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淺談轉型正義的公共化談論途徑

臺灣在1987年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迎向民主化，擁抱自由的土地；然而，我們卻在解嚴30年後，才在立法院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相較其他國家，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走得相當緩慢。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Milan Kundera（米蘭．昆德拉）

電影《返校》宣傳的Slogan「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正巧是對米蘭昆德拉這句話的呼應。壟罩著《返校》的鬼影幢幢，並非是真正的鬼怪，而是主角方芮欣身處的戒嚴年代氛圍，《返校》巧妙地將白色恐怖時代氛圍轉化為恐怖鬼影如影隨形的故事，故事裡頭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你要不便屈服於利維坦（Leviathan）的至高權力，要不就只能不自量力地揮舞著拳頭面對巨人歌利亞（Golyat）。在原著電玩中，玩家也在扮演主角逐步拼湊與查找記憶的過程裡，同時體會到兩種身分的艱難與無奈。

然而，電玩裡拼湊與查找線索是容易的，但在現實社會中，談論白色恐怖或轉型正義卻要困難得多；雖然臺灣民主化至今已經超過30年，除了當初實施戒嚴的威權政黨如今依然健在，不同族群、世代以及矛盾複雜的國族認同，也讓彼此的敘事變得更加糾結，使得臺灣社會仍深陷在負罪人及受難者的噩夢裡，遲遲無法在面對歷史記憶與轉型正義時，化解彼此間的衝突。

講述白色恐怖或戒嚴時期的電影，《返校》並不是第一部，1994年《超級大國民》已是經典級的作品，2018年則有動畫電影《幸福路上》，但這些電影都沒有獲得如《返校》創下上映首週3日票房達新台幣6770萬的盛大商業成功。為什麼過往談論白色恐怖總可能招致衝突的臺灣社會，竟然將時空背景為戒嚴的《返校》推上票房賣座排行榜？為什麼這一次電影中的歷史背景沒有成為票房的絆腳石？

玩過電玩《返校》的玩家都知道，在遊戲中，玩家需要操控主角方芮欣在灰暗荒廢的校園裡尋找拼湊完整故事的線索，尋找道具想辦法解除機關，找出過去被隱藏的真相。在這個過程中，玩家們一同沉浸在那個不知道為什麼組讀書會就要被抓走的時代裡；方芮欣是做了什麼事，必須在這幢幢鬼影的校園中遊走？高大的鬼怪從何而來？而學弟魏仲庭又為什麼會被吊在擺放國父遺像的講台上？這些疑問，都是廣大玩家在前進關卡的過程中需要解開的謎團。

有趣的是，玩家與觀眾們在挖掘《返校》故事真相的過程中，已不知不覺地建立出一個公共化的談論方式。或許我們不能一起談論白色恐怖，但我們可以一起討論方芮欣跟魏仲庭。「所以你知道方芮欣為什麼要當報馬仔嗎？」「你知道方芮欣的爸爸為什麼被抓走嗎？」當我們一同談論《返校》的情節，其實我們也正在討論白色恐怖的歷史；雖然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的歷史，然而這正是《返校》作為臺灣第一部以白色恐怖為故事主軸的商業電影，所能夠帶給臺灣觀眾最重要的貢獻──它為當代社會提供了一扇看見歷史的窗口。

臺灣人將戒嚴時期的高壓威權統治慣稱為「白色恐怖」，然而這段過去只現身於午夜惡夢，而在白天日常匿蹤的歷史，對於出生在八十年代、民主化之後的年輕一輩來說，終究必須倚靠想像力或歷史陳述。但在電影《返校》中，帶著軍帽，身穿軍警服裝的高大「鬼差」，正是戒嚴時期國家機器的轉喻化身，跟電玩中穿唐裝戴斗笠的鬼差模樣有著很大的差異。《返校》的恐怖並不是來自如《紅衣小女孩》鄉土傳說的妖怪，而是來自戒嚴時期獨有的、會勒住無辜人民喉舌、聽命於獨裁政權的軍警機關，他們沒有自己的面貌，臉是一面鏡子，逼使你不得不低下頭；將國家機器「形象化」、「具象化」成了令觀眾也能感受到「恐怖」的鬼差，這一次，所謂的白色恐怖不再那麼難以想像，而是透過銀幕現身在你我眼前。

《返校》能夠撐起票房而不愧於「商業電影」之所望，除了電玩改編的群眾基礎、並成功將白色恐怖具象化，兩個關鍵因素令觀眾能夠在歧異的認同基礎上共同肯認《返校》故事的意義與內涵，更有賴導演徐漢強在恐怖片元素與劇情敘事上的用心經營。電玩《返校》聰明地以戒嚴時期作為背景，但不以歷史中真正的受害者為主角；更以推理解迷的方式，將「白色恐怖」這個故事支解分散，並安插諸多民俗文化的在地元素，大大地降低了不認同或不認得這個歷史經驗的玩家可能面臨到的敘事衝擊。相較於電玩為了推理娛樂性而減少在轉型正義上的敏感，電影的《返校》則收束敘事，毫不避諱地讓戒嚴時期規範禁書、限制言論自由等事件浮出檯面，利用恐怖電影的基調描述出一部臺灣專屬的白色恐怖片，甚而以「活下去」與「不要忘記」等關鍵字，直指出轉型正義堅定外表下的溫柔內核。

雖有批評者認為《返校》的批判力道不足，甚至在宣傳的過程中，也似有如監製曾說過的：「避免在政治上有過多著墨」，因此被質疑與劇本的核心（轉型正義）相違背。然而，過去透過史實或寫實的故事來直接面對白色恐怖的作品如《超級大國民》、《牽阮的手》等經典作品，雖帶有具批判性的視野，但對一般觀眾來說卻可能有較高的進入障礙，使得電影叫好不叫座，難以突破同溫層，也就遑論在大眾之間建立起談論的基礎。由此看來，《返校》若非在宣傳或敘事手法上保持某種程度的模糊空間，而能在商業電影的立場上謀獲其利，又如何能在轉型正義的從影之路司所當職。或許這也是《返校》上映已來，眾家影評多願給予正面評價的原因；實際上《返校》在劇本和技術上並非沒有缺失，然而大家似乎都有個心照不宣的默契，期待在《返校》獲得商業成功之後，臺灣的商業電影可以不再避諱敏感議題、不再自我設限，讓臺灣的觀眾不用總是從《幸福綠皮書》、《辛德勒的名單》這些國外電影來遠端模擬人權自由的捍衛。

《返校》聰明而勇敢地化解了其所乘載的歷史背景可能的衝突，並替觀眾創造了一個可共同討論與面對的（白色恐怖）歷史畫面與文本。成功開闢了在臺灣這個認同與政治錯綜複雜的情境下尚能夠觸碰到轉型正義的實踐模式，形塑出雖然模糊但可感受到恐怖的共同過去，傳達在歧異的敘事中能讓多數人動容的普世價值。如果轉型正義是為了自由民主的考量而經過妥協、非理想的正義型態，那麼《返校》就是在追求自由人權的精神上，撇開對黨國專制的控訴，試圖讓觀眾體會到白色恐怖的「恐怖」以及在威權年代下無論是人性與情感都終將成為犧牲者的悲哀。傷痛的歷史不僅成為電影的記憶元素，也在票房的累積下堆疊出歷史的厚度，記住《返校》的故事，努力回顧過去，並透過記憶帶來正義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