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思索––談安德烈薩金塞夫《歸鄉》
生與死之間的輪迴，生命的終點也可以視為生命的重新起點，我們都在這一個脈流裡出生入死。常把死亡當作為靈性的回家，肉身遺留在人世之間，靈魂繼續流浪，而故鄉是所有流浪者最初的起點，所以我們原始真正的家是在天國，在人間的家或許只是其中一個中繼站。
電影以《歸鄉》（the return）命題，離家十二年的父親從「未知」的地方歸來，回到了陌生的家，這是他一手創造的家，在社會價值的認定下成家，結婚生子，但是他卻背離了他自己所成立的「家」，兩次的離去促成了他兩次的回歸，當中有兩層指涉，一是回世間的家與回上天的家：一次即為在星期一，他從消失的十二年中回到「家」；一次在星期六，也是電影最後一段，父親的死亡象徵著他真正的回家，而這個家是靈性之家。此意象可以延伸到家／屋的展現，房屋在片中出現了兩次：一次為全家人所居住的家屋、一次為無人島上的空屋(臆測為父親消失十二年所居)，兩個房屋似乎都是父親所停留過，但最後他選擇永久居留的是大海，這廣闊的大海象徵著大地之母肚中的羊水，這也象徵著父親此次的歸去代表著另一個新生命的循環開始。
除了生死議題的探討，電影也隱含著許多宗教問題的思辯：以「七日一週」的創制，《創世紀》記載：「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將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而電影就以七日作為分段，並以星期日作為故事開頭(基督教公認一星期的第一天)，在星期六作為結尾；又以父親的身份象徵探討，他到底是耶和華的化身？還是耶穌化身？耶和華是聖父，耶穌是聖子，電影中的父親生育／創造兩個兒子，也在第七日安息；不過電影中出現父親成為畫作《死去的基督》、《最後的晚餐》中的耶穌化身，兩種角色的錯置呼應到了耶和華與耶穌關係複雜難解。
電影中角色人物單純，除了片頭段落，其他段落都以父親與一對兄弟三人關係撐起整部戲劇，開頭出現兄弟與同儕間的嬉戲與爭執；以及第二段父親的臨時回家，母親與祖母面對缺席十二年的父親那種情感上的疏離，以及女性角色的短暫出現，都可以將此片解讀為「男性中心主義」的電影，母親提議父親帶著兄弟倆外出旅行，也能視為女性暫時脫離沙文主義的枷鎖。除了母親與祖母外，片中出現的女性角色多半只是過場，也扮演較為刻板的角色，如父親眼中的窈窕女子、餐廳裡頭的服務生，而她們都沒有以正面示人。
三人／單數關係是許多電影喜歡處理的角色議題，因為往往會出現不平衡、不對等的狀況，這也能衍生到父母教養中的不平等待遇。如同在車中，伊凡被安排在後座，而安德與父親坐於前座，這也呼應到兩兄弟個性的不同，如果父親是政治英雄、宗教聖父與父權的化身，那弟弟伊凡即是懷疑論者，甚至是反抗者，而哥哥安德就是這種意識形態的順服者。而三人的關係，也讓我聯想到是否這個數字與基督教上的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有間接上的關連。
這趟旅途可以視為兄弟成長的歷練過程，從一開始與父親遠行的害怕，如同在成長過程中我們一定會面對新鮮但陌生事物所產生的恐懼，開頭他們重新回到閣樓找尋過去的相簿，找尋過去對於父親的印象，徬徨中與之面對、與之相處，在最後找到出口。相片成為電影以外的另一種媒材，相片是記憶的載具，車上發現父親攜帶著小時候的合照，一張照片維繫著與家斷線的十二年，以及結尾段的一張張照片，從七天出遊中父親缺席的照片，一直倒轉到兩兄弟的成長照片，再到嬰孩階段父親現身的照片，如同快速生命的倒敘投影片，紀錄著父親與兄弟間的關係。
短暫的七天其實可以視為父子空白十二年日子的濃縮，他們一同經歷青少年進入成人世界所需要的學習，父親也在七天內彌補了過去十二年的教養教育：餐桌禮儀、弱肉強食的真實社會面、守時觀念、開車划船掌握、鋸木技巧，但是這些教導卻鋪成自我毀滅的道路，而再多的彌補與改變卻也無能力抗伊凡的叛逆。
觀看成長，主角伊凡在旅程當中，不斷要求要「回家」，但不禁會問有了父親與哥哥的狀況下，這何嘗不是一個「家」？以伊凡這個年紀家庭的歸屬感是非常重要，如果有此歸屬，那何處不是家。劇情中，父親放生兩次伊凡，一次是請兩兄弟搭公車回家、一次是伊凡不滿離開原先釣魚的湖畔，父親一氣之下趕他下車，這算是「離家」的型式。而最後，兩兄弟確實要回家，但這次歸鄉卻付出了慘痛的生命代價。
電影的開頭與結尾相互呼應，拋下的伏筆建構出整部電影的劇情，也象徵生命的循環、生死的輪迴，而本片也可以看作沉重的成長公路電影，一趟旅行讓兄弟倆體會到長大的真諦，而前方所發生的種種都促成了後段的結果。而父親缺席的十二年呼應到俄國的歷史變革，以影片年份2003年往前推十二年即為蘇聯宣布解散的1991年，蘇聯高度的政治集權以及強硬的軍事制度都呼應到父親在旅程中強勢的教育方式，除了可視為政治上的極權主義也可以看成極端父權主義的模型，而最後父親／父權的死去就好似蘇聯解體後政治自由的回歸。
《歸鄉》中就能看見導演安德烈薩金塞夫以宗教故事原型作為命題去探討家庭結構的關係，並暗喻當今的社會狀態，從影像風格上也可以看見其詩意冷冽的美學以及大遠景鏡頭的運用，這也反映在自身為俄羅斯國族的性格上，從中也能見識他將成為當代影壇不可或缺的大師級導演。