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控管，雙面外交——《新聞不死》×《伊朗全面噤聲》雙導演對談
2016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TIDF）甫結束，帶給觀眾許多來自遙遠地方的影像、知識、與歷史。我們特別挑選兩部關於媒體新聞自由、國家機器控制的紀錄片作品：《新聞不死》（Checks and Balance）及《伊朗全面噤聲》（Remote Control）。這兩部片分別入圍國際競賽與亞洲視野競賽。我們在影展期間趁空邀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導演馬列克．班斯麥爾（Malek BENSMAIL）與匿名的伊朗女性導演於飯店進行對談。正如《計程人生》中，賈法爾．帕納希（Jafar Panahi）必須隱藏在計程車中觀看社會百態，伊朗導演選擇保護自己與被拍攝對象的方式便是匿名。
《伊朗全面噤聲》中，鏡頭深入多個家庭客廳，請聽他們如何對著電視上的政治人物發表意見。時間正值2013年總統大選前，然而源自2009年的大型街頭示威運動「綠色革命」，甚至更早以前的傷痕，還在伊朗人民的精神與身體上作用著。《新聞不死》則深入《祖國報》的報社內部，觀察一群熱血的新聞編輯、記者如何冒著生命危險採訪，也在他們洶湧濤辯中看見種種宗教文化差異與社會政治肌理。導演提及，阿爾及利亞經歷150年法國殖民統治後於1962年獨立，1990年開放報禁，但印刷廠仍由政府控制。《祖國報》正是因為擁有自己的印刷廠與報社，才能夠運作。《祖國報》的發行量有14萬份，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報，因致力於民主自由價值與反抗運動，而同時不被政府軍與伊斯蘭反對黨所容。
本場對談圍繞著國內肅殺的政治氛圍與變革展開，他們同時也提及，國內情況與執政者企圖營造的國際形象不同。透過紀錄片，觀眾得以顛覆原先刻板印象，窺見一方真實，更加理解其他區域當代的政治與媒體狀態。即使分處中東、北非，因為殖民統治與教育的影響，兩位導演椅法與進行對話，以下是對談內容精采節錄：
兩位的電影都與國內政治情況、媒體環境有關，但台灣觀眾對於兩國的狀況都不太熟悉。先請兩位導演談談國鬧的具體情況，2009年綠色革命與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後，兩個國家各自經歷了什麼狀態？如何選擇切入角度？
無名氏：當代的政治狀態非常複雜，只能講我們所感受到的。2009年六月大選之前，伊朗給外界的印象非常民主，人民可以自由交談，但選舉期間發生很多不當操作，有各式各樣的傳言。選舉結果是保守派以63%的得票率贏得選舉，人們非常震撼，沒辦法相信這件事，勝選的保守派甚至覺得自己被人民責罵，是民主的受害者。
選舉後，人民開始大量上街頭，大約有三百萬人，要求重新調查選舉過程，查驗選票。但持續了三天的和平沉默示威完全沒有用。一年後，政府對人民的反對意見打壓愈來愈嚴重，不只檢查來自外地的記者、生意人，也會控制國內人民的言論，不讓我們得到外界新聞資訊。媒體網路被控制，我們只能翻牆。一年來，外國媒體被遣返，記者也不能進行報導。因此很多伊朗人開始拍攝自己的小型報導，但狀況愈來愈糟糕，演變成扣押、毀壞紀錄資料，甚至殺人、抓人，並逮捕軟禁了兩個反對黨領袖。
2009年發生綠色革命時，我在巴黎得知此消息，後來又去美國拍片兩週，2009年底回到伊朗，開始進行訪談、拍攝。會開始關注這件事，是因為我的許多朋友都不眠不休在網路上關注伊朗的情況，好像中毒一樣，我很好奇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偏執狀態？事件一年後，我跟朋友開始收集我們拍攝的片段，追索很多當時的痕跡，儘管影像的品質不佳，但重要的是有很多對話、討論。《伊朗全面噤聲》在國際上得了很多獎，引起伊朗政府的關注，他們要求我們修改影片內容，避免我們危害到國內「善良風俗」。正因為政府對於人民發聲的控制非常緊縮，因此這部片是權力結構下的結果，也是影像本身的力量，也是我會選擇匿名的原因。
馬列克：聽起來伊朗與阿爾及利亞非常不同，伊朗人民可以上街頭，但對外形象很不民主。相較之下，阿爾及利亞國內可以自由拍攝，但禁止公開放映，電視上也不能播出，只能在國外放給外國人看。這是因為阿爾及利亞政府想要滿足西方世界對於阿爾及利亞民主的想像。阿爾及利亞對外展現得很民主，但國內是不能夠上街頭的，任何社會運動都是不可能的。
無名氏：現在伊朗也不可能上街頭了。
馬列克：我必須從時間順序來談。阿爾及利亞在1988年進行了一連串政治改革，為期兩年左右，很多反對黨出現，形成多黨政治；然而1990年開始，總理禁止電視、廣播批評政府，只剩下報紙可以批評政府。到了1991年，空間萎縮，只剩下一個伊斯蘭教反對黨FIS，阿爾及利亞有很多市長、區長都是這個黨派出身的。從1990年到1995年，執政黨對於反對黨、反對言論的壓制愈來愈嚴重，使得政黨論替或政權移轉不可能出現。
透過這個反對黨，阿爾及利亞政府對外界維持民主形象，但其實國內的壓制是很嚴重的，1995年後十年間有2萬人死亡、1萬人失蹤，幾乎沒有反對運動。會有這麼多人死亡，代表這是一個政府默許、有目的的政治屠殺，有很多由武裝份子組成的保守派小團體在城市、鄉村抓人，政府表面上會去慰問這些被屠殺的受難者，但其實這些小團體都與政府掛勾。阿爾及利亞的政治是我們無法想像的，所有人民都被控制，即使有部分開放媒體進行批評，也都只是維持表面的民主空間，釋放社會的負面能量。對他們而言，這也是在滿足西方，近年這種假動作、反向操作更為明顯。行政部門的任何決策基本上都是靠軍人與黑道在運作，背後有很多利益勾結。
無名氏：伊朗在1979年發生過政權移轉，推翻美國支持的王室政權，但這正好給了後來執政黨藉口，變得更保守壓制。伊斯蘭教推翻王室貴族政權，當時開始就維持多黨制，包括左派政黨、共產黨，但後來發生戰爭，政黨就變少了，即使1990到2000年時是改革派執政，進行政治改革，但當時的所有政黨都是伊斯蘭教，也都是保守派。後來憲法規定不能一直連任，即使掌權15年也無法真正改變實際情況。
然而，都是伊斯蘭政黨也會出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伊朗晚上會檢查喝酒的人，有次半夜兩點，我跟朋友喝了酒走在路上，被攔下檢查，但可能因為我們穿著乾淨，於是被放行。當國家政黨全都是伊斯蘭教，對於人民的管制反而比較鬆散。
馬列克：阿爾及利亞的總理現在已經連任四次了。
無名氏：即使過去有過改革，但伊朗現在不管是改革派或保守派都差不多，因為宗教仍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反對黨也一樣。對於「民主」，我是存疑的，因為我在法國，當他們認為你是恐怖份子，也可以破門闖入民宅逮捕你。即使是民主國家，只要執政者覺得有危險，就會啟動自我保護機制。
拍片時有立即遭遇危險嗎？
馬列克：我想先解釋紀錄片的狀況。紀錄片的拍攝本身就在測試國家民主的程度。不管國內看不看得到，都還是一定要拍。只有拍攝才能測試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行動，所以我認為影像創作是與民主互動很重要的一環。
阿爾及利亞政府其實對導演不錯，你甚至可以申請國家層級的許可證，甚至出動警察保護，然而影片不能夠在國內放映，只能在國外播放，理由是會破壞當地風俗。例如《新聞不死》可以來台灣播放，是因為政府覺台灣人是成人，阿爾及利亞人是小孩。
無名氏：伊朗的電檢制度非常嚴格，我們到家庭中進行訪問，也是被禁止的，因此這部片等於是私底下的偷拍。伊朗國內，例如德黑蘭大城市裡有非常多的電影院和電影製作，不論劇情片或紀錄片都有，唯一的前提就是不能挑戰政府。在電視上，你看到的也往往是那幾張臉，人們常常拿這些政治人物來開玩笑，就像影片中看到的一樣。
《伊朗全面噤聲》因為大部分都在室內空間拍攝，比較不會有立即的危險，但因為準備拍攝、採訪時需要在外面跑，很容易會遇到拍攝許可的問題，但申請許可非常耗時。因此我必須製造假文件。我身上有很多不同的文件，並攜帶非專業的爛機器、假裝成學生拍片以應付盤查，如果真的被審問，我還會準備假的母帶，必須做很多假動作。如果真的騙不過，就必須隨時準備逃跑。因為拍攝量很龐大，剪輯工作也花費了很多時間。
馬列克：劇情片有取景需求當然需要申請，但紀錄片許可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因為即使在美國、非洲都可以拿起機器直接拍的。而申請許可本身也是很分歧的，在阿爾及利亞，即使你拿到政府許可，但若到了鎮上，當地鎮長可能會不接受許可證，甚至警察也可以隨時終止拍攝。
以《新聞不死》來說，我主要的工作是跟報社成員協商、溝通，取得他們的信任和保護他們，因此拍片之前我花了三、四個月讓他們習慣我的存在，就像蹲點，不管有沒有事發生都要去。但這不是說讓他們沒有意識到攝影機存在，只是比較適應，需要很多準備工作。我真正的工作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想呈現出他們的人格樣貌，在我的影片中，也很多空鏡頭是很重要的，比如沉默、遲疑的時刻，都必須進行拍攝。
為何選擇這樣的題材？如果只能在國外放映，想對國外的觀眾傳達什麼？
馬列克：1962到1990年，阿爾及利亞有單一的紀錄片頻道，但也只看到的政宣片。我現在拍攝的影片即使無法立刻給國內的人看，都還是很重要，因為政治總是會改變的。拿起機器進行拍攝就是為了保留當代的記憶，我們的現狀是不民主的，但不論是作家、導演可以用創作民主化，我相信民主的狀況未來會改善。有朝一日，當阿爾及利亞人擁有自由民主，總要有過去的東西可以看，看見這些記憶的紀錄，藉由這些東西了解過去。
無名氏：伊朗的狀況有點不一樣，我一開始和朋友拍攝短片，也想要發展成長片，但會碰到很多困難，因為政府對於拍片限制還是很多，特別是政治議題。你完全不知道他們的標準在哪裡，影片可能被卡掉，導演可能隨時被盤查，各種狀況都有可能遇到。
這次來台灣，有許多觀眾關注細節和訊息，我也期待台灣觀眾可以直接主動表達感覺。
馬列克：我們最容易看到的是暴力、動作，但紀錄片比較多是關於國家的歷史，我希望觀眾不要害怕看不懂的影像或不了解的事情，因為一部電影追求的並不是國際性的理解，有時區域性的了解更重要。電影不是給出什麼樣的訊息，而是我們在裡面感覺到什麼，例如他們的努力與鬥爭。希望先讓觀眾感覺到一些感受，接著就會想去了解更多資訊，了解阿爾及利亞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