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狂美術館》：界線內外的人性考驗

瑞典導演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編導的新作《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於去年（2017）擒得法國坎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並在歐洲電影獎大獲全勝，將代表瑞典角逐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然而尷尬的是，這部金棕櫚得獎片卻在法國老牌權威電影雜誌《電影手冊》的年度榜單裡榜上無名。事實上，《抓狂美術館》自去年於坎城首映後，便始終受到來自媒體影評的兩極評價，或有不吝給予肯定的，亦有憤怒留下差評的。而本片在故事內容上的複雜性，似乎也合理解釋了這樣的結果。

相較於導演獲得坎城影展「一種注目」（Un Certain Regard）單元評審團獎的前作《婚姻風暴》（Turist, 2014），《抓狂美術館》顯然是個更繁複的文本。《婚姻風暴》是對人性「本能」的書寫，一切肇因於一家人滑雪第二日的那場意外，雪崩時丈夫丟棄妻兒獨自逃離讓妻子耿耿於懷。此後兩人反覆向旁人重述這個驚險時刻，卻始終各自解讀，而婚姻的和樂表象也在此間一點點撕裂開來。直到丈夫哭得像個孩子，自陳其實他又何嘗不是自己本能的受害者，直到丈夫終於成功在雪地裡救回了妻子，才讓這場緣於人類本能的信任危機得到解除。而片末，當妻子同樣也基於恐懼，自顧自下了那輛在山間路上危險駕駛的巴士時，一切彷彿又走進了迴圈，影片也終於完成了對人性本能的描繪。

到了《抓狂美術館》，魯本奧斯倫談的依舊是人性，只是將著眼點挪移到了「信任」的主題上，以及其背後所潛藏的不可逾越的階級界線。只是弔詭的是，片中那些在街上四處流浪、為主角克里斯欽鄙夷的乞討者，卻也是當他陷入困境時，唯一願意伸出援手的人。比起前作對個人心理的觀望，這回的《抓狂美術館》，似乎又多了些社會剖析的重量。影片雖略顯鬆散地旁開各條支線，情節細碎（如克里斯欽的女兒參與啦啦隊表演，同樣也是需彼此信任的競技活動），但到頭來，倒也全部都打在了同一個主題上。

影片伊始是美術館長克里斯欽接受採訪，短短一場，卻彷能被視為全片寓言。美術館的文字艱澀、跳針又不易懂，甚至連克里斯欽自己聽了也不知一二。然而白話解釋起來，其實要探討的也不過就是——是不是什麼東西只要進了美術館就成了藝術品？亦即，一般物品與藝術品的界線在哪？何時會逾界？克里斯欽面對記者答問時的窘迫，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美術館「不說人話」的菁英優越感，及與一般人的距離屏障。事實上，片中也從未放過對美術館的任何一絲幽默再現，例如在那寫著「you have nothing」的裝置藝術展廳裡，坐著的面無表情的女館員，以及那一堆堆已成了藝術品的小沙丘，卻在後來不慎被清潔員當垃圾掃走。

電影海報上那個立在桌上的野人，也為影片貢獻了另一則寓言。彼時他被影像化投影在美術館的展廳裡，儼然成了一個被觀賞的藝術品。而當賓客滿堂時，他則被要求現身演出一場森林秀，繼續扮演被觀看的角色。然而情況卻愈發失控，那包不住的野性成了對美術館菁英們的最大嘲弄。於是當人們從笑鬧到緘默，再到祈禱獵物不是自己、是別人時，人性的底線也被毫不留情地赤裸揭開。

英文片名的「方框」（The Square），是即將出現在美術館的展品，由畫在地上的4X4方框組成，牌子上寫著：「廣場是信任和關懷的殿堂，在這裡，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它暗示著當人們走進了這個方形，就要互相幫助。這句話在全片有如格言般反覆出現。然而由線組成的方形，雖承載了烏托邦式的美好想望，卻也反諷地將社會上的那條界線具象化。展館裡直截了當地立牌提問「你是誰」，並讓參觀者二選一「我不信任人」、「我信任人」，更是將信任的命題剝解開來。而隨著展覽宣傳片的發想，一個以金髮小孩乞丐被炸為主劇情的極度獵奇的影片，也直接挑弄了人性的界線，即「到底要沒人性到什麼地步，才能觸及你的人性？」宣傳片所陷入的道德難題，其實也翻印著社會的刻板印象。居高位者對貧窮與弱勢的關懷，往往帶著自以為是的垂憐；而聳動吸睛的媒體策略，也恰恰投射出社會的集體冷漠與麻木。

與此同時，與美術館的展覽籌辦相對照的，則是克里斯欽被偷錢包的另一條敘事線。克里斯欽在人來人往的廣場上遭遇騙子，對比美術館的展覽文字，可見所謂信任在真實世界的廣場其實早已崩解。有趣的是，此處有人指責克里斯欽遇危急時不出手相助，克里斯欽則解釋那是他出於本能的反應，倒也巧與導演的前作主題相呼應。此後在下屬鼓勵下，克里斯欽不惜跨越道德常規，喬裝到貧民住宅分發威脅信，希望討回錢包，卻又意外被一個無辜受牽連的男孩反威脅。克里斯欽冷漠驅走了男孩，然後那聲聲「help me」卻在樓梯間久久迴盪。良心過不去的克里斯欽在垃圾堆裡翻找起男孩電話，於是那顆大雨中的俯視鏡頭也成了全片的奇觀。

此後，克里斯欽在給男孩的影片留言裡自白，更直接點破了主題。其實所謂信任危機只是表象，背後更深層的是恐懼，是克里斯欽先入為主地對那些住在貧民弱勢住宅的人有了預設的偏見想像。然而自省至此，他話鋒一轉，又扯到了政治和資產分配的結構性問題上，泛泛而論、虛張聲勢的菁英本色再現， 再度令人啞然。 

而在情感關係裡，克里斯欽又何嘗不是如此？片中他和美國女人的那場抓狂性愛，既為觀眾帶來了歡笑，卻也恰恰藉女子之口，點破了克里斯欽身為美術館長對權位的自得。他深知這樣的身份能助他吸引女人，卻從未想過負責。這也讓他無論何時都不願放下一點自尊，縱然他在某些方面是個失能者。

比起《婚姻風暴》經常性地使用鏡子來暗示謊言和婚姻裂痕，《抓狂美術館》在鏡頭構圖上則更常運用與片名相對應的方格，諸如克里斯欽在框格里接電話，克里斯欽家中牆上的方形，以及性愛時被關上的房門，既阻卻了那隻帶有幾分超現實感的猩猩的視線，也巧妙地阻擋了觀眾的。諸如此的鏡頭，無一不都在暗示著有形無形的界線。

影片最終結束在原諒與彌補的不可尋得，城裡的那條隧道，依舊分割著兩個充斥著階級差異的貧富世界。於是細細一想，片中人們那經常掛在嘴邊的問候和祝福——「Have a nice day」，也顯得格外諷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