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幽谷：蕭菊貞《我們這樣拍電影》記錄國片復興坎坷史

曾在2001年拍攝台灣新電影紀錄片《白鴿計畫》的紀錄片導演蕭菊貞，這次再度以攝影機見證台灣電影如何從2000年起低潮的幽谷行，篳路藍縷地行至近年的柳暗花明，拍成了長片新作《我們這樣拍電影》，本片也入選了今年的金馬影展「台灣製造」單元，將在下週11月19日進行台灣首映，帶觀眾看見台灣電影工作者為電影賭上一切的堅持，感受他們對社會脈動的真切關懷，以及他們對真實的追求。

《我們這樣拍電影》（Face Taiwan）的拍攝，緣起於韓國釜山影展附屬電影基金「亞洲紀錄片連線」（簡稱AND）為慶祝釜山影展20週年，與韓國公視「韓國放送公社」（簡稱KBS）合作，推出「亞洲電影的力量 The Power of Asian Cinema」系列節目，邀請十位不同亞洲國家的電影工作者，以紀錄片的形式介紹各國電影的故事，釜山影展也在十月的影展期間為所有完成作品舉行大銀幕首映。因為配合電視台的節目長度需求，每一部作品長度都是52分鐘，但有不少創作者都繼續將作品發展成長片，包括這次蕭菊貞將在金馬影展放映的《我們這樣拍電影》長片版。

「The Power of Cinema」系列的製作時間只有極短的五個月，因而，部分的導演選擇切入單一題材，或以見微知著的敘事策略讓觀眾瞭解該國電影產業的歷史或現狀。相較之下，《我們這樣拍電影》展現了台灣電影工作者的硬頸精神，從今年《愛琳娜》上映前一刻開始拍攝，到《聶隱娘》上映時殺青，蕭菊貞的攝影機不但記錄今日台灣電影工作者的風光與落寞，更紮紮實實走訪侯孝賢、蔡明亮、魏德聖、周美玲等各台灣電影要角，從作者的創作精神談到產業的復甦與障礙。蕭菊貞和監製游惠貞強調，我國難得能在國際影展中，以「台灣」名義名正言順地擁有舞台，因而儘管製作時間只有極短的五個月，為了讓更多人看見台灣，他們還是咬緊牙關抓住難得機會。在短短數月中，她們訪談了近30位劇情片、紀錄片工作者，但礙於韓國放映的短版紀錄片篇幅有限，只能先聚焦新電影以降的重要劇情片作者。至於在台灣電影發展中同樣扮演重要角色的紀錄片，以及近年重新露出曙光的台灣商業電影與市場現象，這些議題將在金馬影展放映的長版紀錄片中獲得探討。

見證台灣電影關鍵時刻

從《白鴿計畫》到《我們這樣拍電影》，蕭菊貞的兩部紀錄片都在關鍵時刻見證了台灣電影的處境。前者記錄了台灣新電影從1982到2001年的發展，也記錄了台灣電影產業在政府全面開放電影市場的政策下全面崩盤的存亡之秋；後者則在台灣電影產業復興的當下，回顧電影工作者們茹苦含辛為台灣電影延續命脈，直到下個契機出現。蕭菊貞說回顧當初拍攝《白鴿計畫》的心情，「我當時並不知道台灣電影已經走到了最低潮，只是覺得大家好苦，應該要幫台灣電影留下記錄。」沒想到這部電影在今日已成為台灣電影史課堂上的重要教材。

這次接續記錄台灣電影過去15年的歷程，蕭菊貞想讓觀眾看到當今台灣電影能夠連年開出破億票房的成績，其實來的並不容易。在釜山影展短版紀錄片放映的映後座談裡，蕭菊貞和在座各國觀眾分享拍攝心得時說道，走過這段時間的台灣電影工作者都有革命情感，「最讓我感動的就是我們這群做電影的人。台灣市場小，人口很少，台灣電影的票房也很不好，在這麼困難的市場和環境裡頭，當大家都在喊『台灣電影已死』的時候，我們一直努力讓它活下來，直到新的契機出現。」

訪談中蕭菊貞進一步解釋，在1990年到2000年的台灣，先是支撐電影工業的商業電影出走，後有政府直接全面開放電影市場，迫使當時一部以500萬輔導金拍攝的國片必需和好萊塢大製作競爭，市場機制陷入惡性循環。回首台灣電影走到最低潮的時刻，導演說當她和游惠貞旁白字幕提到的票房紀錄換算成美金時，都覺得很尷尬。「那個時候國片只要開出100萬台幣票房就可以開香檳，國外的觀眾雖然知道台灣出了很多電影大師，但他們看到這樣的狀況不知會怎麼想，在那個最艱困的時候如果不是這些作者硬撐過來，不會有2008年破億的票房出來。」蕭菊貞說。

獻給延續國片命脈的創作者

這也是為何這部紀錄片雖然講述的是產業的起伏，卻也花許多篇幅談論電影作者，「回過頭好好思考，台灣電影不是作者絕對凌駕所有之上，從2000年走過來，若不是這些作者打斷牙齒和血吞的硬撐，台灣電影早就死掉了。」蕭菊貞說。也是因為產業環境不好，聽到有機會能為台灣電影發聲，許多作者都很幫忙。

但將電影作者放在以票房為依據的市場角度中，有時難免凸顯創作者懷抱理想面對市場時的落寞，但蕭菊貞導演認為兼談創作精神與市場運作並不衝突。導演解釋，對台灣電影創作者而言，票房是機會，也是很難很苦的盼望。「台灣電影創作者令人感動的是，遇到動人的事物，不管賣或不賣他們都會拍攝。但他們的創作不一定背離觀眾，畢竟只有作品賣了未來才能找到更多資金來創作，是一體的問題。求好和票房不是切割的，有票房才有投資者，如果都靠輔導金而沒有投資，產業就完了。」蕭菊貞接著也就市場面來解釋，「他們努力拍了作品，一定都想給更多人看到，如何反映大家的反應，票房數字也是一個依據，2000年到2007年之間，很多人對國片印象是不用進電影院，這樣的情況下作者有孤獨感，沒有人來看他所感動的故事。幸好這幾年我們看到觀眾回來了。」而回到創作的核心，難以掌握的票房充其量只是一個參考指標，「真正重要的是創作的精神，以及如何看待你在創作的電影，以及電影在當代社會中佔有的位置與意義，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台灣這群電影人是很用力在做這件事。」蕭菊貞說。

用國家危機意識為台灣發聲

除了台灣電影工作者的堅持精神，蕭菊貞在片中也著重處理台灣電影在銀幕之上與銀幕之外的台灣認同，以及在中國強勢的政治與市場影響力下，台灣電影產業的尷尬處境。《我們這樣拍電影》是「The Power of Asian Cinema」所有影片之中最強調自己國族身份的作品，監製游惠貞在受訪時表示，「在『The Power of Asian Cinema』十個國家的系列影片裡，台灣是最有國家危機意識的，我們一副就是『如果我們不談，全世界誰理你台灣電影』的態度。」這樣的危機感也來自於台灣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政經關係。蕭菊貞在釜山影展的首映座談向觀眾解釋，「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十分特別，這個議題在台灣內部也有很大的衝撞，很多時候我們到外面參加影展，我們沒辦法說自己是『come from Taiwan』，我們常常會變成『China, Taipei』，很多時候我們的國旗是不能在電影裡面出現的，因為中國不能接受，這都是在台灣做電影面對島內現實與對外的現實，電影應該用更開闊的胸襟去看待，這對台灣人而言是很複雜的情感。」

不被承認的身份，以及過去複雜的歷史，造成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對於自我身份的焦慮與缺乏自信，而這樣觀點常常被觀眾帶入電影的解讀之中，例如魏德聖導演《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面對的指謫就讓他有滿衷無奈。面對台灣觀眾對於國片中意識形態的過度臆測，蕭菊貞導演認為「我們創作是對生活、對這邊的土地、人、文化的故事的觀察與感動，不需要被貼標籤。電影像一面鏡子，反映出真實社會的現狀，電影呈現出的焦慮，也是台灣社會的焦慮。」

電影人群相構成的動人風景

而儘管面對許多來自於政治與產業、市場環境的問題，《我們這樣拍電影》仍是台灣電影從谷底重拾生機過程中重要的記錄，更是向所有走過這段時期的創作者致敬的紀錄片，面對今日台灣電影創作者幾家風光幾家落寞的光景，蕭菊貞說「對於這些人的努力我是正向以待的。有些導演票房或許不如預期，我仍很佩服他們的努力，比方《愛琳娜》的導演林靖傑就真的在搏命，票房仍不如預期，但那部片有沒有可以更好的地方？有。但不要去怪作者，他已經很努力了，在好幾年才能拍一部片的條件下，大家都是很拼的。所以你要我去看台灣電影的特色，這些電影人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一幅風景了。」

《我們這樣拍電影》將在11月19日18：30於樂聲戲院進行台灣首映，詳細資訊請見金馬影展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