關的人員登記帳號留言批評「ORE怎樣怎樣」等等的言論，其實很荒謬。所以我想說應該拍《不能戳的秘密2》持續讓更多人知道。但是我就遇到一個狀況：所有直接的證據都在第一集用完了，續集怎麼辦？是不是該去找新的事證？
也是因為那時候農委會有很多人員去找了許多相關的人員，在網路上攻擊我的影片，後來在《不能戳的秘密2》都有揭露。他們的說法都很荒謬，但我想要回歸一個邏輯問題──「台灣是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會員國，你就要遵守他的規範」，就這麼簡單。可是你看到政府與相關人士出面的說法都是：「我們是『參考』他們的規定，然後納入國內產業狀況，做一個綜合評估，再行判斷。」你不覺得很荒謬嗎？如果你在念書，被二一了，你能跟老師說你你要參考校規，還要考量我的狀況，綜合評估之後再做決定嗎？或是紅綠燈只是給你參考用的嗎？當然不是啊！所以政府這套說詞，他的邏輯是崩壞的。我們在第一集用了那麼多時間去講這件事情，就是這個簡單的邏輯，很多人看完後也覺得「喔對，李惠仁講得有道理」。但是當網路上有些自稱是博士，有著生物科技背景的人出來駁斥我的說法，有些觀眾就動搖了。
長期以來我們台灣有很多記者或紀錄片導演，他們對於台灣和國際組織的關係與制度並不了解，農委會的官員也料定你不會去處理這個部分。而我沒有錢，我沒辦法跑一趟ORE，那我就寫email給ORE位於世界各地的參考實驗室，提供他們手頭上的實驗數據，詢問他們怎麼判斷這樣的情形，他們的回函的確確認我提供的資料就是高病原的狀況。因為有這些正式回函，有了新的事證，我就拿著這些回函和官員去和談這個部分，但是過程當中官員們就一直推卸，不願意接受採訪。經過兩個月才終於第一次對話，但即便拿了證據給他們，官員仍是硬拗。這個過程是很荒謬的，包括後來一層一層持續追蹤上去，我看到整個國家機器都動起來，想要掩蓋這個部分。《不能戳的秘密2》原本的主軸還沒這麼清楚，但後來看到整個國家機器動起來的時候，我就決定要敘述我跟整個國家周旋荒謬的過程呈現出來。
以往大家認為媒體工作者的角色應該是「牆上的蒼蠅」，盡量不要介入事件之中，但是您在這部影片一開始就是檢舉政府失職的當事者，並也進入政府部門和官員當面對質，同時您又身兼事件過程的紀錄者。您怎麼拿捏您在攝製這部紀錄片時的身分呢？
李：其實很多人講說「你這個片子不管第一、第二集，都有很強烈的立場。」──對啊，我有立場啊！
也有人說第一集的敘事方式讓他看起來很不舒服，為什麼不能讓他慢慢看？一一讓他們看到那些事證，讓他們看到最後自己發現政府在隱匿疫情。我的回應是，要怎麼敘事我考慮了很久，第一集的敘事方式是我權衡過的做法，如果我用傳統的方式敘述，讓你看到最後發現政府說謊，我可能要花八個小時解釋。為什麼？裡面有太多科普的東西，疫苗、生物科技、ORE、禽流感可能都要各花一個小時才能解釋清楚，對於訊息傳播來講，觀眾可能看不下去，因為我的影片只有60分鐘。而我因為已經有證據了，所以我的做法就決定是反過來，先指控你，再一一找證據給你看。可是對有些觀眾來講，這樣一直強塞資訊的過程可能不舒服，但是對於資訊傳播來講，權衡後我認為這是比較有效的做法。你會說我調查的方法牽涉到許多科學的資訊，可能有比較好的做法，我相信應該有更好的方式，但當時只能這樣處理。
第二集你說做到那樣有很多的立場在其中，但是不要忘了，整個證據的驗證過程，都是經過客觀的方式來驗證的。回頭去想，我們做任何研究、調查，你的 hypothesis（假說）哪一個不是主觀的？可是我們主觀的假說還是會用很多客觀的方式去驗證他的真實性──紀錄片不能夠這樣嗎？紀錄片也是用這樣的方式用證據驗證。而所以為什麼我要跳進去我的紀錄片，在第二集裡使用了大量的電話錄音，因為那些學者經過第一集後根本不願意接受採訪，只能用這種方式去凸顯他們的荒謬性，所以我會進入影片之中。再者，我們在拍其他的紀錄片時，可能會有一位研究者、調查者，我們去拍他調查這個議題的過程，可是在這個議題裡面，台灣找不到研究這麼多的人啊，所以我就自己跳進去，只是因為這個樣子。
但當初您是否曾經想過請另一位導演掌鏡，拍攝您調查的過程呢？
李：回到一個部分，第一，沒錢。這是一個困境。第二個部分是，這個議題的內容很專業，當我跟他（官員）對話的時候，絕大部分的人聽不懂。
而你的問題提到由另一個人掌鏡，可能也牽涉到客不客觀的概念，這就要回到到我們台灣的新聞訓練。絕大部分主流的訓練都強調「平衡報導」，但你有沒有發現，許多主流新聞記者雖然遵守平衡報導，但他們並不一定有能力判斷他們所得到的訊息，是真的還是假的。例如現在有兩個不同的意見，但是你能不能判斷反方的說法是不是假的？他可能是騙你的，但是你反而成為他的傳聲筒。
我舉個例子，去年七月爆發了狂犬病的事件，當初是由自由時報率先獨家批露的，那條新聞也是由自由的記者和我與幾個朋友一起找出來的。我記得見報後，有個電視新聞的記者要去跟那則新聞，他們打電話來問我說，他們正在國家實驗室訪問負責人，結果官員的回應竟然是「因為沒有『活腦』檢體，所以他們沒辦法去確認台大實驗室的結果是否正確」官員還拿出ORE的準則來證明，條文中的確註明要使用「fresh brain tissue」──fresh，新鮮；brain tissue，腦組織──官員就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要用新鮮的腦組織，所以就是要用活腦，台大實驗室的鼬獾已經死很久了，所以實驗結果不足以採信。記者聽了也覺得有理，所以自由時報新聞刊登後，當天幾乎所有新聞台的午間傳遞的消息卻變成：官方解釋因為實驗樣本非活腦組織，所以現在還不能確定自由時報批露的消息是否為真，現在只能判斷「疑似」麗莎病毒，而麗莎病毒之下又分很多種，狂犬病只是其中一種。很多人看到新聞，也都接受了官方的說法。
可是我要講的是，這個過程當中，實驗結果和電視台報的完全不一樣，這要先回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什麼是「fresh brain tissue」？字義上好像是「新鮮的腦組織」，但是在病理學上，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指的是當那個腦組織沒有經過濃度10%的福馬林固定液「固定」之前，都叫做fresh brain tissue，例如我們將組織放在液態氮、冷凍庫中保存，都符合這個字的定義。（編按：相關的解釋也可在這英文獸醫網頁中看到類似的解釋。）你說國家實驗室的官員沒有學過病理學嗎？絕對有。可是他竟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欺騙媒體記者，而記者不懂，就相信了。可是如果記者知道相關的知識，當初的電視新聞就會變成「國家機構刻意隱匿狂犬病疫情」，這就嚴重了。但是他知道記者不懂，所以刻意用話術區解專業術語。而記者無力判斷，只本著平衡報導轉述官員的說法。
而在主流媒體中，有些記者朋友可能無力判斷真偽，而有些記者──我必須要講──其實是跟官僚體系非常友善的，甚至會在旁邊干擾在你提出敏感而重要的問題。因而，再這樣的媒體場合我都是等到主流媒體發問後才提問的，這樣也不會干擾到他們的訪問，即便是這樣，還是會受到干擾。所以你說要找人來拍，我覺得真的很困難。
在拍攝續集的過程中，您也在YouTube個人頻道上陸續刊出包括《病毒失蹤事件簿》、和許天來前局長開會影片、還有和相關官員對質的採訪影片。看來網路也是您很重要的平台？
李：當初為何會陸續放上這些影像，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紀錄片拍攝動輒耗時一、兩年，在拍攝過程中，很多人都會忘記議題進行的過程，而我在網路上放上那些影像，都是我衝撞政府機關的過程，那個部分你也可以說是要讓他們感受到壓力，去解決問題。就像你講的，YouTube平台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些訊息。
第一集不能在主流媒體播送，所以我開始透過網路散播影片，也開始透過網路釋放我所遇到很荒謬的情形，本來是希望政府單位之後在接到訪問要求時，可以不要在一直迴避和詭辯。這是我一開始以為的，沒想到影片放到網路上後，開始出現農委會的官員在影片網頁上展開反擊，一開始他們的手法還比較笨，是用自己的名字申請帳號，後來就改成其他的名字來回應，而在他們的公文裡面也可以看到上級的確有下這樣的命令，要去號召哪個相關單位的人協助網路攻防，其中還包括非政府單位的養雞協會。發現那則公文之後我覺得很荒謬，那我也更要用這樣的方式和他溝通。他們的回應方式就代表了一種官方的態度，就像你去訪問的時候，遇到人家回絕，或是用手擋你的鏡頭一樣，都是一種態度。我就開始不斷用這種方式和他們做另一方面的溝通，他們的態度就是：他不願意接受你公開的訪問，但卻私底下小動作頻頻。那是很有趣的。
在您發表《病毒失蹤事件簿》中，您的身分比較像是獨立記者，而在《不能戳的秘密》系列的影片中，您則是紀錄片導演，您怎麼看這兩種身分？
李：獨立媒體和紀錄片工作者還是不一樣。例如，在我的頻道上的影片中，我是獨立記者，我會用比較激動的態度去批評政府的作為，但等到紀錄片呈現的時候，情緒還是會少一點。我覺得還是不一樣的，一來因為紀錄片完成時，事件的時間點已經過了，你是要更完整地讓觀眾看見你的論述。可是在事發當下的時間點，你可能是要呈現一個事實，並不是要做一個很大的論述，所以病毒失蹤事件簿我只是要大家關注到這個事情，然後我把很荒謬的事情凸顯出來。可是後來的那個部分把這個片段放到影片裏面去，就回到紀錄片的論述裡面，談國家機器的部分，那就不宜去加很多情緒進來。
身為獨立媒體工作者，與公部門交涉時會因此增加難度嗎？
李：拍第一集剛開始去採訪的時候，我是用公共電視特約記者的名義去採訪的。那時候還是公共電視的特約記者，幫「獨立特派員」、「我們的島」這些節目做一些相關的深度報導，當時就是用這個身分去採訪農委會。憑良心講，那時候用獨立記者的身分，他們可能不理我，一定不理我。
可是到拍第二集時，我也沒有再為公共電視做報導，我就用紀錄片導演的名義去申請。可能也是因為之前有了第一集，所以我用紀錄片導演的身份去申請，他們會理我。回到台灣整個採訪環境或拍攝環境，如果你用一個紀錄片導演身份，他們可能會百般刁難，我覺得非常有可能。現在其他部會有可能會這個樣子。
例如318學運，很多紀錄片工作者在現場拍攝，但警察卻以沒有記者證的理由阻止這些工作者採訪。
李：其實這就回到台灣的法治觀念很差，尤其是警察的法治觀念非常差。318就凸顯出執政者是用好惡在執政，警察是用情緒在執法，回到319那天，警察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情緒，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學生剛佔領立法院的時候，他們的隊長氣喘被急救，這是第一個事情。警察就直接說如果你們不來佔領的話，隊長就不用插管急救，他們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了，所以他有情緒。第二個情緒是他們在那邊站很久很累，就有情緒了。我覺得當一個執法者用情緒去執法，是很可怕的。你所受的專業訓練是哪裡、你的法治觀念在哪裡。
第二個部分我要講的是，為什麼今天在那個地方，不管是所謂的freelancer或獨立記者你還要所謂的記者證，那我請問一下如果是接案採訪的freelancer呢？台灣有多少這樣的媒體工作者。在美國或其他先進國家也有很多freelancer，他可能幫路透社、美聯社工作，他也沒有所謂的記者證。在說台灣根本沒有所謂的（公家頒發的）「記者證」。記者證都是公司自己印的，因為台灣沒有記者法，所以你哪來的記者證。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其實警察的思維是很封建的。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憲法第11條賦予人民有自由採訪、新聞自由的權力，但警察卻搞不懂。
所以所謂的公民記者，如果他今天是去報導或收集傳遞一個訊息，就是一個公民記者。大法官釋憲第689條講很清楚，公民記者的身分早被確定了（請見解釋網頁），可是警察不知道689條。或許你可以去問警察：憲法、法律、法規哪一個比較大，他可能搞不清楚，憲法和大法官釋憲是相同的，他也不知道。就回到那個部分──法治觀念太差了。這回到台灣整個法治觀念不好。你說那些公家機關很多時候不讓你採訪，就是這樣子很誇張。像最近營建署擋記者也擋很兇，因為營建署很多案子像航空城，中間有很多問題，然後記者去採訪他們就擋，連一個正式的會議也不讓你拍。很多現在的記者不會去抗議這個事情，被擋就被擋、沒有拍就沒有拍，先繼續跟部門維持好關係。
除了《不能戳的秘密》第三集之外，您手頭是否還正進行其他的案子？是否能和我們聊聊影片探討的議題？
李：目前《蘋果的滋味》快剪完了。這是我去公共電視作的提案，剛開始是因為香港「壹傳媒」到台灣到現在已經13年了。我開始拍的時候，差不多是壹傳媒進軍台灣的第十年多，我覺得對台灣影響很大，不管是閱聽眾、媒體的影響，所以應該要好好記錄這一段，來探討他們對媒體同業、讀者的影響，我覺得那很重要，十年應該被記錄。拍沒多久就發生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說「六四」沒有死人。後來意外「蘋果」跟「米果」就打起來，還有反媒體壟斷，到後來「蘋果」要賣給「米果」，我一直都在拍，希望好好去整理這段過程。原本只希望拍一集一小時，但後來素材太多，就分成兩集。第一集叫《蘋果的滋味：魔鏡的誕生》，第二集叫《矛盾的帝國》。
在這兩部片裡，我試著去分析黎智英操作媒體的方式。第一部取名「魔鏡的誕生」，因為每一個媒體都是一面鏡子，壹傳媒還沒進到台灣前，每個媒體有他們的立場，他們用他們的魔鏡幫我們看到世界的樣貌，但那很多都是假的，當蘋果這面魔鏡進來，讓其他媒體都現出原形，也看到黎智英壹傳媒的本質。
我分析壹傳媒在香港、在台灣做媒體的方式，我認為黎智英是在一個矛盾的狀況當中生存，他做了很多矛盾的事情，最讓讀者矛盾的事情，就是黎智英說新聞是一個「商品」，很多人問他為什麼要做煽色腥，因為觀眾愛看，所以觀眾愛看什麼我們就做什麼。所以大家就定位它是煽色腥的小報，可是另一方面它又做了很多質報做的事情（例如調查政府弊案），得了很多獎，不是很矛盾嗎？你不是說觀眾愛看什麼小報的東西，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你做這些事情對銷量沒幫助，不是很矛盾嗎。另一個矛盾，就要談到黎智英本身，蔡衍明親中、黎智英反共，但拿掉這部分，他跟蔡衍明都是商人。你是做生意的，親共的話就不會受到那麼多打壓，香港的廣告就不會被抽掉了。其實都是有脈絡的，反共或許其實是他做為商品的立場，而會維持這樣的矛盾，就是因為他依然可以得到利益。
黎智英說做媒體有兩個上帝，一個是廣告主、一個是讀者，做小報是為了讀者，做質報是為了廣告主。因為如果只做小報的煽色腥，高檔商品的廣告進不來。你看他很多矛盾，但是都有商業的思維在裡面。他把香港那套複製到台灣，在台灣也成功，《壹週刊》、《蘋果日報》都是用這個模式。但是這套方法去年開始出現問題，香港不靈了，因為中國的因素近來。中國經濟利益大，所以黎智英被抽了八億的廣告，壹傳媒在香港開始虧錢。那台灣呢，如果中國因素開始進來也會被影響，這就是為什麼當初黎智英要把台灣壹傳媒賣掉，他早就看到這個地方，他是一個商人，可以賣那麼好的價錢就賣了。
《蘋果的滋味》需要不斷的思辨，大概是做到目前最痛苦的一部，因為它不是只要敘述事件過程，還要經過沉澱、分析，才能歸納出一個概念。除此之外，我還有陸陸續續做一些小調查，還有一部吸毒的想拍，已經開始在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