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遊牧影展】素人的政治覺醒——專訪中國紀錄片《流氓燕》導演王男袱

我們或許都不時聽說過中國當局對付異議份子的手段，但當實際的影像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時，那種自國家機器、體制鋪天蓋地而來的暴力，仍會讓人不寒而慄。為2016城市遊牧影展揭開序幕的中國紀錄片《流氓燕》（Hooligan Sparrow，2016）便是中國體制暴力的直擊記錄。而導演王男袱不只是一位見證者，更因這部她人生中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她自己也成為了受害者。

2013年，王男袱帶著攝影機從讀書的紐約回到中國，拍攝網路上人稱「流氓燕」的性工作者維權人士與性病防治工作者葉海燕，過去葉海燕為了瞭解性工作者的實際生活，打著「免費提供農、工性服務」的名號在妓女戶裡接客，也因此在網路上聲名大噪。在王男袱拍攝的當下，葉海燕正與同行的維權民眾、律師一起到海南島，彼時海南島發生小學校長以自己學校女學童當作給官員的「獻禮」、造成女童被性侵的重大案件，社會一片譁然，當局卻消極偵辦，並封殺一切消息，犯案官員除了要求和解，也誣指女學童從事性交易，企圖換取中國刑法上較輕的罪刑。而葉海燕一行人便是希望透過抗議活動讓議題升溫，不讓官方「河蟹」成功過江。不料，待抗爭成功落幕，海燕回到廣西住處之後，官方開始透過莫須有的理由以及黑白兩道的勢力，展開為其好幾個月、跨越省分的騷擾。不僅如此，就連與海燕分別之後，本片導演王男袱也依然遭到警方關切，影片拍完後至今還沒回過中國。

看到一個中國紀錄片工作者拿起攝影機見證國家安全機制對於異議人士的打壓，我們大概會以為，王男袱就像其他的紀錄片工作者那樣，是個長期關注維權議題的有志之士，其實去到美國以前的王男袱，和紀錄片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交集。大學在中國念英美文學的她說：「我是2011年因為在美國攻讀新聞、學紀錄片，才開始接觸到這個創作媒介。做為我這個年紀的人，有很多中國年輕人是一輩子沒有看過紀錄片的。中國信息非常封鎖，平時除非在運動圈子、紀錄片圈子活動，否則沒有什麼渠道可以看到。而電視裡播的紀錄片，大部分都是關於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小吃，所以我的朋友大部分都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以為就是拍些吃的、地理風俗等題材，這些都還是上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也因為訊息的封鎖，在她回到中國拍攝她人生中第一支紀錄片之前，他對於中國公安系統打壓異己的手段一概不知。「拍攝這部紀錄片，讓我覺得自己好像活在『楚門的世界』，拍完突然醒悟，原來過去活在謊言之中，有人建了一堵牆，牆外維權人士的生活、經歷，平時街上有多少國保（國內安全保衛警察）、便衣警察，做為普通人，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這樣的覺醒來自無心插柳。拍攝葉海燕，一開始只是王男袱一個無關政治的簡單念頭，她想要透過葉海燕，接觸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性工作女子，做為第一部紀錄片的拍攝主題。因為中國網路訊息的封鎖，她起初對葉海燕的維權背景一概不知，後來聯絡上葉海燕，並無意間參與了他們在海南抗爭的討論，才開始對他們的努力產生了興趣。但王男袱應該沒想到，拍完這部紀錄片，眼前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了。

除了目睹葉海燕受到的種種騷擾與威脅，在開始拍攝沒幾天後，警察也找上王男袱的家人，震撼教育於焉在王男袱自己的身上展開。「我當時才發現，原來對人民監控所佈下的網是這麼的嚴密，我只回去中國不到一週，甚至也還沒有回家，也沒有和大學的朋友聯繫，就立刻有人找上我江西的家人，在上海的同學、室友某天中午也被警察帶去問話，盤問他們『知不知道王男袱最近在做什麼？她在美國做什麼？』我的身份、訊息，他們無一不知，對我是比較大的打擊。」也因為政府嚴密監控，拍攝時種種恐懼、憤怒、無助的心情無處傾訴，攝影機反而成了她心情的出口，每天晚上她都將攝影機對著自己，拍下影像日誌，「這是我拍攝時的一種自我心理治療。」王男袱說。

拍完《流氓燕》，王男袱認為短時間內還無法確切說出這一切究竟改變了她什麼，但肯定的是，她的人生已經受到巨大影響。「以前，審查、監控、政府、軍隊這些東西，對我們而言只是一個概念。但突然間，它變成一個有形的、摸的到的，真實呈現在你面前，是無處不在的。」

除了政府無形的手突然現形，她也看見了中國政府在媒體、教育系統裡的那一片曲光鏡，還有這面曲光鏡折射出來的假象如何深深烙印在人們的腦海之中。「在此之前我的20多年人生對維權是毫不知情的，因為中國媒體不會報導相關訊息，就算報導，也是將這些人士描繪成極端份子，因為腦子有問題才會去抗議、挑釁政府。你也會跟著相信這些人都是有問題的。接觸了以後才知道他們都是普通人，一樣熱愛生活，相信正義，非常無私的去做這些事情。」

她也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政府、媒體口中腦袋有問題的人。「包括一些最要好的朋友都不相信我做的是正義的事，當國安、國保找上他們的時候，因為大家自小相信政府、相信權力，自然而然便認為我做的是壞事，一定犯了什麼違法的事，甚至有人以為那是因為我去美國，被美國的反華勢力給洗腦、利用了。既使我給他們看我的拍攝素材，告訴他們我的親身經歷，他們也會說：『你應該向上級政府報告，不應該在國外公佈，這樣有損我們的國家形象、國家利益。』這些思維都是傳統教育洗腦的結果。面對這些深植人心難以改變的思維，我是很挫敗的。」

談到覺醒的困難，王男袱仍希望未來能夠讓更多中國人民透過看見她自己在《流氓燕》中的親身經歷，「這次隨著影片去了很多國家，也和很多國家的機構交流，問過他們怎麼樣可以改變中國，多數人認為歸根究底的關鍵還是在中國。除非大部分的人覺醒，否則是無法改變現狀的。我知道這部片子在中國放映會有非常巨大的困難，目前唯一的渠道應該是在國外取得一定的聲望之後，這部影片毫無避免的一定會透過各種可能的形式流傳到中國。最能改變的影響力還是來自於中國本地的民眾，我希望最終能夠在中國可以大範圍的被人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