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著眼淚微笑，或帶著笑臉的面具腐朽：淺談蘇菲亞‧柯波拉
從1999年的首部作《死亡日記》（The Virgin Suicides, 1999）以來，蘇菲亞‧柯波拉（Sofia Coppola）的電影毀譽參半，難有定論。喜愛者讚之精準詮釋都市心靈的敏感及徬徨，嫌惡的人則譏她在肚臍眼上喃喃自語。雖然引起爭議，但她的電影卻明顯地自始便確立出一種風貌，這風貌聚焦在對特定底層情緒的直觀，不限於題材或手法，或者說，其實她在作品之間試圖挖掘的，是這些身分差異背後共通的氛圍：受制於特定的情勢、欠缺與他人心靈上的溝通，從而陷入幾乎是未能察覺、卻又深入骨髓的受困感，而結局往往偏於喜劇或悲劇的傾向。在她作品中的主角，不是昇華，就是死；如此極端的反應似乎反映出她對於揭穿虛妄表面背後接踵而來的是深度的幻滅，因此若非以更宏觀的態度來對待現實，便是墜落到底直達毀滅的深淵。
或許我們該說，這種臨界的張力正是她的起點，人物的反應、抉擇，正是其創作力的展露。從死/生的二元設定出發，觀察不同情境下的眾生所顯現的樣貌可能更令她感興趣。以《愛情，不用翻譯》(Lost in Translation, 2003)的結尾而言，Bob攜帶異地邂逅留下的印記，回到他作為人父及丈夫的責任裡，不規避自己要面對的責任，又肯定這段愛情的真實，試圖在兩者間維繫平衡而產生繼續生活的動力；這樣的昇華來到《在某處》(Somewhere, 2010)時，則轉為Johnny Marco拋棄油箱耗盡的跑車，卻依然向不確定的彼方步行而去。不論是回到可預期的無趣家庭，或丟開一切讓自己重新潔淨，既是殊異的抉擇，又同是基於對生活本質更深的體悟而引發的舉動。而比較《死亡日記》及《凡爾賽拜金女》(Marie Antoinette, 2006)的處理，前者是一群女孩在中產階級的無感生活中逐漸枯萎，最後陸續採取自殺的行徑，後者則是法國路易十六的皇后Marie Antoinette迷失在食慾與肉慾的放縱中終於不可自拔；倘若我們將前者理解為有感於匱乏加劇而激烈的靈肉分離，那麼後者便是心靈的徹底潰敗而完全淪喪了。
這樣的比對讓人看出，蘇菲亞‧柯波拉電影中的求生或死亡意涵，遠較字面上的陳述來得複雜。生命的意義可以急轉直下，不論肉體是否存亡；同樣的，對於現有的人生採取拋棄或順從的決定，可能來自的是相似的嶄新體認。因為她所關切的核心，是人在突然意識到生活的框限之後所引爆的不確定性，因此《凡爾賽拜金女》並不擁有我們熟悉的古裝戲劇情節，而《在某處》中儘管Johnny Marco一直開著跑車移動，卻與公路電影一點也搭不上邊，反而有著濃厚的拘禁感，就如同片首我們看到跑車不斷重複的迴圈。
在相同的主題下，像科學家般的好奇找出不同的實驗對照；對蘇菲亞‧柯波拉而言，有趣的不是結論，而是完成這趟宿命之中迂迴、延遲、斜行、變異的路徑。為何有的人以一種不可理解的形式獲得救贖而其他人並沒有？單純的因果關係無法解釋，也太過簡約人的複雜及獨特。人選擇精神上或肉體的自絕，抑或背負未盡的義務而生存下去，背後有著難以透析竟全的線索；於是一次接一次，我們看到她重複在問相同的問題，卻以不同的方式、以及不同的位置。
而這一系列作品下來，若說她在形式有什麼變化的傾向，那麼《愛情，不用翻譯》裡藉由Bob與Charlotte大量的對話所構築的探問，在《凡爾賽拜金女》及《在某處》已轉變為某種純粹展現的姿態。《凡爾賽拜金女》其中某個段落大量剪接了各式甜點的展演，然而這些誘人、斑斕的色彩卻突顯Marie Antoinette華麗生活的內在空虛，遠比不上她在花園間移動那個充滿光影的主觀鏡頭來得誠摯動人。《在某處》則以一個更直截有力的畫面帶出明星生活的底蘊：Johnny Marco因為動畫的需要而製作頭部模型，於是出現一個他在未乾的模具內靜止不動的畫面，Johnny的眼耳皆被封閉，僅露出一對鼻孔發出粗重的呼吸。在這樣的呼吸聲及鏡頭微微向前推進審視的態勢下，這個將內在時間延伸的長鏡頭，俐落地揭穿了他在無盡的派對與通告中陷入的困境：他所有的活動都是被安排、被制約的，跟人的相處都是被社交需求所限定的；其實他已成為Johnny Marco這個名字的奴隸，而不再是他自己。
我與我自身疏離，是這些人物的共同特徵。但仔細觀察，這既非遠離單一生活便能夠逃脫，亦非轉換環境就徹底根絕。《愛情，不用翻譯》裡的兩個主角來到異地，非但沒有接觸新奇事物的快感，反而，是他們對生命的茫然被激化而浮上檯面。傳統公路電影的模式及預期之所以放在《愛情，不用翻譯》和《在某處》中有所出入，是因為它們著眼的不是生活有形的層面，更是其內在結構最深的倦怠感；內心情感的藩籬未曾消除，不論到哪都是陷入迷失的流沙。但即便開始意識並提問意義，也並未因此解決受困的處境，除非，帶著這個問號投入變得無法預期的生活。
這縱身一躍的勇氣怎麼來的？或者讓我們再問，如何區辨眼花撩亂的假象，與真正的改變？在未能全盤通曉的局面下我們敢否嘗試？即使那有可能導致另一次重複的挫折？蘇菲亞‧柯波拉透過電影中的人物所丟出的正是這樣的提問：人在每次如此無法保證結果的決斷與行動裡究竟體現出什麼？Marie Antoinette最後順從了而不再抵抗，可至少我們看到她曾經有過的嘗試；就像《死亡日記》裡的女孩們那些微小的抗拒，它似乎讓被命定的路線稍微地、小小地偏離了，被丟下了一絲或許可稱為希望的種子。即便宛如薛西佛斯般徒勞無功，至少過程裡還製造了違禁的樂趣。這些被牢牢綁縛的人不只取得對生命暫時性的主動，也開啟出新的想像；也許輪廓並不清晰，也並不見得一定落實，但起碼可以有預料之外的期待。而在這即將一腳跨入暗處的姿態的一瞬，他們在這世間存在的重量，遂顯得真實。
（本文作者林忠模為南藝大音像藝術管理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