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生活的顏色——「2016 高雄電影節」應亮專題導讀

第一次聽到應亮導演的名字，是從一位中國大陸電影工作者的口中：他因為拍了一部關於楊佳襲警案的劇情長片，家人遭到警察單位監控調查。那是2012年，應亮因拍攝關於楊佳母親在楊佳被審判並執行死刑期間被帶往精神病院監禁的過程，即《我還有話要說》，此後被迫流亡在香港。

幾年後才知道，現居香港的應亮已經與太太生下一名孩子。因為應亮與其妻回不去大陸老家，老家的岳父岳母也礙於敏感不便到香港探視，只好約定了在第三地台灣碰頭。但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老家的岳父岳母只好加入陸客觀光旅行團來到台灣。就這樣，應亮一家三口降落台灣，由南到北追著旅行團觀光巴士，在一整天奔波行程結束後，才能於下榻飯店附近碰面。

這是怎樣的一種生命政治，會形成這般荒謬的場景？但別太過妖魔化共產黨，別忘了，幾十年前，國民黨威權也是用同樣的手段打壓海內外異己。兩岸三地因著政治產生的隔閡、人際關係的破碎，需要以更大耐心去細緻地理解。

應亮1977年生於上海，重慶大學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是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之一，同時參與策展、導演、評論、教學。應亮自學生時期開始，都先從日常生活中把握觸動人心的片段場景，由此展開對城市變化與生命困惑的深刻表達，至今完成了15部短片，2部劇情長片。這次高雄電影節選映的是幾部較有代表性的短片作品。

從出生地上海市到四川自貢市，一部部短片留下他對社會與人的觀察。2004年短片《回家看看》（The Missing House）描述少年犯陳軍在春節前夕獲准回到自貢市老家，沒想到父親買的新房卻成了大飯店。2008年《我愛湖人》（I Love Lakers）從熱愛籃球的小男孩視角出發，他在學校籃球隊裡年紀最小，脾氣卻最火爆。他逃課、抽菸，家裡還有個酗酒老爸，一見成績單就動手打人，而他的心願不過是自由吹風、飽餐一頓、見到心愛的籃球明星。2009年《蝴蝶的顏色》（Medicine）是關於鄉村的孩子，小女孩孝順地為奶奶熬藥，卻不小心被反鎖在屋外，急得四處求救，但大人閒她煩，男孩忙著貪玩，誰會對她伸出援手？對於農村、縣城、大城市中普遍存在卻常常被忽略的孩童純真心靈，應亮往往給予溫暖關注，又直面現實的殘酷，令人不禁聯想到魯迅的名言「救救孩子」。

更不能錯過的是得到「鹿特丹國際影展短片金老虎獎」的成名作《慰問》（Condolence）。影片改編自真實事件，2004年一場公車意外事件奪走了老婦的丈夫與娃兒，市裡的領導們紛紛前來向老婦致意，記者以攝影機麥克風詢問老婦的心情，老婦坐著不動，看人群們前後簇擁，達到目的後離去。全片一鏡到底，用19分鐘貫串葬禮進行與屋間裡外，精彩的場面調度與聲音，展演一場華麗又荒謬的慰問。

而致使他被迫流亡香港的《我還有話要說》（When Night Falls），是取材自2008年發生於上海的「楊佳襲警案」，一名青年持刀闖入公安局，造成六死五傷。事件發生後，楊佳被迅速判處死刑並執行。這起事件的調查過程爭議重重，媒體報導也完全在掌控之下。《我還有話要說》從楊佳母親的視角出發，關注她被帶往精神病院監禁，以及獲釋後的生活日常。大量固定不動的長鏡頭，空間與色調呈現出陰沈奇幻的質地，並融合紀實與劇情，在片中重構法庭審判過程，為事件的倖存者，鋪一條通往正義的道路。

《我還有話要說》的誕生源於2011年時應亮受邀至香港演藝學院擔任駐校藝術家的機會。在香港，他興奮於這個城市處處充滿驚喜與刺激，比如有基本的言論自由，公平正義比較容易得到認可，與人交流時亦無需自我審查。應亮六四時去維園參加紀念活動、閱讀中國買不到的禁書，「這段時間內，人格難得比較健康，這種舒服的感覺是過去沒有的，儘管香港也有很多問題，是一個不完滿的社會，但當時對我是特別有價值，讓我感受到對未來的盼望，也直接導致拍攝《我還有話要說》，我可以毫無顧忌去寫劇本。」

過去，香港本地人把他當成中國來的導演，大家對他禮貌客氣，處處配合使用普通話，也因為當時中港矛盾尚未如此劇烈，不可同今日而語。

然而就在《我還有話要說》剪輯後製之時，事件發生了，他被迫留在香港，回不了家。應亮當年的事件是兩地電影圈熱門話題，香港主流社會為他打抱不平，也有人持刻板印象，認為他是受中國迫害、流亡出來的民運人士；也有些有中國大陸背景的留學生，與他切割，漸行漸遠。

2012年事件發生後，居住於香港的這些年，應亮並沒有很快再度開始拍片。他說，來到香港前，中國的處境很長一段時間讓他覺得無奈、看不到希望，包括創作上、策展上、教學上，方方面面都碰到了瓶頸。

應亮不諱言，當時單一的符號化讓他覺得不太能接受，他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個藝術表達自由受到侵害的電影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但是，「從今日的眼光來看，它確實就是一個政治事件，他超越了藝術家、電影導演的範圍之外。」時至今日，應亮回顧當時心境，誠實地反思了自己。

更迫切的是生活中的磨難，在高房價物價的香港生活不易，突然遭逢劇變，命運急轉直下，除了媒體上的風風火火，最重要的還是穩住生活。多數時候，應亮疲於奔忙，來不及感到無奈或害怕。一年後，小孩又出生了。

這幾年應亮開始學習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掙活、生存。敵人從中國共產黨變成維生金錢計算，過去習慣的技能（應對政治審查、權力壓迫）在這裡全派不上用場，他得做兼職教師、寫文章、開編劇班、在家裡附近種地，想辦法自己張羅吃穿用度。但應亮樂觀地說，「這個過程挺好的，讓我體驗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必須上班的滋味。」過去因為四川消費低，有條件創作，到了香港，時間全花在維繫生存上。「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現在，只是愈來愈習慣了，也懂得怎麼去處理。我很幸運得到很多香港朋友的幫助，讓我可以一直生活到現在。有些周邊朋友本來就比較了解我，他們盡力給我建議，設法給我幫助，成為一種莫逆的交情。」他認為，這樣在城市中不多見的革命情感與信任關係，未來也會繼續下去。

應亮不避險地直白表達政治立場，他為文譴責日前趙薇《沒有別的愛》劇組切割男主角戴立忍一事、公開支持香港獨立電影《十年》爭取民主自由的立場、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審查上的種種保守，甚至對於立場不夠鮮明的獨立電影導演也抱持懷疑態度。他認為，獨立地下電影的意義，就是為了要對抗審查與不自由的。

只是剝離了過去的脈絡，掉落到香港，也直接造成創作上的困難。不僅不知道要創作什麼，也沒有時間、金錢等條件去創作；更直接的是，當沒有了電影審查，作者要表達什麼？這都是直面創作核心的問題。

「在更自由的世界中如何更進步？什麼是自由？什麼是電影？我對中國的歷史有沒有更深刻的重新詮釋？創作畢竟還是讓我感到生命價值的事情，雖然我在《我還有話要說》之前已經停滯創作，但那是主動停下來，跟到香港之後被動地沒有辦法創作不同，其實很難受。」

2015年下半年，應亮開始準備拍攝《9月28日．晴》（A Sunny Day）。那時此刻，他才發現，過往在中國創作獨立電影時，遭遇的設備缺乏、生活困難、審查問題、家人不理解等困難。「當時已經可以去面對這些了，用一種不知死活的精神，我突然想起我是這樣過來的。」應亮像藉著重新拍片，忽然想通了過去幾年沒打通的糾結：現在不過是困難換成了別種面貌，要在這麼高消費的城市中生存下來，在資本主義生活中要拍片的代價可能是更高的。「我當年能克服，我想現在也可以用同樣不知死活的勇氣去面對，我拍這部片時慢慢調整，把工作重心轉回創作上，做了多方面的準備。」應亮花了很多力氣，嘗試不同方式，包括大量閱讀香港的歷史與小說、努力理解香港的情境，更落地靠近這個城市的核心。也給自己訂定了些目標，要繼續拍短片。

《9月28日．晴》有著香港2014年雨傘運動的背景。就在街頭衝突全面爆發前夕，女兒回到老家，希望與即將搬進老人院的父親吃頓午飯，父親年老獨居的模樣喚起她心中無限感慨。當她轉身走向充滿胡椒噴霧與催淚彈的街頭，父親支持的眼神與午後溫暖的陽光，看來離情依依。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應亮與學生們在街上拍攝，與參與者聊天，也因為自己的大陸口音被質問。他總說，生於亂世，必須努力學習。

面對未來，面對長年回不去的無望，說到這個應亮語氣中還是透出無奈。「再過幾年父母老了，家裡開始有些變動，會愈來愈明顯。但因為回不去，沒辦法改變，再過五、六年就會變得很困難。這個我沒法應對，完全束手無策。幸虧我有媒體表達的能力，通過拍攝、寫作可以紓解，但無法解決。」

不管被動或主動，應亮是希望留在香港的。在香港，中國大陸移民成為永久居民需要七年。若從2012年算起，至今四年，還需要三年，應亮才能擁有另一個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