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春天》

導演Atom Egoyan執導的「The Sweet Hereafter」（1997），是一個細緻而深沈的故事。細緻，在於它的敘事交織法：不僅有兩年前、兩年後的時間交織，還有不同主人翁內心掙扎的心靈交織，雖然敘事不停交織，劇情卻不曾混亂的彼此呼應，持續往前推進，越來越貼近「The Sweet Hereafter」的核心。深沈，則在於死亡事件的不停呼喚生者，直到生者被迫對自己之前的生命做出反省、對自己日後的生命做出抉擇，這種因死亡催逼而出的生命，就不可能是輕薄短小的內容。這部電影有非常多的內心戲，導演絕不明指的，要觀眾用影像敘事前後銜接對映，自己找出最深刻的答案，因此有蠻多的詮釋空間。

故事焦點是在一樁校車意外，校車翻落跌進冰封的河谷，最後只有女司機與一個女孩倖存，兩人都受了傷，女司機傷到脖子，但可以痊癒，而女孩，將終生癱瘓使用輪椅。

意外發生後，律師史蒂芬主動出現，他想爭取為這些死去孩子的父母興訴訟，告校車製造商，與負責維護鎮民生活安全的行政單位，當然，訴訟贏了大家都可獲得理賠，律師也能賺到律師費，若訴訟輸了，大家都一無所得。

史蒂芬是興訴訟的老將，很知道怎樣引發受難家屬的深沈壓抑。他說：「我知道你在生氣，我讓你有機會怒吼，我可以成為你的武器，我們得伸張社會公德，巴士廠商或市鎮公共安全負責人，一定有人失職，總有人得為這件事負責。我們得保護其他的孩子，保障未來不會再有意外。....」

史蒂芬巧妙的引導受難家屬的痛苦情緒，將之轉化為憤怒，並包裝成伸張正義美德的說詞，使興訴訟背後可能有的復仇動機與私利企圖被模糊掉了。

史蒂芬這樣做，不只是為了賺訴訟費，更是在平衡他自己的心靈。史蒂芬有個已入歧途不肯回家的女兒。當他手機響了，他跟鎮民比利說：「是我女兒，但也有可能是警察來電告訴我她死了。」比利不信任他，問：「你為什麼告訴我？」史蒂芬憂傷的說：「因為我們都失去自己的孩子。他們自傷、迷惘、迷失，等可怕的事情發生卻太遲了，他們走了。」

「為何這個苦難會發生？是誰該為此負責？」本是受苦難創痛的人，很合理的人性反應，但這個校車翻覆事件，萬一不是律師想的，該由巴士廠商、或市鎮公共安全維護人員負責呢？苦難創痛的情緒，是很容易被誘導的，它可能成為人性善良的昇華，它也可能成為人性邪惡的墮落。律師有這個資格來引導苦難創痛的情緒嗎？

談到這裡，我們會發現，導演Atom Egoyan的電影主題，經常迂迴往復於苦難受創這樣的主題，用各種方式在問：何以會發生？該不該遺忘？如何走出創痛？如何原諒？從他的「The Adjuster (1991)」、「Exotica (1994)」、到此文談論的「The Sweet Hereafter (1997)」、以及「Ararat（2002）），就像一首主題動機旋律的精妙變奏。

如果說，「Exotica」是在談創痛中的醫治，則「The Sweet Hereafter」就是在談創傷中的復仇。

電影最後將焦點集中於妮可這個唯一倖存的女孩。
透過一則畫龍點睛的童話故事「吹笛人」，畫龍點睛的說出妮可將創痛轉變成復仇、以宣洩痛苦的深沈心機。妮可看重的是這則童話的結尾：「失去所有的同伴以後，他再也無法忘記那些自己已被剝奪的....。」

於是妮可選擇說謊。她誣陷了女司機德洛麗絲，說是她的錯，因為她開太快了。訴訟終於因此輸掉。妮可成功的背叛了父親、嘲諷了律師、驅逐掉最溫暖最有愛心最沒有罪的女司機德洛麗絲，也讓全鎮過去的愛與祥和毀於一旦。一切起於「無法忘記自己被剝奪掉的」。妮可的世界與心靈都將從此徹底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