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年代》——在多元族群社會下「改編」歷史

有幸在金馬奇幻影展欣賞了馬來西亞足球電影《輝煌年代》（Ola Bola ,2016），卻有不明究裡的朋友質疑這部電影如何跟「奇幻」扯上邊。在此，請容我擴大奇幻的定義，胡謅般地解讀。

第一，《輝煌年代》劇情確實沒有絲毫奇幻色彩，但當你知道該片只花費五十天拍攝、四千萬預算，頓時間，它奇幻了；第二，跟電影本身無關，能在西門町日新威秀IMAX大廳看一部融合英語、國語、粵語、閩南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的「馬來西亞足球電影」，對台灣觀眾而言，同樣也未免太奇幻。回想，上次買票進入這廳看戲，看的可是《蟻人》（Ant-Man, 2015）呢。

《輝煌年代》講述的，是一段1980年代的大馬足球奮鬥史。這支由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三族群共組的奧運國家隊，不分人種、膚色、語言，心繫一項終極目標──闖進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然而，如同由馬志翔執導的《KANO》（2014）一樣，族群歧異從來不是影片的重點，即便外貌不同、語言不同，本片球員們最大的衝突也從不在此。

《KANO》的嘉農棒球隊是日本人、漢人和原住民的三族共和，然而，我們也許可以視為這是編劇魏德聖與陳嘉蔚善意的借古喻今。說白點，無論本省、外省、原住民、新住民、藍色還是綠色，同是落地深根的台灣人，別分你我，團結才是力量，前人可以做到，現在可有不行的道理。

如果說《KANO》還有些許隱晦，那《輝煌年代》就是再直白不過的政治寓言，提到「政治」兩字不免敏感，人們總愛說「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一如不少體育迷常掛在口邊的「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然而，《輝煌年代》值得玩味處也正在此處。劇中，這群熱血男兒投入了大量時間與精力，無非是一心為了取得奧運參賽權，但他們卻在決賽當下被告知，為反制蘇聯入侵阿富汗，馬來西亞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抵制運動。因為政治，長年來苦練的心血一夕泡湯，連舞台都沒資格上，何來「體育歸體育」的空間呢？既然已確定無緣奧運，何不索性棄賽？經過一場更衣室裡的激辯，球員們重新找回了上場奮戰的原因，回到了綠茵草皮上，在球迷歡呼聲的簇擁之下，在比賽終了前，靠著馬來人阿里踢進關鍵一球，以三比二擊敗宿敵南韓取得勝利。球評、球員和球迷無不為之歡騰，電影也因此有了完美結局（當然，聰明的青元導演沒有告訴我們，當年的美國盟友南韓也理所當然的抵制了奧運會）。

然而，如同一部「史實改編電影」的必然命運，該片接著面臨到的無疑是歷史迷的放大檢視。姑且不論最終這場決戰的比數其實根本不是三比二，而是二比一......這確實無傷大雅，各多進個一球，比賽刺激些。真正最大的爭議點在於，最後踢進致勝一球的，並非馬來人，而是華人球員。實際上，劇情中進球的阿里其原型哈山沙尼（Hassan Sani），在史實上是這顆致勝球的助攻，而非射門者。

莫非，心向族群和平的青元導演，為了強調這支球隊不分族群，寧願竄改史實，扭曲真相嗎？先前受訪時被問到這個問題，導演只回覆到：「我沒有很了解整件事，但整個電影情節和人物背景是虛構的，只是被當年的真實歷史事件啟發，希望大家能以電影的角度去欣賞。」確實，在片末，觀眾可清晰見到數行饒富深意的「警語」，提醒我們這部片只是依「真實事件啟發」而已。不過，導演的諸般聲明反而更加啟人疑竇。在宣傳期間，導演就聲稱自己花了足足一年時間做口述歷史，訪問當年的球員相關人等（甚至球員本尊在劇中也有客串），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確認導演絕對在劇本創作階段便確知進球者是華人。那為何不乾脆直接依照史實，讓華人建功呢？

為解開這個謎團，請恕筆者岔題，談談馬來西亞的國內現況。如同電影中回顧的八〇年代，現在的馬來西亞依然是由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三族組成。論起人口比例，馬來人占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相較約占百分之二十六的華人，是絕對的強勢。不論哪個族群對這個國家的貢獻多寡，不像讓各族裔輪流擔任總統的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馬來西亞建國迄今59年（未來兩年亦然）以來都是由馬來人所屬的巫統和其聯盟政黨占據政權（馬來西亞的國家元首是由九個馬來州屬的馬來統治者在統治者會議中選出），長年來鮮少有華人和印度人發言的餘地。

至於就電影產業面來切入。則可從1969年談起，當年的一場大選後引發著名的「五一三事件」¹（註：後補），造成嚴重傷亡。事後該事件被定調為馬來人與華人的種族衝突（兩族經濟地位相距懸殊，人口較多的馬來人居於經濟弱勢）。因此，以馬來人為首的執政政權開始實行新政，致力提升馬來裔的經濟地位。此後，政府更試圖打破華裔資本對電影工業的壟斷，在1981年，馬來西亞立法成立了國家電影發展機構，訂定了「必須要有60%以上的馬來語對白才是本國電影，否則不得享有租稅優惠」²等法規。在馬來國族主義的籠罩之下，華語和印度語等其他族裔電影迅速遭到邊緣化。

直到九〇年代，較為廉價、便民的數位攝影機引進，拍片的門檻降低，使得馬來西亞迎來一波電影新浪潮，其中也帶出大批華語獨立製片，部分影片甚至得以入選國際影展。但由於受限政府的語言限制，這些影片多無法獲得補助與優惠，即便在國內上映，也因藝術觀眾人口過少，且戲院普遍重視商業利潤，而草草下片。在這個背景底下，青元導演的華語電影《大日子》（2010）橫空出世，這部賀歲電影在國內（當然，僅限華語圈）獲取票房佳績，同期由阿牛導演執導的《初戀紅豆冰》（2010）更因一系列風波促使了上述語言限制的廢除。2011 年過後，國家電影發展機構修正條例，不管電影語言是馬來語與否，只要配上馬來文字幕，同時電影50%以上是在馬來西亞取景及超過51%的電影版權屬於馬來西亞人，便可獲承認為馬來西亞國片。

華語電影的票房成功及政府制度的修訂，使得企業主願意放手投資拍攝華語片。青元導演在此之後陸續創作了華語電影《天天好天》（2011）和《一路有你》（2014）皆獲得馬華市場認可。若說大馬華語電影的成就是一波電影浪潮，這就是前無古人的第一波浪襲了。作爲華語電影的先鋒者，青元導演的新作《輝煌年代》，則更凸顯了他的商業企圖心。志不僅僅在華人市場，更是放眼全國。

回到正題，我不敢妄加臆測讓馬來人踢進致勝一球，是不是能幫助《輝煌年代》在籌資、拍攝或後製各階段更獲得政府、企業的支持。然而，能確定的是，導演絕不可能天真的認為為了族群團結，「誰進球沒有差」。

說青元導演向馬來人卑躬屈膝了，不如也能說，這或是一種必要之惡，或說折衷。如果依照史實讓華人成為致勝英雄，固然可以讓青元避開種族爭議，但卻也多少會喪失馬來人對該片的認同感，馬來裔種族主義者亦大可指控青元導演借題發揮，將華人供為一個三族共和球隊的大英雄，另有暗示等等。進而，也可能對票房多少有些減損。也因此，為了成就一部馬來西亞國族神話，青元導演不是別無選擇，但他無疑做出了一個相較對電影推廣（賣座）更有利的決定。

另，撇開種種陰謀論，樂觀看待，我們也能將之視為一個別出心裁的社會實驗。搜尋關於本片的幾個關鍵字，我們也能知道片中全然隱身的種族歧異，其實在馬來西亞所在多有（就在去年九月，二十五萬個馬來人召集了支持政府的集會，卻中途演變成衝向唐人街的反華示威）。原來1980年代的馬來西亞國奧隊，終究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想像。

《輝煌年代》終究有關政治，畢竟凡事都脫離不了政治。誠如劇末的台詞：「我們說著不同的語言，但唱著同一首歌。」青元導演的借古喻（籲）今，讓電影總結在最後的大遠景下的豐饒地貌，以及飄揚的大馬國旗。對比現況，《輝煌年代》中所描述的八〇年代，不分你我的國族精神，是何等奇幻？

電影能不能造成改變？在金馬奇幻影展的映後座談，一位馬來西亞華人觀眾的發言令人印象深刻。他向導演提及自己是第二次看片，第一次在本國觀賞時，他驚見自己身旁坐著的是馬來人的同胞（馬來西亞的國片，往往在分眾上是很明確的，如此成功的三族共和商業電影，幾乎是首見），當在電影激昂處，全場可是不分族群的一起高聲歡唱。

誰會想到，劇中三族共和的烏托邦理想，竟能在球賽後三十六年後，於一間間戲院中再現，何等奇幻？

拐個彎回來，筆者另也由衷嘆息。來自東南亞的華語電影在今年上半年來台進行院線映演的就有兩部。首先是來自新加坡的，陳子謙執導的《想入飛飛3688》（2015），接著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輝煌年代》，兩片的質量顯然已能與台灣電影分庭抗禮。在現今華語電影版圖來看，東南亞華語電影確實位於邊陲地帶。然而，上述兩片的實力已證明了星馬華語電影的整體水準提升（還未提近期坎城一種注目單元，同樣有新加坡電影入選）。

更尷尬的是，《想入飛飛3688》以台灣歌手鳳飛飛為題，比台灣還早取用了這個題材。《輝煌年代》雖是師法《KANO》（請來台灣攝影指導秦鼎昌掌鏡，音效則是杜篤之負責，都是《KANO》班底），但足球題材，台灣同樣也有傳奇故事值得開發。在1954年和1958年，中華男足連兩屆擊退南韓隊榮獲亞運金牌，在1960年甚至踢進羅馬奧運會。然而，弔詭的是，幫助台灣足球登上巔峰的卻不是台灣本土球員，而是在特殊政治環境下披上我國戰袍的香港人……何等奇幻？

看看自己，再看看別人，怎能不望洋（巴士海峽）興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